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北宋的滅亡從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始就已經註定了。的確在當時看來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確實加強了皇權的集中，也避免了那些開國將領被屠被殺，似乎確實是一種很好的方式來增強專制的中央集權。

可那些曾經的英雄將領們脫下鎧甲迴歸家鄉後，卻也成了北宋最大的累贅，他們成了封建土地主，讓北宋的土地兼併現象愈加嚴重，讓老百姓更加沒有好日子過，可以說生活質量一再下降，使得國家也愈加貧困，視為“積貧”。北宋是在唐朝滅亡後建立起來的政權，因此他們也總結了唐朝會滅亡的經驗教訓，唐朝重武，所以宋朝就開始重文輕武。而且因為宋朝頒佈的極為特殊的換兵換將的制度，讓北宋的軍事實力更是處於十足的弱勢，比起民風彪悍的少數民族來說，在戰場上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可以稱得上是連連失利了，這就是北宋的“積弱”。

北宋的這種“積貧積弱”現象讓北宋中的一群有識之士看不下去，其中以王安石為代表的一批人在宋神宗的支援下主張變法。只要是變法自然免不了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也就會遭受到重重的阻力，王安石的變法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說更加艱難，因為他遭受到了太后和太皇太后的反對。他們向宋神宗去哭訴說，王安石這樣做只是為了讓北宋大亂，讓外族有可乘之機，根本不是為了國家好。幸好宋神宗是一個有主見的人，而且他既相信自己的判斷，也相信自己選王安石的眼光，所以雖然變法經受了重重的阻攔，卻還是在有條不紊一點一滴的進行，雖然慢可是一切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可就在王安石的變法初見成效的時候，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去世了。沒有了靠山，王安石的變法可以說是寸步難行，這時候又有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保守派捲土重來，佔據上風，打敗了王安石，把他趕下臺。等司馬光上臺之後，把王安石先前艱難推行的新法一舉廢除，一點兒不留，讓王安石先前的努力都付之東流。變法的效果還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就已經胎死腹中了。

在司馬光上臺後的40年後，“靖康之難”就爆發了。很多人誤以為是王安石的原因，才加速了北宋的滅亡，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小編翻看了北宋的歷史後，不禁產生了重重疑問，到底是王安石的變法加速的北宋滅亡，還是另有其人呢？小編後來才瞭解到，或許真正加速北宋滅亡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馬光。要知道，雖然北宋立國，可他卻並不是處於一個十分和平的年代，四周可以說是強敵林立，向中國的西北方就有十分強大的党項人，他們在李元昊的帶領下建立了西夏王朝，而宋朝的北方又有契丹人，他們在耶律阿保機的領導下建立了大遼。

大宋王朝可以說就是在這樣風雨飄零中建立起來的。北宋當時內部積貧積弱，外部又有強敵環繞，可以說是內憂外患至極了。

而等到王安石下臺，司馬光上臺後，曾上作過這樣一篇著名的奏章叫《上哲宗乞還西夏六寨》。奏摺的中心思想，可以用這句話來代表：“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呰，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靳而不與？”

翻譯過來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們宋朝與西夏的戰鬥其實本來就是由我們自己挑起來的，現在西夏的一部分田地還被我們佔領著，若是想要平息戰爭與西夏結好，那麼就必須要把我們當時從西夏那裡奪過來的六寨都還給他們，這樣西夏人看到我們的誠意，就會感激涕零。而我們和西夏自然也能夠永葆和平，免受戰亂。

乍一聽，似乎說得頗有道理，可是當我們去細細推敲，仔細研究西夏和北宋之間的關係時，司馬光得出的這樣的結論，根本經不起細究。西夏是在宋真宗年間向北宋稱臣的，而西夏的稱臣也不是沒有好處的，當時北宋給了西夏大量的錢幣以及各種賞賜，說白了就是拿錢換來的和平。可到了宋仁宗期間，西夏單方面撕毀了這份表面的和平，他們來到北宋的邊境上，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無奈之下北宋只能奮起反擊，這才佔領了西下一部分的土地。

