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變革，都會引起很大爭議。

因為人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表達意見和看法的，如果說讓一個人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替別人說話，那是聖人。所謂變法，利害重新分割也。當這一場變法侵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的權力收到了剝奪，他們會對變法者你好我好大家好嗎？不可能的，肯定是極盡侮辱之能事，全方位無死角的黑變法者，不光王安石變法，商鞅變法也是一樣的。可惜宋神宗不能像秦孝公那般全力支援商鞅，這也導致了變法失敗。

比如司馬光，砸缸的小哥是鐵桿的保守派，對於王安石變法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當皇帝對保守勢力妥協，罷免了王安石，司馬光當政後對於王安石的所有變法條例一律廢除，由此可見這根本不是變法有爭議，只是人只會為自己，自己家族乃至本階級說話。

至於王安石變法究竟正確與否，歷史課本給出了中肯的回覆。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北宋的經濟，軍事實力，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環境，然而確實有一些條例在執行中侵害了大地主乃至老百姓的利益，但是瑕不掩瑜，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但是貧僧始終認為一個人有膽量變法，他就是可敬的。

既有消極的方面也有積極的方面。消極：維護地主統治出發，加重農民負擔，階級矛盾無法得到改善。積極：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提高國家的力量，北宋積貧積弱的國情得到緩解。

關於王安石，歷史上公認的評價是：

有才華，人品不壞，做事不擇手段，用人完全失誤。改革的動機相信是好的，雖然只是幫皇帝撈錢。改革的結果卻非常糟糕。幸好有“h高太后…司馬光”組合力挽狂瀾，否則北宋就被王安石害死了。

一個基層官員手繪的《流民圖》，實錄王安石變法造成的餓殍千里、乞丐遍地，宋神宗心疼的吃不下飯，於是結束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

當然，北宋最終還是被王安石的繼承者害死的。

今天網友所看到的王安石，都是“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產物，都是胡說八道的。

我摘抄蘇東坡的幾段話，加一句司馬光，作為“公認的觀點”的代表吧：

1、《東坡志林商鞅用於秦》：

“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財佐漢，二子所操皆破國亡宗之術，後世雖謬加稱道，而自君子視之，二子之名如蛆蠅糞穢，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

2、 《上神宗皇帝書》：

“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

3、司馬光評王安石：

“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睏乏，不敢營生（不敢搞資本主義尾巴啊）。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不買農具），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不敢用力生產）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益田疇葺閭舍乎？（誰富誰倒黴啊）”

4、蘇軾揭露王安石：

“王介甫所言生財，乃開源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徵、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與民爭利，財源竭矣，力焉能生其財？而無益之費，不為不多，二虜歲幣耗於外，不耕之兵食於內，有限之財，供無已之費，善理財者，又何能為？”

蘇軾的父親，早已斷定，王安石禍國殃民。

這個問題有點幼稚哈

變法也好，改革也好，糾其根本原因是什麼？是國庫空虛！按理來說，作為皇帝全天下的資產都是皇帝的，但這只是按理來說，實際情況就不一樣，國庫和皇帝的小金庫有區別。國庫才是國家生存發展的錢袋子。

可一般都是，一個國家發展一些年後，國庫越來越虧空，賦稅什麼的每樣都不少，可國庫就是一天天減少。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入賬，也就是從老百姓那裡收的錢越來越多，可進入國庫的越來越少，錢去哪裡了？

於是王安石這種看清本質的人，發現問題所在，那就是權貴階層要麼是明目張膽，要麼是巧取豪奪，把本應當屬於國家，或是屬於老百姓都資產，最重要的是土地變成權貴的。然後再利用手裡的權力，讓自己不交稅或是少交稅。

這樣一來，老百姓的土地越來越少，而國家的國庫也是越來越少。但是開支確實越來越多。

既然發現問題，那就變法吧！

可是不管怎麼變法，最終目標是讓那些權貴階層把該交到國庫的錢吐出來。這可是斷人財路！得罪的可是權貴階層，是整個權貴階層。

斷人財路，人家不打死你就不錯了，批評批評你還是輕的，寫點對你不利的文章，那也是輕的！潑髒水，下黑手都很正常。

就是放到現在，有人跟斷你財路，你不折騰？你不拼命？

首先要說的是，王安石變法最終是失敗了。幾十年後北宋也滅亡了。而且在王安石後又出現了宋江方臘起義，加速了北宋滅亡的速度。出現了新法亡國和老法亡國的爭論。

王安石變法的背景是在北宋積弱積貧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客觀上也達到了目的。

但是新法受到了阻撓，既有體制的原因，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到了中後期都會出現土地兼併導致家破人亡的悲劇，結果是農民起義瘟疫死掉一大批人，土地再進行重新分配，兼併，滅亡。宋也逃不出這個週期率。也有新法的原因，新法出臺讓很多官員不能適應。也有機制的原因，新法執行中出現的問題。

