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關稅和鴉片稅給清政府提供了穩定的財政收入，明朝只有農業稅，明朝末年天下大旱農業崩潰所以農業稅收不上來大明就沒錢用了。

不用爭清明宋誰強誰弱，都不咋地，工業革命不可能產生這幾個朝代，做個有趣的假設，如果西方文明沒穿過來，現在的你是古代人還是現代人？

第一，大明王朝並非如此貧困潦倒，是大明朝廷沒有有啥錢。事實上在大明的民間（當然是利益既得利益者）相當的有錢！歷經了明朝和清朝的兩代的累計清朝也是相當的富裕，要不然，也建造不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了。由於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對於工業品？需求並不旺盛，由此帶來的和外國的貿易都是順差。為了彌補貿易的不平衡狀態，英國商人開始大規模的販賣鴉片到中國來販賣，由此引發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先後兩次）清朝戰敗了，於是被迫開始了工業化程序史稱同治中興。就是由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開創的。在那時滿清朝廷的收入劇增，於是由發生了中日甲午戰爭和後來的八國聯軍進北京的庚子戰爭。徹底將滿清朝廷打落了神壇，使中國的戰爭賠款要到1948年以後才能全部賠付完畢。在兩次鴉片戰爭後？滿清朝廷還是有一些實力的話？那麼國內的太平天國運動，對於滿清朝廷來說，絕對是災難性的！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00年庚子國變時間整整是60年，所謂的同治中興？也發生在這段時間。60.年整整一個甲子。

明清兩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末代，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上書寫了各自的史實，兩朝都經歷過發展的巔峰與歷史的低潮期，乃至退出中國歷史舞臺的悲歌。而為什麼明末國家經濟窮困潦倒，無力戡亂，清朝末年則國家花大筆的錢財鎮壓叛亂，建立北洋海軍，給列強賠上鉅額的戰爭賠款，個人認為主要原因無外乎以下:

一，明朝末年大部分社會財富被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收颳走，官僚腐敗，貪汙盛行，土地兼併嚴重，農業生產力受到破壞，財政困難，加之崇禎皇帝接手的是大明帝國留下來的爛攤子，雖然他想恢復大明國力，自己清廉，以身作則，但無力阻止大明上上下下官吏的各種腐敗，而且這樣的情況在他繼位後更加嚴重，自然災害，社會更加動盪，明政府無力控制國家經濟，土地被地方豪強兼併更加嚴重，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起來造反，成為流寇，對明朝地方經濟的發展衝擊可想而知，最後在鎮壓李自成農民軍的過程中連軍費都不能籌集。一方面官僚階層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良田千畝，另一方面，政府無力籌集軍費，軍糧，用於戡亂，處於破產邊緣，農民起義對國家和社會的衝擊造成經濟衰退。一個連軍費軍糧都無法籌集的國家即使再有像崇禎帝，孫傳庭，袁崇煥這樣的仁人志士，也無力阻止明帝國的覆滅。

二，與明朝末年不同的是，清末政府控制著大量的經濟資源，賦稅，財政收入等，自鴉片戰爭開啟國門後，西方列強紛紛來華投資，開礦，建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晚清的經濟發展，這是其軍費戰爭賠款，海軍軍費的主要來源。其次清政府通過出讓出賣給列強築路權，開放港口，向列強貸款等，獲取大量收入，也是財政收入的一部分，另外，雖然清末也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但是戰爭只是對部分割槽域的經濟造成破壞，在鎮壓叛亂的過程中還會得到列強的支援，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軍費開支的壓力。最後是在戡亂的過程中政府發動地方豪強辦理軍務，自籌軍費開支，也為清政府減輕壓力，緩解軍費開支起到了巨大作用。洋務運動的發展，建立了初步的近代化工業，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國家經濟得到發展，取得一定的財政收入，這些都為晚清鎮壓起義提供了巨大的經濟能量。

反觀明清兩朝晚期，不同的情況，相同的歷史結局，都為中國歷史車輪的前進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中國古代，國家財政收入的重頭戲是土地稅（田賦）、鹽稅，在田地總面積、鹽灶數量沒有大的增長的情況下，國家收入的規模總體上不會有大幅度的增長，因而一旦發生天災人禍或者戰亂，往往國家財政就會陷入窘迫。

到了清王朝末年，之所以清政府面臨鉅額的軍費開銷、洋務開銷以及賠款的情況下，國家收入能夠支撐，甚至於到了宣統時代出現瞭如同迴光返照一樣的國家收入大幅增長，最主要的就是清末國家財政收入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海關新稅·厘金

