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為依歸的，所謂“天命靡常，惟德是親”。這可說是第一次將道德的意義超越人類力量的命運。
>> 郭店文書《性自命出》說：“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裡的“天”，不一定是一個有意識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間各種力量的總和；在這個宇宙力量的總和中，每一個人有天生的稟賦，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詞。
【如何理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天命，其中是否具有道德意義？
“天命”體現了“人”的意識的覺醒，延自周易，所謂命運的力量也一定程度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種種抉擇影響著命運發展的軌跡，之後孔子對“命、性、仁”的觀念給出了系統的理解，仁是每個人都擁有的，代表善和美的人性的本質，但是需要自己的探索和有意識地培養，這便是“性”的體現，在道德品質的完善和踐行種，得以窺探出自己的天命，成為理想社會這個有機系統中的一元。“天命”的學說反映了古代華人對宇宙的思考，賦予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和個人價值體系在社會整體價值中的定位。但是“天命”也有其本身的侷限性，這種觀念僅停留在政治層面，這種道德思想的萌芽，沒能轉化成像佛教和道教一樣的宗教，原因大致在於其政治性和抽象性。於是宗教世界的留白給了外來佛教和本土民間道教發展的空間，使得世俗文化、政治文化、本土文化、外來文化等等有機成分相互交融，互相影響，豐富了中國古代人民的精神世界。】
>> 志怪小說在兩晉南北朝頗為發達，其中緣故頗可探討，至少有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佛教經典中本有許多故事，傳教講經常以這些故事說明經義。儒家一向不談怪力亂神，但在佛教瀰漫各處時，中國的文人學士，也會致力於描述靈異事件。
>> 《再生緣》的女主角易釵為弁，文武雙全，使男子低頭。樊梨花與穆桂英，則更以武藝壓倒夫婿，勒逼這些勇將娶自己為妻。這是民間對於正統社會秩序的抗議。
從《三國演義》桃園結義的故事，可覘見民間文化強調個人與個人之間建立的“義氣”。義氣的位階高於君臣與夫婦諸倫。在說唱與戲劇中，許多英雄以義氣為重
，為朋友可以犧牲性命；反之，背義的奸人，永遠被世人唾棄。於是，瓦崗與梁山的結義，在民間社會不斷被當作結合個人為自願群體的模式。
佛教的命運與報應觀念，深入民間文化。冤仇相報，固是前述朝代遞換的解釋，也是人際關係的解釋。於是，羅成與唐太宗的深厚交情，一世不能了，還須在羅成轉世為薛仁貴後，再一次以“白袍小將”立保駕之功。不幸死於非命的張飛，兩次轉世，一次是張巡，一次是岳飛，都是雄武過人，又都是死於非命。包公是魁星下凡，岳飛是大鵬金翅鳥轉世，皆說明了他們的非凡性格。
【民間所流行的小說，映射出民間文化的形態。一是世俗文化的發展，例如宋人的筆記小說，元代的戲曲，清朝的白話文小說，豐富記敘了民間生活的細節，二是這些小說以推崇美好的愛情和肝膽相照的俠義，反映了民間的在忠孝倫理之外形成的價值取向，三是這些內容豐富的民間小說，也體現了社會整體思想基調的進步，例如對正統社會秩序的反抗，女權平等意識的覺醒。
令人欣喜的是，中國民間文化保持著欣欣向榮的律動，印刷技術的基石和對文化教育的重視，培植了這方沃土，不僅形成了令人神往的文化風貌，還鍛接了一套穩定執行的道德約束系統。
民間秩序的執行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道德力量，正如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論，每個人在社群扮演著獨有的角色，以小我融入大我，既是監督者，又是被監督者。作者在《中國文化的精神》一書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中國傳統中的這一差序格局的特色，與今日西方文明中個人主義的極度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現今的中國社會，文化的交融也帶來了文化的入侵，西方式的“原子化的個人”現象開始出現，個人的孤獨和社群的渙散成為當代社會之痛。
