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碎片化的文字，而石鼓則是整段的文字，記述的歷史更為詳盡也更為詳實，所以歷史價值更大一些。但並不是說甲骨文歷史價值不大，甲骨文有數萬甚至更多，其價值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整理。

當然是甲骨文呀，這想都不用想。甲骨文重要在哪裡？一句話答案：殷墟考古和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將中國信史提前八百年多年，極大的提高了我們重構華夏上古史的信心，並開闢了全新的研究領域，建立新的研究正規化。所以，如果說石鼓文是「錦上添花」，而且是一朵小花。那麼，甲骨文是「雪中送炭，暗室逢燈」「零下三十度送羽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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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簡單的講一下中國歷史學的一些常識，你就可以明白甲骨文重要性在哪裡。

1、秦漢以前的歷史，都記載於先秦文獻典籍中，特別是儒家經典，比如：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尚書》。所以古人說「五經皆史」。

2、從秦漢開始，中國形成一個傳統，新朝為前朝修史，我們知道中國的第一部通史是《史記》。

3、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他看到的很多上古的歷史文獻材料。

但是，記載歷史最重要的年表資訊，有明確且不中斷是從【共和行政（公元前841）】開始的，也就是那個道路以目的周厲王，逼得華人暴動，被華人貴族趕走，有大臣代理國政的那一年，

引自：維基百科詞條：共和行政周召共和又作共和行政、共和時期，是指西周華人暴動後，因周厲王逃離鎬京，無法直接行使王政，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執政的一段時期。另一說是共伯和奪權執政的時期。該段時期從華人暴動後周厲王逃離鎬京起至周宣王登位，約為前841年至前828年的十四年期間。從周召共和開始，中國歷史有了明確的紀年。

4、所以，中國的歷史《二十四史》，從《史記》到《明史》，紀年資訊非常詳盡準確，一年都沒有漏掉，是從【共和行政（公元前841）——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

加上之後的《清史稿》《民國史》，也就是說從公元前841--2018年，歷史記載是非常清楚的，這在人類文明中還是十分罕見的。

5、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表資訊，非常的模糊、混亂，而且夏商兩代的君王譜系神話參雜，也有很多牴牾。

所以，就連春秋時代的孔子都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夏、商的制度，我能說幾句，但是我無法證明可靠性，因為夏的後裔杞國和商的後裔宋國，都沒有什麼可靠的文獻。」

司馬遷都面對各種矛盾牴牾的資訊，也沒有辦法，只有「信則傳信，疑則傳疑」。

所以，《劍橋中國史》是從秦漢史開始的，因為秦漢是記載準確，年表可靠且詳盡。

6、但是，華人號稱「五千年文明」呀，【共和行政（公元前841）——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十四史有準確年表資訊只有2500年，還有2500年呢？

你沒有可靠的證據就說【五千年】，人家不服呀！

比如：先秦典籍記載周人祖先與聖母瑪利亞一樣是聖靈感孕。商人的祖先是蛋中孵化出來的。

你如果說這是歷史，那南韓人說什麼檀君八百歲，棒子國一萬年曆史，也沒有什麼毛病呀。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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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把公元前841年的年表叫做「中國失落的年表」。是古往今來學者心中的頭等心病。歷史上的很多學者都試圖還原這個年表，都一直眾說紛紜。沒有完美的解決。民國早期「疑古派」學者甚至說東周以前的歷史都不可靠，都應該存而不論。

你去想，那還得了，那等於說我們的根就沒有，華夏文化是禮樂文化，自稱禮儀之邦，制禮作樂的周公，都不是真的，那我們豈不是一個大笑話？自己意淫出來的禮儀之邦？

而甲骨文的出土，可以說找到這個失落年表上最重要的一環，將中國信史從公元前841年上推到公元前1600年，上推800年，那麼華夏文明3300年曆史是毫無疑問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給了我們重建上古史的信心，說明我們的祖先記載歷史是靠譜的，可以相信的。文獻中的神話超自然現象，是歷史侷限性，。即便上古歷史文獻，真假參半，我們依然可以去偽存真，得到一些靠譜的歷史。

比如：即便是《山海經》這樣的鬼怪奇文書籍都有真實的歷史在裡面。

如果不是甲骨文，這個拼湊年表幾乎不可能。甲骨文是這個年表上最重要的一環，甲骨文被發現以後，學者以殷商甲骨文為立足點，結合傳世文獻，也就是所謂的「二重證據法』，可以上推夏朝，下推先周和西周。比如王國維先生撮合的兩片甲骨，記載的商王譜系與《史記》記載差不多吻合。這個研究發現在既有劃時代的意義的論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中，這個問題在以前的問答中反覆討論過，就不多講了。甲骨文和傳世文獻互勘得到的商王譜系：光這兩片甲骨文的重要性，就可以抵得上十個石鼓文。還不算其他的。甲骨文結合西周青銅器金文構建的歷譜和儒家經典，以【武王伐商】為基準點，也就可以重構上古史，還原兩千多年來「失落的年表」。

