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春秋時期正式開始。

從春秋到戰國，有幾個顯著變化的點。

1.各國的戰爭更加頻繁。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戰爭結局往往以“會盟”“稱霸”為結果。而且國家之間的關係往往比較含蓄。外交政策普遍叫做——尊王攘夷。通俗的講，各個諸侯國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大哥，雖然大哥老了但是各個小弟們還是要給大哥幾分薄面。小弟們互相打架但要立一個口號，我打架稱霸，是為了保護大哥不受北方少數民族的欺負。而到了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的之間爆發戰爭、互相兼併就不需要立名目了。戰爭以進入到常態，到了戰國中後期，各個諸侯國們已經不再顧及周王室的權威，反而是日益強大的秦國成為了關東六國的對手，此時的外交政策變成了“合縱連橫”關東六國聯合對抗強秦。小弟們打架，眼裡已經沒有大哥了。

2.如果說春秋時期諸子百家們的思想還存留於理論階段的話，到了戰國時代，各個思想家的代表們已經把理論化為了實踐。

實用性最強的法家脫穎而出，韓非，李俚，申不害，吳起，商鞅分別在各個國家發起變法。縱橫家的代表們作為外交家活躍在七國之間，主導著諸侯國們的戰爭與和平。神秘的陰陽家在諸侯國的王室中運用神秘的陰陽五行說為王披上神秘色彩。墨家奔走於各國，呼籲停止戰爭愛一切人。名家人相信世間萬物都可以用一張嘴描繪出來。儒家孜孜不倦的辦學，把知識和儒家的思想不分品類的傳遞出去。

總之，戰國相較於春秋更加精彩紛呈，思想，制度，政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得益於春秋時代的生產力的發展，戰國的諸侯國們渴望進一步變強兼併領土而不僅僅滿足於春秋時期“稱霸”這麼意義不大的要求。這也讓諸子百家們有了發揮的空間。這是一個思想大爆炸的時代，也是一個精彩紛呈的時代。

春秋是你不服我，我揍你一頓，摁地上問你：小子！服不服？！然後各回各家。到戰國時代，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他，把你國家消滅了的節奏！額滴、額滴、都是額滴！！！

是的，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思想碰撞最璀璨的階段。它發端與春秋之末，形成局面於戰國時期，是中國式的哲學思想輝映千秋的表現。

百家爭鳴這一現象持久地發生，前後歷經了近三百年，標誌著中國社會在歷史變革動盪時期的思想開放性和包容性。它徹底地解放了曾經在社會底層計程車階級，讓他們有機會走到了歷史的前臺。並且群星閃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分水嶺是在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掉智氏，瓜分晉國為標誌。春秋時期是由魯國的孔子所作的《春秋》得名，司馬遷評價春秋時期為：周室衰微，政由諸侯出。周王室衰微，政事不是由天子出，而是由大國所出。

天下諸侯群雄紛爭，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當時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鬥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學術氛圍。

儒家、道家、墨家、兵家、法家以及陰陽家等等，合計數百家學說。春秋戰時期是中國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

到了戰國時期，情況變得大不相同。戰國時期，各國兼併戰爭非常殘忍，動不動就是斬首數十萬人，簡直就是屠殺；而春秋時期的戰爭，多以討伐為目的，相當於“義戰”。既然戰國時期諸侯生存下去必須變法，那麼究竟採用諸子百家的哪種學說治國？

戰國初期最為強大的國家是魏國，它拋棄了其他學說，採用法家的思想治國。魏文侯以李悝為相國，主持變法事宜。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餘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主張同時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獎勵有功國家的人，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

魏國的崛起，讓戰國諸侯覺得法家思想才是治國最好的思想。從此法家思想一枝獨秀，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儒學漸漸淡出各國的視野，之後南韓的申不害變法，他重"術"，幫助韓昭侯推行"術"治，使南韓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

