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種現象，就是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對抗。不是明朝獨有，也不是中國獨有的。

以軍制來說，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原王朝，大部分都是職業軍人，需要國家的大量供養，所以軍費需求龐大。光養兵已經很費錢了，一旦打仗，那花費的錢就更多了。

邊軍主要以遼東、薊州、宜府、大同、偏頭、固原、延綏、寧夏、甘肅九大邊鎮的軍隊為主。雖然軍力龐大，但防備的區域太大了，各鎮之間，都有自己的區域，通常都不會允許越區。

而遊牧民族通常都是全民皆兵，又是騎兵，數量龐大，總體來看也許九大邊鎮軍力佔優勢，但蒙古人是騎兵，是進攻的一方，可以隨時選擇進攻的地點，所以通常面對一鎮時，蒙古人的數量就有優勢了。

有人就說了，為什麼不像漢唐一樣去反攻蒙古？

其實這又要說到明朝的財政稅收體制，軍事體制，文官制度等等。

明朝中後期軍隊的腐化，有戰鬥力的部隊已經不多，特別是騎兵。

而想進攻蒙古，一兩個鎮的邊軍根本不夠，而文官當權，又不允許有個超級武將率領幾十萬大軍的情況出現。

再說軍費，明朝的稅收體制一直很有問題，軍費根本不夠用，養那麼多的邊軍已經很難了，要進攻，那需要的軍費根本就是天文數字。通常來說，防禦肯定比進攻省錢，所以皇帝和文官們，自然就選擇最省錢的方式了。

明朝之所以在對蒙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處於守勢，其原因和兩個制度，兩個歷史事件分不開。所謂兩個制度，指的衛所制度軍戶制度而兩個歷史事件，指的是明成祖五徵蒙古，和明英宗御駕親征，在土木堡慘敗。下面，我們就來詳細探討一下這兩個制度，兩個歷史事件對於明朝軍事戰略全域性方針的重大影響。

首先，從衛所制度和軍戶制度說起

衛所制度和軍戶制度，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所謂衛所制度，就如同其字面意思一樣，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以屯兵，當有戰事需要的時候，則對衛所中的兵力進行徵調；待戰事完結或者沒有戰事時，則將兵員調回衛所。

而在衛所中駐守的那些人，就叫做軍戶。所謂軍戶，它既不是職業的軍人，也不是職業的農民，而是一種農兵相結合的特殊制度。即，這些軍戶在戰時為兵，和平時期便是農民，進行正常的耕作，朱元璋用這個制度的時候，想法很好，軍隊自給自足，不用調老百姓的糧食，這不是減少了老百姓的負擔嗎？而且衛所有自己的屯田，由軍戶進行輪流耕作，以保證糧食生產。

看上去這個制度很好，理論上的確能解決很多問題，比如不用專門招兵，不用老百姓提供軍糧，減少國家社會的負擔，但事實上，這個制度是一個非常落後而又低效的制度。

首先，對於軍戶而言，這個是世襲的。一人為軍戶，其子孫後代皆為軍戶，無法改變。而軍戶的待遇又非常低，所以會導致大量的軍戶逃亡。

其次，軍民不分，導致了軍隊戰鬥力低下。自唐代以來，軍隊發展的趨勢就是專業化，即，國家組建職業軍隊來鞏固國防，但是這種衛所制度，卻又把軍隊變成了半農半軍，即軍隊的去專業化。試想，平時大部分時間用來耕田的軍戶，軍事素養能有多高，一旦遇到蒙古鐵騎，如何抵擋？

再有，造成了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局面。在有戰爭的時候，兵部會臨時 調動將領，帶著衛所的軍戶們去戰鬥，在戰鬥結束後，將領回到中央，而軍戶繼續回到衛所，軍戶平時由衛所的軍官（中低階）進行管理。也就是說，主將和士兵之間，除了有戰事的時候能有聯絡之外，其餘時間都是絕對分離的，彼此之間毫無聯絡。如此一來，士兵不熟悉將領，不肯一心一意聽其指揮；另一方面，將領不熟悉手下計程車兵，指揮起來並不能得心應手。軍隊豈能有戰鬥力？

最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衛所的軍官逐漸將衛所的公有土地霸佔，而將軍戶變成自家的奴僕，如此一來，將官與軍戶的關係，逐漸從職業依附轉向人身依附，軍事地主產生，所以軍戶越發不滿，軍心渙散，士氣低落。