傳統道德的力量隨著宗族社會的崩塌開始瓦解，社群向心力開始減弱，西方文化中自由思想和主觀世界崇高性也開始發生流變，道德監督的外力開始消解，不論是“基督已死“還是宗族社會的消亡，人們失去了向上攀登的定力，“向下墮落”這一黑洞的引力開始變得更為強大。】
>> 唐玄宗時，大將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敗於阿拉伯軍（751），唐軍的造紙工匠被俘，將中國造紙技術傳入阿拉伯，自此撒馬爾罕紙聞名歐亞，取代了羊皮及埃及莎草片。自此，造紙技術逐步傳入歐洲各地。
>> 隋、唐兩朝皇室的血統都是胡漢混血的。
【戰爭對於文化流動、民族融合的例證。縱觀中國歷史，戰爭也帶來了一系列積極影響，舉例言之，春秋戰國群雄爭霸，國家在互相戰鬥和兼併中，發展出高效強大的集權國家，使得資源和社群有效地集聚起來；漢朝時期對匈奴的擊潰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帶來歐洲史上的蠻族入侵，但也牽動了歐亞大陸的族群分佈，對西部地域的開發也開闢了促進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絲道貿易。但總體來看，軍事國家並不能帶來長期的繁榮和摧殘。
近代中國自太平天國戰爭以後，即出現了一步步走向“武化”的現象，首先是地方勢力對中央集權的蠶食，始終不能形成調動全域性的物資網和健全長久的體系，其次是維持龐大的武力是對人力和物力的極大浪費，作者認為中國百年來建設不如人意，其中有相當程度是由於耗費巨資於維持武裝力量。最後，反觀日本明治維新期的武化現象，日本軍人缺少和保守派的利益裙帶，遂能掀起狂風亂潮，但也在武力擴張中一步一步走向戰爭，也一步一步走向敗亡。這種黷武行為所反應的他們“武士道”的本性，是大和文化分流嬗變的一支，體現了孤島海魂中命定的民族基因。】
>> 宋代科舉比較能得人才，推究其中緣故，當因考試製度嚴密，彌封考卷，關說無所插手，考者不靠真才實學，頗難躐等。
>> 不過，換一個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帶立朝，終身不得擺脫公務員的身份。以蘇東坡為例，他一生負盛名，入仕之初，即為社會公認是宰相之材，但是仕運不順，除了一度擔任“知制誥”的學士（皇帝的秘書），終生在貶逐之中，甚至最後遠貶瓊密。若在別的朝代，他大可辭職高蹈，像陶淵明一樣，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計程車大夫，雖受空前絕後的優遇，卻也是依附政府豢養。宋代政爭此起彼落，士大夫進進出出，范仲淹、王安石諸人銳意改革，也還只是在原來結構中修補缺失而已。
【宋朝具有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一個文官系統，在科舉制健康執行的時期，世家大族的勢力就會削弱，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央集權的蠶食就會減弱，相對可以形成一個動態制衡的局面，利於人才湧現和政治清明。但作為唯一可與君權抗衡的社會力量，士大夫階層的壯大最終卻演變成了皇權的猜忌和黨派的紛爭，嚴重阻滯了制度的革新。
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帶來了武臣地位低下，軍力不足的弊端，也使得黨派鬥爭日益嚴峻，政治統治變成了權術遊戲。但是反觀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君臣關係滑入另一個極端，君臣關係的主奴性又開始強烈顯現，朝廷內外大臣成為忽必烈的家奴，僅是元順帝執政期間，殺掉的一品大臣則有五百餘人，這和宋代不殺文臣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在這種人的地位極度卑微的情況下，人的創造性思維和勞動生產力受到極大的摧殘，“天命”思想下個體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開始消亡。西方文明隨著“人”的大寫開始崛起，而中華文明層隨著“人”的墜落開始衰落。】
>> 尤可注意者，李、朱、楊諸人都以聚徒教授數學為生，而且都是河北人，活動地區都在今日河北西南一隅。河北一隅，儼然是數學教研的一箇中心。朱世傑、楊輝等人都著有便於學習的計算歌訣，而且也有專用於商業的商用數學。