而這場北宋的自衛反擊戰，到了司馬光的眼裡卻成了北宋挑起的侵略戰，甚至還要讓北宋把戰利品再送還給西夏，若不是當年宋哲宗的年紀尚幼，恐怕他也會認為司馬光此人是個腦袋有問題的人吧。

而司馬光這道奏摺上奏之後，朝廷中的很多有識之士都認為此舉不妥，可司馬光依然堅持要將寨子還回去，不過司馬光的賣好卻並沒有讓西夏人買賬，他們依然在邊境上燒殺搶掠，為非作歹，惹得宋哲宗只能加大兵力去圍剿。

北宋與西夏的戰爭還沒分個勝負，一個更為強大的民族女真就已經崛起了。在完顏阿骨打的帶領之下，女真族迅速統一了北方，開始了與北宋的對立局面。

的確，王安石當時的變法確確實實消耗了北宋一部分國力，而且還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使得北宋在對待少數民族的戰鬥過程中，更加力不從心，可若是當時王安石的變法能夠真正的實行下去，貫徹到底，還會是王安石加速的北宋滅亡嗎？而且對於司馬光當時的做法以及一些想法，或許比起王安石來說才是北宋會那麼快滅亡的責任人也說不定。

這是個負責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北宋滅亡，司馬光沒有責任。

1.北宋的滅亡，直接原因是宋徽宗、宋欽宗的昏庸無能。

首先是宋徽宗，在其位不謀其政。

宋徽宗在做親王的時候，本來是沒打算做皇帝的，所以興趣愛好用在書法、繪畫和詩詞上，有點像南唐後主——也是亡國之君的李煜。宋徽宗是一個傑出的藝術家，文學、繪畫、書法、茶道、醫學、建築等，他似乎樣樣精通。這樣一個人，看上去更適合做一個藝術家，而不是統治者。

換句話說，宋徽宗什麼都會，除了不會當皇帝之外！

本來他一直做自己的親王，倒也沒事，北宋皇族實在無能，宋徽宗當上皇帝純屬偶然。

陰錯陽差，宋徽宗前面的幾個哥哥，大多數死的早。有一個當上了皇帝，就是他的哥哥宋哲宗，可惜又死的早。

於是，宋徽宗的奶奶，也就是宋哲宗的奶奶——太皇太后，和大臣們決定讓宋徽宗當皇帝。宋徽宗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當皇帝，他本以為他的生活會和其他文人一樣自由放蕩，和政治不會有什麼關係。

宋徽宗的一生充滿戲劇性：17歲偶然當上皇帝，44歲迫於敵國的入侵而退位，讓兒子宋欽宗上，結果第二年就被敵軍——金軍俘虜帶回金國當囚犯，53歲客死他鄉。

宋徽宗的一生充滿了各種偶然性和鉅變。很有趣的是，當他被敵軍帶走時，他沒有像其他皇帝一樣，忍受不了屈辱選擇結束生命，而是選擇了“好好生活”——在囚禁的8年裡，妃嬪們又為他多生了14個孩子。

宋徽宗其實非常像三國時的阿斗！

宋欽宗上臺後，事實證明了，他比他父親還無能，他父親至少還會一些詩詞歌賦，宋欽宗啥都不會，能夠守住開封府的李綱被罷免了，自毀長城，結果開封城破，北宋滅亡。

2.北宋滅亡的根本原因，其實還不是宋朝的杯酒釋兵權、重文輕武，而是中國封建帝制！

封建帝制有三個特點：王權的終生制、世襲制，和權力的高度集中。

這就讓使用權力的人成為了權力的奴隸，創業者倒是能夠理性地對待和使用權力，但是到了官二代、官N代，乃至官末代的時候，就完全成為了權力的奴隸。

他們無法再透過權力為政權本身創造價值，反而用權力謀取私利。

槍桿子裡出政權！

沒有軍權，就沒有政權！

所以，封建統治者一直都會非常警惕，甚至不斷打壓掌握軍權的人，但是很難。

第一代政權建立者通常都是軍權擁有者，無論哪朝哪代都是這樣，趙匡胤陳橋兵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趙匡胤自己倒是能掌握軍權，但是到了官二代、官N代，乃至官末代手裡，這些出生皇宮，一直養尊處優的人是不知道當兵，為國浴血奮戰是需要多麼大的決心和膽量，所以這些官N代們就掌握不了軍權。