在傳統的田賦之外，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對外通商開始，事實上帶來了鉅額的海關關稅收入。在乾隆時代，土地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大致佔到70%至80%，而清末隨著海關新稅的出現，海關稅以及太平天國戰爭後出現的厘金收入，成為了清政府國家收入的大頭，佔到一半以上，而傳統的土地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則降低。

洋務事業收入

除了海關薪水外，19世紀60年代後，清政府新建了大量洋務事業，諸如輪船招商局、中國電報總局等等，到了光緒末年，鐵路又成為國內建設的新的增長點，而隨之帶來的收入也非常客觀。

根據宣統初年的統計，僅鐵路一項，每年的營收大約在2000萬兩以上，中國電報總局的電報收入則在1000萬兩左右。這兩宗相加，幾乎就相當於土地稅的全部收入。

借款融資

清末財政能夠支撐鉅額財政支出的另外的原因，就是借款融資。

洋務運動初起時，對於“借款”，尤其是借洋債這個概念，清政府還不敢輕易嘗試，唯恐引來不可預料的外交危機。而左宗棠西征時，左宗棠經胡雪巖操辦，借了讓人瞠目結舌的鉅額高息洋債，算是對洋債這個問題做了破題。

（清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發行募資的鐵路建設債券）

在此之後，借洋債，即到國際金融市場融資，成了清政府在遇到鉅額開銷時經常的辦法。不僅僅馬關條約賠款、庚子賠款是依靠洋債支撐，後來修建鐵路乃至很多洋務建設，也往往都到西方金融市場去發行國家債券融資（洋債本金利息的支付比例，約佔國家年財政支出的17%左右）。

到了宣統三年時，清政府的國家年收入已經從甲午戰爭時代的每年7000萬兩至8000萬兩，增長至年收入3億兩，這種巨幅的增長就是清王朝為什麼能夠支撐鉅額支出的重要原因。

清末一樣缺錢，不缺錢清政府又怎麼會放權給地方督撫，讓他們自籌軍餉自建軍隊。

清政府財政緊張，其實從乾隆晚年就開始了，他的十大武功是個很燒錢的事，像大小金川花了7000多萬兩白銀，而臺灣林文爽之亂則耗費了5、6000萬兩，而到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更是花了1億兩白銀。

這麼幾次折騰下來，清政府的國庫裡基本是沒什麼庫存了，所以太平天國起義一開始，馬上財政就開始捉襟見肘。僅第一年，戶部就調撥出去各種款項880萬兩白銀，當時戶部清帳，外銀庫總計還有白銀40萬兩，看著不少，不過這是要應付整個朝廷開支的，根本不夠用，所以咸豐從自己的內孥裡調撥了60萬兩給戶部應急，至於內銀庫就是徹底空了，最後把庫裡的銀渣湊一起，只有20多兩。

所以實在沒辦法，清政府只能放權給地方，讓他們自籌軍餉，自己招募軍隊，這其實就是藩鎮化，這裡面的問題清政府不是不知道，只是沒辦法而已。這權力放出去容易收回來難，此後地方督撫實力增強，不過好在西方的入侵帶來了一個意外的好處，就是關稅。

清末關稅的收入佔比很大，以1885年為例，關稅收入1584萬兩白銀，此外清政府還在地方設定釐卡，徵收厘金，1885年厘金收入是1425萬兩，兩項相加就是一年增加了3009萬兩的收入，幾乎和田賦的總收入相當，佔1885年財政總收入40%。這筆錢無疑是清政府能續命的重要原因。

不過也僅僅是續命而已，這點錢平時開支也是量入為出，錢不夠就先省省。像建設海軍，原來計劃是南洋和北洋每年各撥款200萬兩作為海防經費，但是僅僅是計劃而已，實際前兩年南北洋僅僅收到海防經費100萬兩，只有1/4。到甲午為止的20年裡，北洋水師共收到海防經費2300萬兩，比計劃少1700萬兩，差不多夠買10艘定遠級鐵甲艦。

而一打仗就更麻煩。左宗棠西征花了白銀6000多萬兩，因此不得不借了800萬兩外債應急。甲午戰爭軍費開支6000萬兩裡有4000萬兩是借的外債。而《馬關條約》的賠款，則是全靠外債來賠付，此後清政府在財政上已經徹底破產，基本就是靠不斷借外債來維持。辛亥革命爆發以後，列強拒絕借款，清廷立刻就歇菜。

