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張九齡其實是一位才華橫溢、詩文俱佳的人物，並且他是一位政治地位非常高的文學家。張九齡的詩歌藝術在唐代詩壇上，是繼陳子昂之後，開啟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也可以這麼說，以他的詩歌創作和政治地位，影響了盛唐時期詩歌的發展。從他的《望月懷遠》中就可以看出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在唐代嶺南還處在開化的過程中，張九齡的詩歌創作，對於嶺南詩派的開創、行程、壯大起到了非常大的啟迪作用。 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學者屈大均曾說：“東粵詩盛於張曲江公。公為有唐人物第一，詩亦冠絕一時。玄宗嘗稱為文場元帥，謂公所作，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雲。而公為人虛公樂善，亦往往推重詩人。為荊州時，闢孟浩然置幕府，又嘗寄羅衣一事與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羅衣及五月五日見贈詩。而王摩詰有‘終身思舊恩’之句。浩然則有陪公遊宴諸篇。三子者，皆唐詩人第一流，他人鮮知羅致，獨公與之相得。使玄宗終行公之道，不為小人讒間，則公之推誠薦引，以為國家經綸之用者，又豈惟詩人而已哉？劍閣蒙塵，始潸然追念。噫嘻，亦已晚矣！少陵雲：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蓋謂公也。丘文莊言：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信哉！”。

張九齡不僅充分肯定張九齡在嶺南詩歌史上的開創性貢獻，使廣東詩歌走向了繁盛時期，甚至連嶺南的山川也由於有了張九齡而變得明亮起來；其中也表達了一種深深的遺憾：假若唐玄宗能夠充分信任和任用張九齡，使之有為國家大業盡心盡力的機會，那麼張九齡對於唐王朝的貢獻又豈僅為一個詩人而已？由此反映出張九齡一生經歷與事業的幸運與不幸。這一見識顯然融入了作者的主觀感受，較一般對於張九齡的評價要深刻許多，也更具有啟發思考、引人深思的價值。

張九齡是一位有膽識，有遠見的著名政治家，他盡忠守則，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敢與惡勢力作鬥爭。

為“開元之冶”作出了積極貢獻。

張九齡的一生七歲知文，唐中宗景龍初年進士，始調校書郎，

後玄宗即位，遷右補闕。玄宗開元時歷官中書待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

母喪奪哀，拜同平章事。是唐代有名的賢相，舉止優雅，風度不風。

自張九齡去世後，唐玄宗對宰相推薦之人，總要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他也深為世人所敬仰，王維，杜莆，都作有讚美他的詩篇，

《舊唐書》也曾評價：九齡文學政事，鹹有所稱，一時之選也，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無守，嘉貞近名，嵩，齡，適，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極，半慚德馨。

司馬光又曾說道：玄宗上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

張九齡可謂是開元盛唐最後一聲嘆息！

張九齡不僅是一位詩人，他更是一位政治家，是唐朝開元年間的一位著名宰相。

第一，張九齡是繼張說之後的一代文宗。一方面是他首倡唐詩中山水田園詩派，開創了以感懷為主、兼吟山水的五言古詩。他的詩，詞采清麗，詩意超逸。另一方面，張九齡還廣泛團結了一批文學人士，在他的周圍聚集了很多出類拔萃的文人。

第二，張九齡忠耿率直，敢於進言。張九齡在主理朝政時，多次直接向皇帝進諫，規勸唐玄宗要居安思危，整頓朝綱。

第三，張九齡不論是在朝廷做官，還是身處外地，他總是勤勤懇懇，關注民生，是一位實幹家。正是因為他的一番作為，唐王朝在開元末和天寶初，國家財力和百姓福祉都達到了唐朝以來的高峰。在西京長安、東都洛陽，一石米的價格都不到兩百文錢，布帛價格也很低廉，民眾安居樂業。