而著名的商鞅變法重法，主張“以法治國”， 增加連坐法法律， 輕罪用重刑；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最鮮為人知的是商鞅焚燒儒家經典，儒學在秦國徹底絕跡。商鞅吸取了李悝等法家在魏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後來居上，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經過商鞅變法，秦國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國家。

楚國不甘示弱，也在國內展開轟轟烈烈的變法。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吳起在楚國國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吳起是魏華人，幾乎是把魏國的李悝變法搬到楚國。經過吳起變法後的楚國國力大，向南攻打百越，將楚國疆域擴充套件到洞庭湖、蒼梧郡一帶。

到了戰國末期，秦王嬴政非常喜歡法家思想，而當時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韓非子，他師從荀卿，但思想的觀念卻與荀卿大不相同，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卻“喜刑名法術之學”。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

秦王嬴政對中央集權的理論大為讚賞，公元前234年，秦國出兵逼迫韓非來秦。而這時候秦國的李斯與韓非是師兄弟關係，他們兩人都師從荀卿，但都熱愛法家思想。後來秦王嬴政統一了天下，終結了戰國時期，但延續加強了法家思想，治理國家嚴刑峻法，這也為秦的滅亡埋下了伏筆。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周朝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導致了東周百家爭鳴的出現，但是春秋與戰國時期的文化是有所不同的。（東周前期是春秋，後期至秦統一是戰國。）

一，春秋文化的源流。

商朝是中央集權制的奴隸制政權，有完善的文化、政治制度。

商朝時期，能與商朝大軍叫板的只有東夷。商朝與東夷死磕了很久，始終不能徹底平定東夷。商紂王時期，紂王決定畢其功於一役，舉傾國之力討伐東夷，最後如願平定了東夷。

然而戰爭過程中，商朝財力、人力損失慘重，貴族數次決意停戰以止損，卻都被紂王鎮壓下去。從此，貴族與紂王的衝突日益加劇。另外，商朝軍隊也損失過大，剩下的軍隊還要駐紮東夷以鎮壓其反抗。

這樣，商朝就外強中乾，內部分裂，本土兵力空虛。

《孫子兵法》：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這時，關中地區的周部族逐漸強大起來。周部族尚處於半原始、半奴隸的部落制，還沒有完全進入奴隸社會，比商朝落後了許多。

周王啟用來自商朝的呂牙（姜子牙），運籌滅商。呂牙熟悉商朝，帶著周軍（各部落的聯軍），以奇襲的手段打到了朝歌。

商朝來不及把軍隊從東夷調回來，只好組織奴隸出戰。這些奴隸大都來自東夷，仇恨商朝，就在陣前反戈一擊，幫周軍滅了商朝。

周取代商朝以後，繼承了商朝的衣缽，完全進入了奴隸社會。但是周文化與商文化相比，是有所不同的。

商朝的祖先是靠貿易發跡的，而周人從發跡到擁有天下，完全是靠“勇敢”。廝殺漢是最不迷信的，所以商文化被周朝摒棄了“巫”，只剩下了唯物的成分。

周文化的本質是去除迷信色彩的商文化，也是後來春秋文化的源流。

二，周朝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導致春秋文化的百家爭鳴。

《荀子·儒效》記載：“周公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

周朝滅商後，實行分封制。王室子弟，功臣被分封到各地建國。

周朝分封的本意，是要諸侯拱衛王室的。然而諸侯國畢竟已經是獨立的國，政治上去中心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隨著時間流逝，諸侯逐漸強大，周王室的影響力也逐漸下降。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陽。以此為標誌，中國進入春秋時期。周王室離開了關中，管轄的土地、人口劇烈下降，對諸侯的影響力蕩然無存，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徹底完成。諸侯國互不同屬，為了利益互相之間進行激烈的爭鬥。