所以說 ，這兩個相輔相成的制度，使得明朝軍隊的戰鬥力長期低下，且背離軍隊職業化 的歷史程序。可以想象，當一群訓練低效，士氣低落的半農民軍，面對驍勇善戰，精通騎射，性格彪悍的蒙古軍隊時，會有如何慘烈的情況發生，故，這兩個制度，是導致明朝軍隊戰鬥力退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再來說這兩場戰爭

首先 是明成祖五徵蒙古。

在朱元璋，朱棣前期，明朝始終對蒙古保持著進攻的態勢，比如藍玉北伐，朱棣（燕王時期）的北伐，都取得了 相當不錯的戰國。然而，朱棣五徵蒙古，卻直接導致了這種局面的扭轉。

明成祖的北伐，實際上並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朱棣北伐的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追擊”蒙古，而是為了將其徹底消滅，永絕後患。所以他不惜每次調動大量兵力，耗費大量的錢糧，甚至御駕親征，然而基本上沒有這麼碰到過蒙古的主力，五次遠征也並沒有對蒙古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反而明朝自身因為消耗錢糧過多，導致了永樂後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在這些戰役中，皇帝既沒有摧毀蒙古人的諸帳部落，也沒有能夠限制他們對北方邊境的進犯，這就造成了一個政策上的大難題。永樂帝放棄了明太祖的戰略方針，他不再在長城塞外的設防衛所內部署兵力；這種部署兵力的方式在補給上會花費很大，同時把戍守部隊長期束縛在防守陣地上。結果，他把幾個關鍵性的前沿衛所撤到了長城以南，按保衛新京師的需要重新部署了兵力。在撤退的衛中，有一個衛是在大同西北的東勝，它變成了明軍內線防禦工事的象徵。但是，當皇帝採取主動，並盡力搜尋敵人的時候，又當他執行一個分而戰勝之的政策以使蒙古領袖們自己互相殘殺的時候，他的這些計劃都要落空。他很難追蹤到蒙古那些飄忽不定的諸帳部落並與他們作戰，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最後疏遠了蒙古人的各個派系。這些不起決定性作用的戰役也大大損耗了帝國的財力，傷害了軍隊計程車氣。他的政策在無意之間削弱了北方沿邊的安全。在永樂帝死後，除了1449年的一次慘敗之外，再也沒有組織討伐了。華人喪失了對塞外地區的控制，只有組織長城以內的防禦線。這肯定是永樂帝咄咄逼人的邊境政策的最嚴重的負效果。在這些討伐中大量浪費的精力和物力，並沒有取得長遠的效益。

以上是《劍橋中國史》對於朱棣五次征討蒙古的總結，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後一次遠征後，他將長城以外的衛所全部撤回長城以外，依託長城對蒙古採取守勢。這也標誌著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以來，對蒙古採取的戰略進攻自此結束。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朱棣幾次聲勢浩大而戰果有限的北伐。

再說土木堡

土木堡之變就不再細說，但凡對明朝歷史有一定了解，都會知道 ，明朝在土木堡一戰中，精銳喪盡，而且傑出的武將也被蒙古一網打盡，從此徹底形成了文盛武衰的局面，而明朝的自此之後，對於蒙古，一直處於被動的防守，幾乎沒有主動出擊，河套地區從此之後也開始慢慢被蒙古人蠶食。

土木堡之變，可以說是明朝武運衰落的開始。

綜上，衛所制度和軍戶制度這兩個制度，以及五徵蒙古和土木堡之變這兩個決定性事件，導致了明朝在對蒙古的戰爭中，屢屢失敗

這個問題我先說明一下，明朝邊軍並不是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就比如朱元璋和朱棣時期，還有萬曆初期張居正秉政時，明朝的邊防還是非常穩固的，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個國家只要政治清明，國防實力自然就好。反之，國防實力就會下降、衰退，就是這個道理。總體來看，明朝的邊防是曲折下降的。

至於，明朝邊軍10倍於瓦剌、韃靼這個說法，我認為也是不負責任的，明朝的邊軍在兵額上確實是比韃靼和瓦剌多，但是各個時期數量不一樣，《天下郡國利病書》、《皇明九邊考》、《九邊圖說》反應的數字都不一樣，應該是各個時期在九邊的原額，明朝在九邊兵力最多的時候應該是在國初有86萬人（資料來源於《九邊圖說》、《九邊圖說》的原額資料來源於《大明會典》），以後就沒有足額。而蒙古俺答汗在嘉靖三十二年十月糾集20萬眾犯邊，以十倍來算，豈不是明邊軍得有200萬以上，這是不可能的。