張九齡雖以詩歌聞名於世，為後人所知，但他的品格、風度，遠見卓識、歷史功績都令人景仰，他是中國嶺南籍少有的名相，也是開元盛世最後的一位名相。無怪乎清初著名文學家王夫之稱讚他： “當年唐室無雙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張九齡，24歲考中進士，自步入政壇之後，功績卓著，在各個崗位上幾乎都完美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尤其是開鑿大庾嶺，修通梅關古道，可謂“功在當時，利在千秋”。除此之外，他文學優長，風度翩然，喜歡獎勵後進，正直敢言，且素來辦事公允，頗有識人之明和見微知著的本事。

如此一人，活脫脫就是《尚書·洪範》中“有猷有為有守”大臣的典範，朝野上下對這個人如此著迷，專門為他發明了一個詞——曲江風度。一段時間內，上自皇帝，下自民間普通文人，很多人都是他的粉絲。

我們看一下這些粉絲們對他的態度：

唐玄宗：即便在張九齡罷相後，碰到有人舉薦人才，總是要問一句“其人風度得如九齡否？”

王維：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為中書令，推薦王維為右拾遺，王維做詩歌《獻始興公》，稱頌張大力反濫施爵賞，反植黨營私的主張。

詩曰：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嶇見王侯。

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任固其優。

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讎。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

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

孟浩然：聽聞張九齡的為人和風度後，寫詩求職（就是那首著名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後來張果然有迴應，只是給孟的官職有點小。

詩曰：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杜甫：早年也曾想把詩文獻給他，未能如願，晚年想起這事還覺得有點可惜，在《八哀詩》中讚歎九齡：“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

但作為皇帝的唐玄宗最終還是拋棄了他。從開元21年至開元25年，張九齡為相一共只有四年，而且這四年還伴隨著他的主要政治對手李林甫的上升。

為什麼會這樣？

最重要的原因是，唐玄宗治理天下二十多年，心理逐漸開始產生變化。

玄宗一開始在重重危機中踩著無數人的屍體走上政治中心，孜孜求治。那時的他，是一個是非分明，頗有明斷的人。但在時間的侵襲下，他的心已經無法保持原來的狀態。可能在他自己看來，自己並沒有多少變化，仍是以前的那個孜孜求治的賢明帝王，但在外人看來，他已經跟之前判若兩人。

他越來越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對那些在“細枝末節”上固執己見，對那些整天嚷嚷著要“防微杜漸”，故意與自己過不去的人，越來越感到厭惡。

感官享受猶如喝鹽水

處理軍政事務時，他的情緒時常出現起伏，無法抑制自己的好惡。

隨著政治經驗的累積，他越來越不處理軍政事務時，他的情緒時常出現起伏，無法抑制自己的好惡。

隨著政治經驗的累積，他越來越不耐瑣細，對傳說中的“垂拱而治”也越來越嚮往。

他對感官刺激所帶來的快樂越來越沉浸其中，無法自拔，柔軟的女體，動聽的音樂，好看的舞蹈……這些過去他曾經明確表示要控制甚至棄絕的東西，現在越來越感覺不可或缺，尤其是想到自己已經年近五旬（玄宗掌握大權時大約27歲），這種焦慮感越來越強。

……

這樣的心態，是一個普通人在時間的侵襲下所產生的一種正常反應吧。

這個世間最無情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東西是時間，它就像一個躲藏在暗中的賊子，時刻窺探著每一個人。不管你曾經有多漂亮，不管你曾經多麼有錢，不管你曾經多有威風八面，不可一世，總有一天，這個賊子會突然跳出來，將你的一切剝奪一空。或許，你之前忙著自己的事業沒看見這個時刻窺伺著你的傢伙，但你早晚必會察覺到它的存在。

很明顯，忙了二十多年的唐玄宗已經覺察到了這個賊。但在一陣恐慌後，他選擇了最消極的一種應對策略——趁著還有點時間，及時在美女、音樂和舞蹈中行樂。

在歷史上，有類似情況的，絕不僅僅是唐玄宗一個人。

兩百年前，中國已經有一位皇帝，在殫精竭慮治理國家二十多年後，面臨著和唐玄宗幾乎同樣的心理困境，原本聰敏的他選擇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應對策略——持齋把素，學佛修道。