但是文化的發展卻步入快車道，完全稱得上是黃金時期。政治上的去中心化，使得文化有了自由發展的環境。

楚國的霸蠻、齊魯的文質彬彬等，各國氣質是不同的。但是在爭霸這一方面，需求是相同的。

春秋時期，各國爭霸還是很講義氣的。戰爭雙方要按照既定的程式，先講理而後按照禮儀動兵。誰耍詐，破壞規矩，就會被諸侯們群毆。

戰場上，軍隊雙方的組成都是貴族子弟。打仗很簡單，先擺好陣仗再衝殺就行了。毫無計謀可言，也沒有投機取巧的空間。要想獲勝，只有士兵武藝高強、兵利甲堅、陣勢嚴密。

如果哪個諸侯得到一個人才，能改良一下武器、戰術、陣法，或者提高士氣；抑或是有人能讓國君佔據道德上的至高點，都能在戰場上獲取巨大的優勢。

因此，諸侯對各種人才都重視極了，禮賢下士是必備的技能。各國對用得上的人才給予榮華富貴，用不上得也要高接遠送、不敢得罪。

道家的老子坐而論道，對諸侯沒有實際用處，所到之處也是倍受殊榮。在中原呆膩了，騎著牛就能一路緩緩向西。絲毫不用考慮盜匪、衣食住宿的煩惱，明顯是一路上都有諸侯的供養。

孔子長期周遊列國，學說和老子的學說一樣不被諸侯接受。他帶著那麼多人長期不事生產，不但沒有窮困潦倒。反而生活得很好，最後還桃李滿天下。

在這種情況下，不論什麼學說都是有市場的。只要是搞學問的，就不愁沒有飯吃。甚至越是標新立異的學者，越是混得風生水起。在這種環境裡，諸子百家產生了。

三，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變遷。

春秋時期，諸侯的爭霸愈演愈烈，逐漸進入白熱化。以前的禮儀、貴族精神被拋棄了，互相之間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競爭。

春秋晚期，晉國重臣智、趙、韓、魏四家，不顧君臣之禮，架空了國君。公元前453年，四家發生火併，智家被三家聯手滅掉。

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認韓、趙、魏建國。以此為標誌，歷史進入了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諸侯國數量急劇下降。諸侯國就那麼幾個，文化界人士沒有更多的地方依附，諸侯與文化界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春秋時期，只要是文化界的，到哪裡都受到諸侯尊重和奉養。到了戰國時期，由於諸侯漸少，相對的文化界人士就顯得“多”了。為了生存，文化界人士出現了競爭。

這種競爭很激烈，既表現為人才之間的個人競爭，也表現為百家之間的學術之爭。

為了獲得諸侯的青睞，就必須要符合諸侯的要求。春秋時期，天馬行空式的坐而論道、誇誇而談是沒有市場的。諸子百家從諸侯爭霸的實際需要出發，不敢再虛談，處處講究落在實處。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鞅三次進見秦孝公。商鞅為了出人頭地，學了許多知識。他在魏國抑鬱不得志，就決定去秦國碰運氣。

第一次，商鞅談上古時期堯舜的治國之術，被秦孝公給否了。

第二次，商鞅又談西周時期的寬容、仁義的王道之術，又被秦孝公給否了。

第三次，商鞅大談簡單、粗暴、野蠻的“霸道”，即用嚴刑峻法迫使所有的人為國君所用，以強大的軍隊戰勝別國。

結果，秦孝公聽聞“霸道”之後，亢奮的與商鞅大談了三日三夜。

在這種競爭中，能為諸侯爭霸提供直接動力的學說脫穎而出。搞法律研究的法家、搞外交的縱橫家，越來越吃香。不能為政治、軍事提供支援的學說就逐漸沒落了。

最後總結：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其實是一個殘酷的優勝劣汰的過程。表面上看起來百家你來我往的競爭，很是繁榮。實質上，政治上的“去中心化”正在消失，文化界已經失去了春秋時期充分的自由環境，在走下坡路了。

到漢武帝時期，中央削平了內部割據，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徹底結束，百家爭鳴的時代也一去不復返了。

雖然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春秋時期有種種不同，但是，諸子百家在激烈的碰撞中產生了許多精彩至極的成果，以後文化界再也沒有過這種輝煌。以至於後世人讀書，有“書不讀秦漢以下”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