比如『利簋」是「武王伐商」第二年制造的青銅器，「何尊」是周公營建洛邑那年製造的青銅器，上面都有當時的紀年資訊【唯王XX年XX月】，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學者就是根據這些斷片慢慢拼湊。

我只說兩個案例：

《何尊》銘文有「唯王五祀”、“唯王初雍,宅於成周」與儒家典籍記載完全吻合，這樣就找到了一個基準點：成王五年，營建成周洛陽

《利簋》銘文有「武王徵商，唯甲子朝」，這就這就證明儒家經典記載的「武王伐商」的真實性，結合天文等資訊，夏商周斷代工程組認為武王伐商在公元前1045年發生，這樣就又找了一個基準點。

在根據傳世文獻上每代周王統治在位時間，就拼湊出了整個841年前西周周王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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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甲骨文是不得了考古發現，我想了一下，目前真的沒有什麼考古發現，能甲骨文處於同一個等級。除非，有一天發現了夏墟，而且夏墟的出土文獻記載了大禹、啟、太康等等夏代君王。否則，殷墟和甲骨文永遠是「第一把交椅」，

（關於夏朝考古，就是另一個問題，另文再談）。

中國叫「鎮國之寶」文物多得很，冠以這個名字，又不是什麼嚴格的「定量排名」，而且「鎮國之寶」多得很。如果以百分制衡量，甲骨文是100分，敦煌文獻是90分，秦代兵馬俑和竹簡80分，像馬王堆、海昏侯70分，石鼓文不是考古發現的，算是傳世文物，頂多20分。石鼓文是石刻周秦文字，西周金文和東周部分金文，都是周秦文字，。宋代還出土了詛楚文，文字風格與石鼓文很像。所以，石鼓文沒有唯一性。石鼓文意義在於命運多舛，失而復得的傳奇。我看到有人說「石鼓文和甲骨文同等重要」，這怎麼可能呢，石鼓文和甲骨文相比，是黃銅跟黃金比。在學術方面，甲骨文出土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扭轉了疑古的學術風氣，同時，考古學、文字學、歷史學全新的研究正規化得以確立，也就是所謂的「二重證據法」。

中國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就是從發掘殷墟。中國文字訓詁之學，到清代是一個高峰，到清末已經幾乎玩到了盡頭，。

甲骨文一出，又是枯木逢春，又可以研究三百年。甲骨文除了糾正《說文》，還可以考校五經，詰屈聱牙的先秦經書與甲骨卜辭互相參照考釋。

民國的殷墟考古由李濟先生主持，是他將現代考古學引入中國的，培養了第一批考古學人才。

李濟先生與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齊名，四大導師中王國維最大的貢獻就是對甲骨文和商代歷史的研究，也就他的《古史新證》，提出「二重證據法」。

在甲骨文的基礎上，我們對商人的瞭解程度，前所未有的，比孔子、老子、漢唐儒生，宋明學者都知道得多。社科院寫的十一卷的《商代史》，就是建立在近百年以來甲骨學研究成果之上的。

甲骨文指的是殷周時期銘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石鼓指的是陳倉出土的十個戰國時期的石質鼓形器，上面刻有當時的秦國文字。

甲骨文的內容以卜辭為主，也有記事文字。石鼓上的文字內容寫的是秦國國君出獵、獻獲、祭祀的盛況，描繪了秦國的大好河山。

甲骨文結束了殷代無史徵的局面，對於研究殷周曆史及當時社會都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石鼓文則是先秦時期某位秦國國君感嘆山河盛景、追憶先祖功績的感懷述志之作，也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

從文字學的角度講，甲骨文和石鼓文都是中國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甲骨文上有傳承，後有繼承，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石鼓文所呈現的文字是文字發展史上的一個瞬間，從字形上看石鼓文介於金文和秦國小篆之間。

所不同的是甲骨文是一個很寬範的概念，石鼓文則如同曇花一現。甲骨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雖然目前看來沒發現甲骨文處於中國文字發展的哪個階段，由什麼演變而來，但是甲骨文無疑是前有傳承的。甲骨文最早的發現地是殷商後期的王都遺址殷墟，商代甲骨文大部分都是卜辭，但也有記事文字。後來在陝西的岐山、扶風周原遺址又發現了西周時期的甲骨。甲骨文是商代最主要的文字表現形式，除了甲骨文，商代還有刻在陶、石、玉、角、骨等材質上的文字。西周則有不同，西周時期的文字典型表現形式是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金文。

石鼓文所處的時代大致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的秦國，這個時期的秦國文字除了石刻文字也有金文，還有印章和封泥上的文字以及簡帛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與周代的甲骨文一脈傳承，而晚於殷周甲骨文的秦石鼓文也必然是殷周甲骨文的繼承者，只不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所以不能把殷周甲骨文和秦石鼓文完全分開來看。

甲骨的出土數量多，甲骨文是一個龐大的體系，而甲骨文之後文字的發展演變脈絡是清楚的。秦國石刻文字則除了陳倉石鼓還有戰國時期的詛楚文，秦王詛咒楚王的告神文字。

甲骨文和石鼓由以上看來並沒有對比誰比誰更珍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