歷史上有二十一位河間王，他們分別在不同的時期：漢朝、西晉、元朝、北齊。其中劉姓十五人，司馬姓一人，高姓二人，孛兒只斤氏三人。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是漢代的河間獻王劉德，他是漢代搶救古籍的第一位高階人物，其學宮是漢代研究機構之祖，其次是晉代八王之亂中打敗眾多王室的一匹黑馬——河間王司馬顒。歷代河間王，作為歷史正面人物的主要是漢代的河間獻王劉德。

漢朝

河間獻王劉德

河間獻王劉德是漢代搶救古籍的第一位高階人物，其學宮是漢代研究機構之祖。是歷代河間王裡最著名的人物，有時簡稱河間王或漢代河間王。歷代河間王，作為歷史正面人物的主要是他。

其他

河間王在漢朝時期共有過四次冊封，分別為。

第一次冊封

河間文王劉闢疆，前178-前165年在位。

河間哀王劉福，前165-前164年在位。

第二次冊封

河間獻王劉德，前155-前129年在位。

河間共王劉不周，前129-前125年在位。

河間剛王劉基，前125-前113年在位。

河間頃王劉緩，前113-前97年在位。

河間孝王劉慶，前97-前54年在位。

河間王劉元，前54-前37年在位。

第三次冊封

河間惠王劉良，前32-前5年在位。

河間王劉尚，前5-9年在位。

第四次冊封

河間孝王劉開，90年-132年在位。

河間惠王劉政，132年-142年在位。

河間貞王劉建，142年-152年在位。

河間安王劉利，152年-180年在位。

河間王劉陔，180年-221年在位。

西晉時期

兩晉歷任河間王

史稱 姓名 在位時間 備註

司馬遺出繼後代，司馬洪支系

河間平王 司馬洪 265─276 司馬望之子，出繼昌武亭侯司馬遺，受封第一代河間王

河間王 司馬威 276 襲洪河間王爵，後徙封章武，後又出嗣義陽王望

司馬孚直系後代，司馬顒支系

河間王 司馬顒 276─306 司馬孚之孫，初為太原王，後徙封河間

河間王 司馬融 306 司馬植之子，徙封樂成

河間武王 司馬欽 330─365 　　

河間景王 司馬曇之 ?─384 　　

河間王 司馬國鎮 ?─399 　　

八王之亂中的河間王

司馬顒（？-306），西晉宗室。字文載，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人。司馬懿弟 司馬孚孫，太原王司馬瑰子。 咸寧三年（277）受封河間王。遷北 中郎將，監鄴城。

元康九年（299）為平西將軍，鎮 長安。趙王司馬倫篡位，乃舉兵響應 齊王司馬冏，進位侍中， 太尉。永寧二年（302）底受密詔起兵討 司馬冏，次年又與成都王 司馬穎合兵敗長沙王司馬乂，隨後其部將 張方劫惠帝及穎至 長安。 永興二年（305）七月， 東海王司馬越被王浚推為盟主，欲率師迎惠帝司馬衷還復舊都 洛陽。三年正月， 司馬顒因 劉喬兵敗欲與 東海王 司馬越講和，然 張方不從，又受參軍畢垣挑唆，遂使人殺之，送首級於東海王司馬越請和，司馬越不許，命宋胄等率 鮮卑兵西迎惠帝。五月， 司馬越前鋒 祁弘連敗 司馬顒軍，入關。 司馬顒單騎逃入太白山。 司馬越以詔書徵 司馬顒為司徒。司馬越弟 南陽王 司馬模暗遣其將梁臣於新安（今河南 澠池東）途中殺 司馬顒，並其三子。

北齊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

子 高正禮，承襲河間王的爵位。

元朝時期

元朝時期，河間王封地在今 河北省境內，為金印駝紐王。

忽察，闊列堅之子。

兀古帶，闊列堅之孫，至元二年（1265年）封。

也不幹，兀古帶長子。

歷史上河間王很多，劉德是最著名的河間王，諡號“獻王”。劉德是漢武帝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後來因漢武帝一句話憂憤而死。

1.個人簡介

劉德的出生年份已經難以考訂，學者透過各種資料推測，劉德是漢景帝次子，為慄姬所生，出生年份應該在公元前176年-前175年。

史籍記載，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劉德為河間王。

劉德喜好儒學，為人處世頗有仁者之風。劉向在《說苑》一書中，引用過劉德的話。劉德說自己信奉“堯道”，“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從這句話來看，劉德是一個關心民生疾苦、主張仁義治國的諸侯王。

2.劉德的貢獻

劉德統治時期，河間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都處於全盛。但他的主要貢獻，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可以說，他有承上啟下的貢獻，所以現在大家紀念劉德，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第一個貢獻，復興儒家，形成了河間儒家學術中心。

《史記·五宗世家》記載，劉德“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這句話簡單翻譯一下，就是劉德熱愛儒學，品德高尚，所以山東一帶的儒生們都聚集到他這兒了。

劉德修了一個叫“日華宮”的賓館，給這些學者白吃白住，另外還開放了自己的藏書，給這些學者們研究。

實際上，當時能形成河間儒家學術中心，先是具備了一定的歷史條件。

首先是機遇。漢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政府明令廢除了秦朝流傳下來的“挾書令”（禁止私人藏書議書的法令）, 學術自由的跡象開始顯現。當時有幾個諸侯王，重拾先秦時期的養士遺風，比如淮南王劉安，就養了很多道家的學者，並寫出了《淮南子》一書。