八百多年後，中國的又一位皇帝，在勵精圖治二十年之後，也面臨著和唐玄宗差不多同樣的生活狀態和心境，他也選擇了一種“令人困惑”的應對策略——棄絕欲樂，獨居修道。

一千年後，中國的又一位皇帝，在統治天下四十年之後，也面臨了與唐玄宗差不多的心理狀態，他選擇了一種類似於唐玄宗的策略——趁著還有點時間，在書畫古玩、珍奇異寶中尋找快樂。

他們都極為聰明，都在執政的前期建立了卓越的政績，都不願放棄權力，都堅信自己的手段足以讓自己始終大權在握，也相信自己暫時的放縱不會讓大廈傾倒。

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出現下面這樣的事情就毫不奇怪了。

玄宗對多次擊破奚、契丹侵犯的幽州節度使張守璉頗為賞識，想提拔他任宰相，可遭到了張九齡反對，而張九齡對玄宗“銳意開邊、重賞軍功”的政策一直都不贊同，兩人的矛盾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

玄宗覺得李林甫這個人有點意思，他處處媚事自己，所思所想總是很合乎自己的心意，就想立他為相。沒想到宰相張九齡也直接表示反對：“宰相系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玄宗覺得很沒勁，雖然張九齡的眼光一向毒辣，但依然由著自己的性子提拔李林甫為相。

開元二十四年，盧龍將軍安祿山事發，本應處死，北方統帥張守珪卻將皮球扔給了朝廷，本意是想玄宗念在安祿山的勇武和以往功勞的份上赦免他。張九齡順水推舟，建議直接將安處死，玄宗覺得勝敗乃兵家常事，不同意處死安而是讓其戴罪立功。張九齡說出自己的憂慮，反惹來玄宗的一頓冷嘲熱諷。

同年十月，玄宗在洛陽遭遇異相想回長安，回就回吧，這麼簡單的小事沒想到卻遭到了張九齡、裴耀卿兩位大臣的反對。兩人認為現在正值秋收，皇帝出行恐怕會沿路擾民，建議延遲到十一月再走。李林甫說，“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玄宗聽後十分高興，按照李林甫所說的去辦了，九齡再次力爭，但玄宗厭煩不聽。

也是這一年，玄宗想要封賞有功的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張九齡一直不同意，李林甫卻說牛仙客有宰相之才，加封尚書還有點小了呢。玄宗對李林甫越來越感覺貼心，對張九齡則越來越厭煩。

……

如此日積月累，李林甫威權越來越盛，張九齡則被罷相。《資治通鑑》記載：“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

張九齡與玄宗的分歧到底在哪裡呢？

在為人處事上：

張九齡眼光太毒，太超前，許多人都跟不上他的思路，玄宗也跟不上；而且他性格太剛太直，而度量已經變小，對政事已有倦怠的玄宗再也無法忍受。

在治國理政上：

張九齡堅持“王道”，反對“霸道”，強調保民育人，反對窮兵黷武；主張省刑罰，薄徵徭，扶持農桑；堅持革新吏治，選賢擇能。而玄宗窮兵黷武，鼓勵邊功，驕奢淫逸。

正是唐玄宗這種心理狀態，衍生出了李林甫、楊玉環和安祿山這三個十足的“怪胎”。

李林甫：

在觀察人心、玩弄人心方面的才華可謂天下第一，偏偏又極端自私，極端嫉賢妒能，玄宗雖然聰明卻也總是被他猜中心思，無形中成為他的幫兇。

楊玉環：

不但美豔絕倫，而且還是專業級的舞蹈家、音樂家，可謂色藝雙絕，令玄宗一見就再也無法離開，偏偏在品性上是個自私、善妒的普通女子。

安祿山：

治軍嚴格，禮賢下士，勇猛善戰，戰功卓著，偏偏也是極端自私，素有野心，毫無道德底線的一個人。

很明顯，這三個人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在個人“才華”上遠超同儕，真可謂一時天下翹楚，但品行卻頗為卑劣，而唐玄宗卻對這三個人卻保持了長期的、徹底的寵信。

只能說，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玄宗還是缺乏火候，嚴重違反了最高領導人操作法則。

他一點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