這一點趙匡胤是看到了，其實解決方案，西方人已經給出了，就是三權分立或君主立憲，但是封建帝制的統治者是不想放棄權力的，因此這就導致封建帝制王朝建立後，君主首先警惕的就是軍隊統帥。

宋朝的軍隊統帥一直被打壓，像李綱這樣獲得了軍事管轄權的人會在第二次開封守城之戰中被棄用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歷史的車輪並不是以任何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的。

想靠自毀長城來保住江山的宋欽宗就在開封城破之後被抓了。

明朝末年，袁承煥被崇禎帝殺死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清朝能取代明朝，就跟金國滅掉北宋是一個道理。

3.司馬光的貢獻。

鑑於宋朝可能出現的危機，司馬光早就看出來了，所以他就編撰了中國古代歷史上最著名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看歷史，一般都說看光遷史，司馬遷編撰的《史記》是紀傳體，而司馬光編撰的是編年體史書，《史記》《資治通鑑》分別是中國史書的高峰！

《資治通鑑》之後，中國再無更加出色的史書了。

司馬光編撰這本史書的目的，就是希望宋朝的統治者多看看歷史，而且是逐年的歷史，看看歷史的不斷髮展，可惜宋朝的皇帝並不喜歡看歷史。

因此北宋就滅亡了。

4.如果重用范仲淹，北宋不會滅亡

說到王安石變法（歷史上叫做熙寧變法），失敗了！

不過，宋朝真的有人可以改變宋朝的國運，但不是王安石，而是范仲淹。毛主席稱范仲淹——中國歷史上罕有的集諸葛（法家）、孔孟（儒家）而兼辦事（建功立業）傳教（思想品行影響後世）之人！

宋朝的胡世將在《酹江月》寫到：神州沉陸，問誰是、一範一韓人物。北望長安應不見，拋卻關西半壁。塞馬晨嘶，胡笳夕引，贏得頭如雪。三秦往事，只數漢家三傑。試看百二山河，奈君門萬里，六師不發朝議主和。閫外何人回首處，鐵騎千群都滅富平之敗。拜將臺欹，懷賢閣杳，空指衝冠發。闌干拍遍，獨對中天明月。

一範一韓人物中的範就是范仲淹，韓是指韓琦。

范仲淹從政有“荒政三策”，“荒政三策”就是中國古代的“羅斯福新政”：

一是興土木，以工代賑。因飢歲工價至賤，正是營造的好機會，又解決了饑民流離失所之苦。

二是利用杭州人好佛事，喜旅遊的習俗，大興旅遊業。一時飲食、住宿、貿易等服務行業都需要勞力，大增就業者數萬人。

三是引四方糧商晝夜進糧，結果杭城糧食爆滿只好降價，百姓大大得益。

范仲淹從軍有“持久戰”：

范仲淹在《論西事札子》中對宋夏戰爭作理性分析後明確指出“為今之計，嚴守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眾心離叛，則行天討”。而對大多人追求“速勝”，主張“五路進討”為“無功有患”，到最後恐怕連“國家之安危亦未可知也”。因此主張“不求速效”，“而緩圖之”。

范仲淹在另一篇軍事論著中則又強調當時任務在於“安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後的事實發展誠如範公所言。

宋夏戰爭由於范仲淹的深謀遠慮，作了持久戰的戰略準備，西夏終因國力虧弱，士兵厭戰，國內民怨四起，尤其後來朝廷確立“範韓”統領全線，可以“便宜行事”後，元昊再也無法進一步深入，不再繼續他“朕親臨渭水，直據長安”的夢想。

慶曆四年（1044年）五月元昊休兵請和，而和談的通道則始終是范仲淹網開一面的延州城，大宋與小夏終於以延州為起點，幾度往返談判，兩個民族重新構建再度盟好之約。銷偃兵器，鑄劍為犁，宋夏戰爭終於在範公“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下，前後持續了五年之後以告勝利結束。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