>> 這些北方的學者，身處北族征服地區，也許正因為已經絕念於中國讀書人的以儒術取功名，他們竟有較為自由開放的求知態度，不再為正統思想桎梏。同時，他們的學問遂偏於實用。
>> 金元四大家均出現於中國北方，其地區與數學北方學派的地域相疊合。這一地區是漢地，卻已長期在漢人地方勢力與北族政權控制之下，為南宋治權所不及。這樣的“甌脫”地帶，文化傳統可能較弱，學者可以突破傳統的思考，於是竟能別出機杼，創新觀念。
【數學北方學派的出現，一是源自這裡遠離中央統治，不受儒家學派抽象理論的影響，二是這裡常受北族的侵擾，北族注重實用技術，燒殺搶掠之處，有技藝傍身的人可被留下性命。
由此可見，儒學學派注重道德教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中國文化和民族秉性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其主張的仁愛、寬恕、和諧、平衡對於當前人與自然的命題、國家與國家的關係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在這種抽象理論的過度衍生下，人們思想也出現了僵化，或是拘泥於抽象理論的無止境探討中，或是聚焦於對典籍細枝末節的考察中，忽視了實用技術的發展。在科學技術漸漸佔據世界舞臺主流之時，中國沒能迎流而上，因此錯過了發展的先機。】
>> 明軍主要的戰果，卻是覆滅了建國異域的華人聚居地，將南洋的舊港（亦稱巨港，今日蘇門答臘之巴鄰旁市）等地的華人首領，抓回中國。
>> 明祚二百餘年，其實不能與漢唐泱泱大國之風相提並論。其中緣故，可能由於開國之初，太祖立下“皇明祖訓”，嚴囑子孫不得輕易改變他訂立的典章制度。
>> 由於中國科舉取材，以八股考試考儒生對於儒家經典的理解程度，而又以朱熹理學的闡釋為正統的儒學，因而科舉制度防弊的方法越細密，越追求對於經典理解的正統化與標準化，終於考試考的是文章形式與教條，不是發揮經典的含義，更不容許從文字中提出新的闡釋。這種選士的方式與過程，發展為後世指責八股取士的病根！明代如此，清代也沿之未改！
>> 文官系統只能為君權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識形態，有效地制衡全無約束的君權，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弄權。
【明朝的政治體制與宋朝相比，呈現出更為嚴重的病態，也成為了封建社會制度積弊的一個重要縮影。細數其中，當以明朝政府守勢內斂、保守固執的心態為重要原因。除了對外來文化封閉的態度，還有絕對君權的陰影下扭曲的政治現象。以黃冊制度為例，明太祖為了能將皇權之手延至每一個角落，建立了龐大的黃冊來記載百姓資料。然而，制度積弊下，沒有出現可圈可點的改革亮色，只是在利益集團的衝突中重複著對百姓利益的盤剝。豪強鄉紳勾結裡甲胥吏、肆意塗抹黃冊、欺瞞中樞，於是，精英集團俘獲截阻了其中利益，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正如顧炎武所說：“富戶操贏以市於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於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
>> 簡單地用今日的名詞說，他（黃宗羲）盼望中國發展一個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與社會，以學校為議政之地，轉變中央集權的帝制為相當程度的地方自治。“
>> 程、朱、陸、王都在學問思辨上，有重大貢獻，但若是學者只著力於學問思辨，而缺少身體力行，上述內外兼修而又相合的工作，便無著落。
>> 顏元對於現實政治，亦有批判。他大致主張學問須能經世濟民，因此所著《存學》《存性》兩篇，都堅持“學”與“習”不能分開。他的教學專案，不僅包括儒家傳統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而且兼及實用的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學術專案言，即軍事學、經濟學、工業技術、農牧生產等項。他的關懷，在於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須擴而大之，由身及眾，由家及國，以教育正一國之德，以政治利一國之用，以生產與福利厚一國之生。這是從內聖走向外王的志業了。如果顏李學派能有更大的發展，清代教育制度當有相應的改革，而清代學術界與文化界的面貌精神，也會有極大的變化。