明朝邊防的衰弱大致是分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是正統年間到嘉靖末年，第二個時間段是萬曆十年之後直到明朝滅亡。這兩個時期雖有起伏，但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張居正時代明邊軍的實力也算是一個高峰，所以我就分了兩個時間段。

那麼我來說說為何明朝的邊防每況愈下的原因。

首先，明朝邊防的隱患在永樂、宣德之際就開始埋下了。這個隱患開始於永樂元年，永樂皇帝錯誤的將大寧都司內遷，而大寧衛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他是薊鎮的屏障，控制著蒙古高原與松遼平原的通道，在形勢上還使宣府和遼東連成一片，構成一個完整的邊防體系。大寧的內撤不僅造成了薊鎮失去屏障，“宣、遼隔絕”，在永樂二十年，阿魯臺襲佔興和城，明成祖又將興和守禦千戶內遷，喪師塞北土地300裡，宣府成為第一戰線。這麼一來開平衛就顯得過於孤立，在宣德五年不得不做出放棄。接連放棄大寧、興和、開平之地後，明朝的北部防線由原來的平直變成了迂遠彎曲，延長了防線，加大了防守難度，削弱了防守縱深，在防守地理上已經處於不利地位。其實，明成祖對大寧、興和這些戰略要地的認識非常清晰，棄地之舉實在無解，間接的讓子孫背一鍋爾！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

其次，數量從來不是決定軍隊戰鬥力的主要因素。隨著明朝隨著政治敗壞，邊境衛所賴以生存的屯田制度破壞，邊軍大量逃亡，並且糧餉不足，在明朝邊防衰退期，士兵吃飽尚且困難，還談何報國。

我僅以嘉靖時期來舉例，就拿薊鎮來說，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兵部職防郎中唐順之奉命巡視薊鎮，在他的奏疏中說道薊鎮兵額原本91000餘人，實額只有57000餘人，並且進一步指出這57000多人裡，又多有老弱病殘不堪承受戰鬥之人，而且紀律鬆弛，氛圍非常的差，士氣相當低落，根本經不起一戰，所謂“見其人物靡靡然，有莫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

鎮兵九萬一千有奇，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亡三萬三千有奇，又多老弱不習戰。

負責拱衛京師的薊鎮兵員質量已經是非常不堪，更不要說是偏遠邊鎮。我就以甘肅鎮為例，根據魏謙吉的奏報，甘肅鎮兵原額有80600多人，有一半逃亡，除去老弱，能打仗的只有20700人，像這樣的糜爛的邊防又怎麼能禦敵呢？

邊鎮計程車兵大量逃亡，留下的兵員又不能打仗，根本原因是為何？就是因為糧餉不足。

就以榆林鎮為例，早在正德年間把支給軍隊的糧餉改成銀餉，結果糧價上漲，軍隊買不到足夠的糧食果腹，“遂有米珠掛草之謠”。在嘉靖七年，鎮城居然餓死了幾萬人，情況實在是慘不忍睹。《九邊圖論》的作者提起此事真可謂是痛心萬分。

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

再如宣府，每月支給士兵的軍餉所買糧食還不足半月果腹，士兵吃不飽飯，守邊效果可想而知！

而且糧餉不足還導致軍中腐敗嚴重。巡撫張漢就在奏疏中感慨道在糧餉不足的情況下，讓軍官不克剝軍士根本不可能。所謂“欲其不削軍士，固守邊圖，胡可得哉！”

為何會導致糧餉不足呢？其主要原因就是屯田被破壞。據《皇明九邊考》記載，到嘉靖時期，“國初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者十無一存”。造成屯田被破壞原因很多，一是由於韃靼侵擾，軍隊由於戰鬥力差，不能保護耕種者。另一方面，就是軍官侵佔、豪強奪取、無力耕種者的典賣。比如說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清就說道“屯地多侵沒於豪右之家”。

糧餉不足，兵額大量逃亡，而那些軍官將領們由於餉銀缺少，只知道大量的侵吞屯地和剝削士兵，所以他們就根本沒有鞏固邊防的打算，以敷衍塞責為能事，遇有戰爭，則不敢戰鬥，諱敗為勝。

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啥老小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

所以邊失敗壞如此，蒙古人能不如入於無人至境否？以至於明人的筆記中感慨當時“漢兵五斯可當胡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