所以清末一樣缺錢，只是多了點收入，還有能借外債來維持一下，所以沒有馬上崩盤。

因為明末地方政權在士紳手中，他們佔地壓迫老百姓，利益並未大量輸送到朝廷，朝廷又因外敵和內寇兩線作戰，越大越窮。

清末，地方政權在各地督撫手中，他們要遵大義，不會直接背叛朝廷，還有北洋軍這支尊君太師李鴻章領導的新式政府軍在手，基本朝廷旨意還是可以到達地方的。最後袁世凱繼承北洋軍後不就，各地督撫和革命黨同時發動，而老袁又想拿權，才各種混亂。

我們可以看到，明朝首先收入太低，其次是分配非常不合理， 據隆慶五年禮部報告，當時除宗女儀賓外，僅親王郡王和各級將軍中尉，歲支祿米共870萬石有奇，約佔全國各地存留糧總數的80％。明宗室消費佔財政開支比例之大，是歷史上罕見的。

皇帝和宗室就吃了一年收益的80%，留給官員俸祿，軍費和賑濟還能有多少錢？而清朝，在康乾盛世歲入不過四五千萬兩，19世紀後期局勢日糜，洋貨傾銷白銀外流，財政收入卻突飛猛進，甲午年便達到了約九千萬兩，庚子之後幾年更是破億的規模，到了最後達到了年收入3億兩白銀的中國王朝時代財政收入最高數字。

從數字來看，在1842年，田賦收入2900萬兩，佔了總收入的76%，而到了1911年，田賦收入只佔到了27%。也就是說清朝到了後期，已經不靠田賦這種傳統收益了。關稅反而佔到收入的30%。

此時，官辦農林試驗場、農林講習所、實業學堂、桑蠶實業學堂、水利公司、進口提油煉油裝置的延長油礦與獨山子油礦、製革廠、金礦、鐵路郵政。已經遍佈帝國，沒有看錯，清朝確實已經開始開採石油，在1907年清朝第一口油井延長油礦開始出油。

另外，國有鐵路收入，僅關外鐵路年收入就達數百萬兩，超過一省的稅收；還有就是由鐵路帶來的商業繁榮，使各地關稅大增。從1896年到1906年，十年，清朝投入1.8億兩白銀，修建鐵路2100多公里。

清朝有錢了，在1909年11月，海軍大臣載洵一到德國，就受到了高規格接待。因為，清朝要重建海軍，在7年時間採購7艘戰列艦和20艘巡洋艦。而且，要制定德國施羅特公司為大清設計國會大廈，體量是德國國會大廈的兩倍，電梯，暖氣，電話都必須有。在1910年開始規劃打地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這一切也就都取消了。

先解釋一個概念，國家層面來說錢不是錢。貨幣只對於個人有意義，國家需要的是財政力量。

貨幣單位可以理解為是調撥物資的某種工具。既然是幹活的工具，就需要拿出來利用，而不是藏在家中，或者因為管理人員的無能讓工具們飄在無人知處。

明中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把賦役貨幣化固然解決了當時的財政問題，有其進步意義。但是，時間久了，官員們找到了破綻。各種鞭外加派、火耗等全來了。官紳免稅，各種投獻隱田也全來了，嚴重減少了稅源。

賦役貨幣化又造福了商人，商人們手裡有貨幣發言權，人民繳稅需要先把實物換成銀子。商人們奇貨可居，弄成了銀貴谷賤。很是打擊市場交易積極性。百姓們手中有糧有銀基本選擇藏起來。

本來一條鞭法是江南地區百餘年各種賦役制度改革的結果，其自身帶有很強烈的江南地域色彩，將地域性色彩強烈的地方政策，一成不變地推行全國其他地區，其他非江南地區會水土不服呀。

其實，天啟始 ，一條鞭法基本上各地已經不遵守，以前的稅法又已經廢除，才有各種太監四處敲詐勒索，我們知道，靠著敲詐勒索能進入國庫的只會更少。

一言以蔽之，明朝因為稅收制度的失敗導致了政府難以集中社會財富辦大事。

反觀大清，官紳一體納糧，又“永不加賦”一直在執行，厘金商稅什麼的制度建立執行的也是那麼回事，並沒有變成明搶。市場交易很是活躍，只要市場交易活躍，貨幣一直在市場流動。大清政府稅源就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