>> 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為依歸的，所謂“天命靡常，惟德是親”。這可說是第一次將道德的意義超越人類力量的命運。
>> 郭店文書《性自命出》說：“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裡的“天”，不一定是一個有意識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間各種力量的總和；在這個宇宙力量的總和中，每一個人有天生的稟賦，也就是“性”。“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詞。
【如何理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天命，其中是否具有道德意義？
“天命”體現了“人”的意識的覺醒，延自周易，所謂命運的力量也一定程度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種種抉擇影響著命運發展的軌跡，之後孔子對“命、性、仁”的觀念給出了系統的理解，仁是每個人都擁有的，代表善和美的人性的本質，但是需要自己的探索和有意識地培養，這便是“性”的體現，在道德品質的完善和踐行種，得以窺探出自己的天命，成為理想社會這個有機系統中的一元。“天命”的學說反映了古代華人對宇宙的思考，賦予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和個人價值體系在社會整體價值中的定位。但是“天命”也有其本身的侷限性，這種觀念僅停留在政治層面，這種道德思想的萌芽，沒能轉化成像佛教和道教一樣的宗教，原因大致在於其政治性和抽象性。於是宗教世界的留白給了外來佛教和本土民間道教發展的空間，使得世俗文化、政治文化、本土文化、外來文化等等有機成分相互交融，互相影響，豐富了中國古代人民的精神世界。】
>> 志怪小說在兩晉南北朝頗為發達，其中緣故頗可探討，至少有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佛教經典中本有許多故事，傳教講經常以這些故事說明經義。儒家一向不談怪力亂神，但在佛教瀰漫各處時，中國的文人學士，也會致力於描述靈異事件。
>> 《再生緣》的女主角易釵為弁，文武雙全，使男子低頭。樊梨花與穆桂英，則更以武藝壓倒夫婿，勒逼這些勇將娶自己為妻。這是民間對於正統社會秩序的抗議。
從《三國演義》桃園結義的故事，可覘見民間文化強調個人與個人之間建立的“義氣”。義氣的位階高於君臣與夫婦諸倫。在說唱與戲劇中，許多英雄以義氣為重
，為朋友可以犧牲性命；反之，背義的奸人，永遠被世人唾棄。於是，瓦崗與梁山的結義，在民間社會不斷被當作結合個人為自願群體的模式。
佛教的命運與報應觀念，深入民間文化。冤仇相報，固是前述朝代遞換的解釋，也是人際關係的解釋。於是，羅成與唐太宗的深厚交情，一世不能了，還須在羅成轉世為薛仁貴後，再一次以“白袍小將”立保駕之功。不幸死於非命的張飛，兩次轉世，一次是張巡，一次是岳飛，都是雄武過人，又都是死於非命。包公是魁星下凡，岳飛是大鵬金翅鳥轉世，皆說明了他們的非凡性格。
【民間所流行的小說，映射出民間文化的形態。一是世俗文化的發展，例如宋人的筆記小說，元代的戲曲，清朝的白話文小說，豐富記敘了民間生活的細節，二是這些小說以推崇美好的愛情和肝膽相照的俠義，反映了民間的在忠孝倫理之外形成的價值取向，三是這些內容豐富的民間小說，也體現了社會整體思想基調的進步，例如對正統社會秩序的反抗，女權平等意識的覺醒。
令人欣喜的是，中國民間文化保持著欣欣向榮的律動，印刷技術的基石和對文化教育的重視，培植了這方沃土，不僅形成了令人神往的文化風貌，還鍛接了一套穩定執行的道德約束系統。
民間秩序的執行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道德力量，正如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論，每個人在社群扮演著獨有的角色，以小我融入大我，既是監督者，又是被監督者。作者在《中國文化的精神》一書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中國傳統中的這一差序格局的特色，與今日西方文明中個人主義的極度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現今的中國社會，文化的交融也帶來了文化的入侵，西方式的“原子化的個人”現象開始出現，個人的孤獨和社群的渙散成為當代社會之痛。
