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和《資治通鑑》都是中國歷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獻，要問那個影響更大，《史記》成書於西漢時期，而《資治通鑑》成書於北宋時期，兩本歷史文獻因寫作手法、記錄事件事件、內容含量不同，因此這兩本著作當無高下之分，他們在史學家的重要性是比肩的，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

下面，小哥詳細介紹一下兩部著作。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後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作。前後經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蹟，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史記》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

《資治通鑑》由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完成。主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 在這部書裡，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鑑，宋神宗認為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

《資治通鑑》所記歷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

《資治通鑑》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透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資治通鑑》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協修者有劉恕、劉攽、範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鑑》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於漢史、範祖禹於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後，由司馬光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於光。

《資治通鑑》徵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蹟有歧異處，均加考訂，並註明斟酌取捨的原因，以為《考異》。《通鑑》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

《資治通鑑》於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鑑》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

《二十四史》及各類史書寫作方式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指舊時稱為正史的二十四部紀傳體史書，包括《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

史料的寫作方式

中國史料的寫作方式主要有紀傳體、編年體、紀傳本末體三種。

紀傳體 ：每篇一個或者一類人物,代表作《史記》，全書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紀事本末體 完整記錄一件事兒,把相關的材料都整合在一起。

編年體就是記錄每年發生的事兒，有人用“流水賬”來形容。

紀傳體是正統,二十四史都是這樣的,就是給人物立傳,名垂青史,記事一般都在前邊很詳細,同一事件的很多人物共同參與的。

透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史記》和《資治通鑑》由於寫作方式不同、記錄事件年代不同，因此很難評價那個影響更大，後世人對這兩部著作的評價一般是“並列為史家之絕唱”。

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影響都是很大的。

司馬遷是個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父親是太史令司馬談，就是漢朝負責修史的史官。司馬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及教育資源，早年周遊遼闊的漢朝疆域，尋訪各地，與各個階層的人接觸聽他們敘述當地的歷史故事。這段經歷讓他為後來的《史記》創作豐富了素材，更是接近歷史真相，很像現在的崔永元做的《口述歷史》一樣。只不過當時司馬遷沒有攝影機記錄，而崔老師有攝影機可以記錄。前者只能根據口述，透過資料的整合，化作一段歷史的時光，後者顯得更為貼切，真實。嬉笑西一下，這只是歷史科技的侷限性。

而是《史記》被魯迅先生稱作“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謂是極高的評價。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到他做《史記》的宗旨，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司馬遷也真是開創了史書的記述先河，散文形式的記傳體，把一個人的一生生動形象的表述出來，每每閱讀的時候，彷彿就像是一段穿越時空的對話，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令人愛不釋手。

《資治通鑑》是當時著名的北宋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主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可謂是浩瀚豐富，難以比擬。司馬光在編輯這本書的時候，針對某些事情做出自己的評價，對歷史做一個深刻的認識和總結，供當時的統治者閱讀和借鑑，宋神宗更是認為此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鑑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鑑》。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自成書以來，也是受到後來者的不盡的讚歎，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中國新中國的建設者毛澤東同志，更是閱讀此書有十七遍之多，可見影響是多麼的深遠。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鉅著。而我更是隻是沉浸在他們在書中編制的世界，忘乎所以。作為一個後來的小小讀者，只能讚歎。實在以個人的偏向來判斷高低，作為一個偽文藝青年，我喜歡《史記》多些。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和北宋史學家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是中國古代不朽史學著作，一個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一個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各有千秋，但兩者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如果問我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哪個影響更大，我個人認為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影響更大！

為什麼我認為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在中國史學發展史影響更大？無他，《史記》所創造的紀傳體的形式，成為此後兩千年封建王朝正史編纂形式的規範。由它開創的史書紀傳體影響深遠，後來歷代的“正史”都採用了這一體裁。《史記》問世以後，為中國正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為此後二千年間的正史編纂創立規範，兩千年來，歷代的史學家、幾乎沒有一個不從《史記》中吸取豐富的營養。“二十四史”是封建王朝的正史，是我們瞭解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史料，除去《史記》，其餘二十三史均是在《史記》的體例形式上編纂的，並有所發展。而《資治通鑑》卻沒有這樣的影響，但不可否認《資治通鑑》的影響也非常大，同樣也是空前絕後的。

紀傳體和編年體都有其優缺點，在完整敘述歷史時都不是完美的，因此兩種形式的史書都要看。並且，中國古代的史書不僅僅這兩種，像實錄體、紀事本末體等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經過幾千的發展，不僅種類豐富，而且成熟完備，是古人留給我們寶貴的財富！

《史記》簡介：《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作者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大約用了近10年的時間寫成。《史記》記事上起傳說時代的黃帝，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包括上下3000年的歷史，尤詳於戰國、秦、漢。全書以人物傳記為主，輔之以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體例嚴整，內容豐富，分為 12本紀（以帝王為中心的歷代大事記）、10表（帝王將相年表）、8書（記述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等方面制度）、30世家（諸侯王的事蹟）、70列傳（官僚、士大夫、名人的傳記），共130篇，526500字。這五種不同的體例互相配合，廣闊地反映了3000年的社會歷史面貌，堪稱第一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同時，《史記》還是一部不朽的文學名著，在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魯迅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我個人投太史公一票。

這兩位司馬相公都是史學的泰斗級人物，所書著作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何筆者更支援《史記》，因為它為後世史書開創了一種文法——紀傳體，成為了歷代史書的標杆，這種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史記》之後的到《清史稿》為止。惶惶二十五史，歷代史學家，都以太史公的著作為座標點。《史記》以人物為根本，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地理等各個方面。《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與《史記》相比，《資治通鑑》是一本編年體通史，是北宋名臣司馬光歷時19年所著。同樣涉及了各個領域，但筆者認為兩者有著一個本質不同。

那就是作者背景的不同，導致了作品的一些傾向性。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出身史官之家，司馬遷雖然任過小官，但基本屬於身在朝局之外，正可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種身份，讓他能夠清醒的看待這個世界，從他為李陵鳴不平的事件，就能看出他對於人性的通透看法。

而《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不僅僅是一位文學家，他更看重的身份是他政治家的身份。官至尚書左僕射（相當於宰相了），其本人更是儒學教化下的典範 。也正是他宋代大儒的身份，讓《資治通鑑》有了不少儒學色彩。反看司馬遷所處年代，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儒學還沒有真正實現真正的一家獨大。從隋唐的科舉開始，儒學走進了考試中，才開始真正的進入權利世界。到了文風最盛的兩宋，儒學佔據了主導地位。所以《資治通鑑》是一部有儒學背景的著作，其所著之言也都符合儒學思想之精髓。宋神宗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寫序。從此《資治通鑑》不僅是一部史書，更是一部政治教科書了，其後歷代君王都深愛此書。

所以，筆者認為，《史記》比較純粹，而《資治通鑑》似乎有點功利，說教意味明顯。當然，個人觀點，兩本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