其次是河間國接近儒學的中心。河間國所處的位置，是齊魯燕趙交匯之地，是戰國時儒學繁盛之地。而且，這個位置在秦漢戰爭時遠離主戰場，遭受的破壞相對較小。

最後，是儒家學者長期被壓制，渴望出世。西漢前期，尤其是景帝時，政府主要好黃老之術，政府官員大多修習黃老之學，儒家學者抱著出世之心，卻沒有出頭之日。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河間王劉德高舉振興儒學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應者雲集了。

第二個貢獻，蒐集失散的古籍善本，編纂整理，保留了文化傳承的火種。

秦漢之際，儒家的典籍連遭厄運，先是秦朝的“焚書”, 把民間的儒家典籍燒得差不多了，後是項羽入咸陽火燒阿房宮，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燒得差不多了。這兩把“火”讓當時很多古籍失傳，留下來的大多散落於民間。

劉德當了河間王后，主要工作就是蒐集這些散落於民間的儒家典籍。據說，他不畏勞苦，足跡踏遍魯燕趙魏，只要一聽說民間有善書者，就親自跑去重金購買。對於那些不願意賣的，劉德也不硬搶，而是好言求之，這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是挺難做到的。

史籍記載，很多人聽到了劉德的賢名後，都不遠千里，帶著先祖的舊書來投奔劉德。史籍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河間“故得書多，與漢朝等”，一個河間王的書，和朝廷裡藏書一樣多了。

河間王得到這些典籍後，並沒有束之高閣，藏起來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對所得之書進行整理研究，將其“聚殘補缺，較實取正”，便於圖書的傳播發展。有史料證明，現在所稱的《周禮》，當時叫《周官》，就由河間王帶人補充過。

其次，堅持流通開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書大多以藏為主，不對外開放。而劉德不同，他敞開門戶，和手下的學者們一起研究，達到了資源共享的目的。

第三個貢獻，承上啟下，極大促進了《詩經》和《左傳》的傳播。

劉德專門設立了《毛氏詩》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詩》說起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說《詩經》，大家就都知道了。兩漢時期，《詩經》學比較繁盛，一共有魯、齊、韓三家官立詩學。後來，劉德立善於說《詩》的毛公為博士，形成了《毛詩》一系。當時，魯、齊、韓三家似乎更受青睞，可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三家詩學漸漸式微，而《毛氏詩》卻發揚光大，並最終成為了現在流行於世的《詩經》。這充分說明，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劉德是獨具慧眼的。

《左傳》在漢代稱《左氏春秋》，劉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這部經典以王國官學的地位得以繼續傳授，並流傳後世，現在《左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文獻典籍。

所以，在《詩經》和《左傳》的傳播上，劉德承前啟後的功勞不可磨滅。清朝學者戴震對此大加讚賞，說劉德目光遠大，很有見地，“當景帝、武帝之間，六藝初出，群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

3.因政治鬥爭，劉德被漢武帝逼死

漢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6年) 冬十月，河間王劉德朝見。漢武帝提了一些問題，劉德都依據儒家的思想，對答如流。漢武帝嘿然冷笑，對劉德說了這麼一句：“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經典臺詞，翻譯過來就是說：商湯王當年只有方圓七十里的地盤，可他大行仁政，最終奪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當初只有方圓百里的地盤，可他大行仁政，最終奪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經常用這句臺詞來告誡君主們多行仁政，所謂“仁者無敵”，只要你實行仁政就會天下歸心，實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但這句話從漢武帝嘴中說出來，就是另外一個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說河間王您老兄和商湯周文差不多，好好幹，最後天下都是你的。

劉德聽後，明白了漢武帝的意思，回到封地後，每天飲酒作樂，第二年春天就死了。

那漢武帝為何要用言語擠兌劉德呢？主要原因大概有兩點。

第一點，學術之爭，思想文化的大一統的需要。

河間王崇尚儒學，漢武帝也崇尚儒學，但兩人崇尚的儒學，本質上卻有很大的差別。

漢武帝崇尚的儒學，已經被後人奉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過，和傳統儒學有很大差別。董仲舒一系的儒學，學術特點是“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是一種吸收了陰陽家、法家等多學派思想形成的一種新儒家思想體系，簡而言之，就是“外儒內法”。這種儒學體系，是專為漢武帝想要的專制制度背書的。

而劉德的儒學，是圍繞著周禮而建構的，以傳統的儒家仁義為核心，其思想核心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統，不允許有兩個學術中心，所以河間儒學必然會遭到打擊。具體打擊手法上，漢武帝選擇了“擒賊先擒王”。這一手極為有效，劉德死後，河間儒家學術集團也就煙消雲散了。

第二點，劉德聲望較高，遭到了漢武帝的忌恨。

上面我們說過，劉德喜好儒學，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歸附於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聲望。雖然他本人並無與中央對抗的野心，他的舉動也完全源自於對學術的愛好，但聚他身邊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讓皇帝感到不安了。所以，漢武帝對劉德聲望日高的事實，自然不能坐視不理。

劉德死了，但後人對他的敬仰卻不絕於史籍。比如司馬光就對劉德推崇備至，在《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河間獻王贊》中，司馬光認為劉德沒當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賞劉德，他在《朱子語類》中說，假如河間王當了皇帝，用董仲舒為丞相，汲黯為丞相，那麼漢朝的禮樂一定會興盛起來（朱熹可能沒注意到河間王劉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質的不同），這些讚美或許有誇張之處，但確實反映了劉德在中國文化傳承中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