傳統道德的力量隨著宗族社會的崩塌開始瓦解，社群向心力開始減弱，西方文化中自由思想和主觀世界崇高性也開始發生流變，道德監督的外力開始消解，不論是“基督已死“還是宗族社會的消亡，人們失去了向上攀登的定力，“向下墮落”這一黑洞的引力開始變得更為強大。】
>> 唐玄宗時，大將高仙芝在怛邏斯戰役敗於阿拉伯軍（751），唐軍的造紙工匠被俘，將中國造紙技術傳入阿拉伯，自此撒馬爾罕紙聞名歐亞，取代了羊皮及埃及莎草片。自此，造紙技術逐步傳入歐洲各地。
>> 隋、唐兩朝皇室的血統都是胡漢混血的。
【戰爭對於文化流動、民族融合的例證。縱觀中國歷史，戰爭也帶來了一系列積極影響，舉例言之，春秋戰國群雄爭霸，國家在互相戰鬥和兼併中，發展出高效強大的集權國家，使得資源和社群有效地集聚起來；漢朝時期對匈奴的擊潰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帶來歐洲史上的蠻族入侵，但也牽動了歐亞大陸的族群分佈，對西部地域的開發也開闢了促進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絲道貿易。但總體來看，軍事國家並不能帶來長期的繁榮和摧殘。
近代中國自太平天國戰爭以後，即出現了一步步走向“武化”的現象，首先是地方勢力對中央集權的蠶食，始終不能形成調動全域性的物資網和健全長久的體系，其次是維持龐大的武力是對人力和物力的極大浪費，作者認為中國百年來建設不如人意，其中有相當程度是由於耗費巨資於維持武裝力量。最後，反觀日本明治維新期的武化現象，日本軍人缺少和保守派的利益裙帶，遂能掀起狂風亂潮，但也在武力擴張中一步一步走向戰爭，也一步一步走向敗亡。這種黷武行為所反應的他們“武士道”的本性，是大和文化分流嬗變的一支，體現了孤島海魂中命定的民族基因。】
>> 宋代科舉比較能得人才，推究其中緣故，當因考試製度嚴密，彌封考卷，關說無所插手，考者不靠真才實學，頗難躐等。
>> 不過，換一個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帶立朝，終身不得擺脫公務員的身份。以蘇東坡為例，他一生負盛名，入仕之初，即為社會公認是宰相之材，但是仕運不順，除了一度擔任“知制誥”的學士（皇帝的秘書），終生在貶逐之中，甚至最後遠貶瓊密。若在別的朝代，他大可辭職高蹈，像陶淵明一樣，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計程車大夫，雖受空前絕後的優遇，卻也是依附政府豢養。宋代政爭此起彼落，士大夫進進出出，范仲淹、王安石諸人銳意改革，也還只是在原來結構中修補缺失而已。
【宋朝具有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一個文官系統，在科舉制健康執行的時期，世家大族的勢力就會削弱，既得利益集團對中央集權的蠶食就會減弱，相對可以形成一個動態制衡的局面，利於人才湧現和政治清明。但作為唯一可與君權抗衡的社會力量，士大夫階層的壯大最終卻演變成了皇權的猜忌和黨派的紛爭，嚴重阻滯了制度的革新。
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帶來了武臣地位低下，軍力不足的弊端，也使得黨派鬥爭日益嚴峻，政治統治變成了權術遊戲。但是反觀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君臣關係滑入另一個極端，君臣關係的主奴性又開始強烈顯現，朝廷內外大臣成為忽必烈的家奴，僅是元順帝執政期間，殺掉的一品大臣則有五百餘人，這和宋代不殺文臣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在這種人的地位極度卑微的情況下，人的創造性思維和勞動生產力受到極大的摧殘，“天命”思想下個體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開始消亡。西方文明隨著“人”的大寫開始崛起，而中華文明層隨著“人”的墜落開始衰落。】
>> 尤可注意者，李、朱、楊諸人都以聚徒教授數學為生，而且都是河北人，活動地區都在今日河北西南一隅。河北一隅，儼然是數學教研的一箇中心。朱世傑、楊輝等人都著有便於學習的計算歌訣，而且也有專用於商業的商用數學。
>> 這些北方的學者，身處北族征服地區，也許正因為已經絕念於中國讀書人的以儒術取功名，他們竟有較為自由開放的求知態度，不再為正統思想桎梏。同時，他們的學問遂偏於實用。
>> 金元四大家均出現於中國北方，其地區與數學北方學派的地域相疊合。這一地區是漢地，卻已長期在漢人地方勢力與北族政權控制之下，為南宋治權所不及。這樣的“甌脫”地帶，文化傳統可能較弱，學者可以突破傳統的思考，於是竟能別出機杼，創新觀念。
【數學北方學派的出現，一是源自這裡遠離中央統治，不受儒家學派抽象理論的影響，二是這裡常受北族的侵擾，北族注重實用技術，燒殺搶掠之處，有技藝傍身的人可被留下性命。
由此可見，儒學學派注重道德教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中國文化和民族秉性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其主張的仁愛、寬恕、和諧、平衡對於當前人與自然的命題、國家與國家的關係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在這種抽象理論的過度衍生下，人們思想也出現了僵化，或是拘泥於抽象理論的無止境探討中，或是聚焦於對典籍細枝末節的考察中，忽視了實用技術的發展。在科學技術漸漸佔據世界舞臺主流之時，中國沒能迎流而上，因此錯過了發展的先機。】
>> 明軍主要的戰果，卻是覆滅了建國異域的華人聚居地，將南洋的舊港（亦稱巨港，今日蘇門答臘之巴鄰旁市）等地的華人首領，抓回中國。
>> 明祚二百餘年，其實不能與漢唐泱泱大國之風相提並論。其中緣故，可能由於開國之初，太祖立下“皇明祖訓”，嚴囑子孫不得輕易改變他訂立的典章制度。
>> 由於中國科舉取材，以八股考試考儒生對於儒家經典的理解程度，而又以朱熹理學的闡釋為正統的儒學，因而科舉制度防弊的方法越細密，越追求對於經典理解的正統化與標準化，終於考試考的是文章形式與教條，不是發揮經典的含義，更不容許從文字中提出新的闡釋。這種選士的方式與過程，發展為後世指責八股取士的病根！明代如此，清代也沿之未改！
>> 文官系統只能為君權奴役，不能以其儒家意識形態，有效地制衡全無約束的君權，甚至不能抵抗狐假虎威的宦官弄權。
【明朝的政治體制與宋朝相比，呈現出更為嚴重的病態，也成為了封建社會制度積弊的一個重要縮影。細數其中，當以明朝政府守勢內斂、保守固執的心態為重要原因。除了對外來文化封閉的態度，還有絕對君權的陰影下扭曲的政治現象。以黃冊制度為例，明太祖為了能將皇權之手延至每一個角落，建立了龐大的黃冊來記載百姓資料。然而，制度積弊下，沒有出現可圈可點的改革亮色，只是在利益集團的衝突中重複著對百姓利益的盤剝。豪強鄉紳勾結裡甲胥吏、肆意塗抹黃冊、欺瞞中樞，於是，精英集團俘獲截阻了其中利益，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正如顧炎武所說：“富戶操贏以市於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於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
>> 簡單地用今日的名詞說，他（黃宗羲）盼望中國發展一個文化精英的民主政治與社會，以學校為議政之地，轉變中央集權的帝制為相當程度的地方自治。“
>> 程、朱、陸、王都在學問思辨上，有重大貢獻，但若是學者只著力於學問思辨，而缺少身體力行，上述內外兼修而又相合的工作，便無著落。
>> 顏元對於現實政治，亦有批判。他大致主張學問須能經世濟民，因此所著《存學》《存性》兩篇，都堅持“學”與“習”不能分開。他的教學專案，不僅包括儒家傳統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而且兼及實用的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學術專案言，即軍事學、經濟學、工業技術、農牧生產等項。他的關懷，在於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須擴而大之，由身及眾，由家及國，以教育正一國之德，以政治利一國之用，以生產與福利厚一國之生。這是從內聖走向外王的志業了。如果顏李學派能有更大的發展，清代教育制度當有相應的改革，而清代學術界與文化界的面貌精神，也會有極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