總的說來，漢民族是一個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的民族，作為讀書人的政治家對問題看的清，但在新法的公佈和施行中書生意氣，一般官吏不可能站在宰相的角度思考問題，遑論那些醉生夢死的蠹蟲，更不要說沒有得到實惠的普通老百姓。沒有人支援，失敗是必然的。

改革自古萬般難，

商鞅泰嶽俱堪憐；

中間更有王介甫，

志餒老臥半山園。

宋徽宗和宋欽宗是宋朝的父子皇帝，司馬光是同朝舊臣，朱熹和陸九淵是理學大家，他們地位截然不同，評價王安石的目的也完全不同。

1.王安石變法是一場理財運動。變法最後成功改變的宋朝國庫空虛的現狀，極大的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使北宋國故成功由虧空變成盈利。正是這種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方式，獲得了近現代國外兩位國家領導人的讚譽。

2.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政敵。司馬光是保守派的代表，王安石是改革派的代表，在對西夏的外交政策上，司馬光主張割地賠款避戰，而王安石則將割地賠款看做奇恥大辱，主張對西夏開戰。變法圖強上，司馬光認為根本達不到效果，王安石則主張積極貫徹推行。這些政見不同直接導致兩人成為政治死敵，變法措施最後就是由司馬光做宰相時廢除的。但是司馬光在得知王安石去世後，稱：不可毀之太過。

3.徽宗最終選擇和改革派合作。徽宗即位後，要從向太后手中奪取權利。太后當政後不斷重用被貶逐的守舊派官員名位和官位。徽宗取得權利後，守舊派與變法派的鬥爭日趨激化，為調和衝突。徽宗甚至改年號建中靖國，但是黨爭越來越嚴重。建中靖國元年，徽宗明確宣示放棄調和政策，改為崇尚熙寧變法打壓守舊派，設立天佑黨人碑。將司馬光等人一一定為奸黨。紹聖元年，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諡號“文”。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

4.宋欽宗必須為老爸洗白。北宋滅亡是亡國之禍，而皇帝出於政治目的是不可能承擔這項責任的。靖康元年（1126年），宋欽宗追奪王安石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於廟廷。其實靖康之恥導致北宋滅亡的原因是外有剛滅掉遼國的強大金國軍隊，內有宋欽宗罷免主戰派李綱的投降派策略，直接原因是信任郭京，開城門出城用7千7百神兵迎敵的愚蠢。本來金兵第一次進攻汴京已經被擊退，說明北宋有能力抵抗金兵，但第二次進攻由於皇帝昏庸直接導致都城陷落，北宋滅亡。宋欽宗將北宋亡國之禍強加到王安石身上，是為了給宋徽宗洗白。難不成宋欽宗還能說是老爹亡了北宋，所以只能由明相王安石背鍋。

4.朱熹評價王安石的標準是義理，對王安石的評價是客觀公正的。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中對王安石評價有褒有貶，客觀全面記述了王安石其人。朱熹肯定變法動機，但是對效果不認同，認為：天下騷然。同時認為王安石變法重利輕禮、義，目的為了給官府增加財政收入，違背了儒家的倫理道德，其根本目是為了弘揚自家理學。朱熹也肯定了王安石文學德行，還讓學生經常誦讀。但對王安石創立的新學堅決反對，認為新學“違本旨，棄舊旨，惑異教，事奸言之罪。”

總的來說，對王安石的評價由於角度和目的的產生不同評價。這已經超出了變法本身的意義了。

第一，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失敗。

首先要澄清一點大部分華人認識上的誤區，就是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其實王安石變法在整個北宋，只有“元祐更化”宣仁太后執政、啟用司馬光的9年時間，是被廢掉了。後來哲宗親政、徽宗繼位，都是繼續沿用新法的，還有個專門名詞，叫“紹聖”，意思是要繼續走宋神宗所採取的變法道路。所以王安石變法的那些政策一直在持續，直到北宋滅亡。

為什麼大部分人會造成這樣的認知誤區？以為王安石變法早就失敗了？主要是以前那些寫有關王安石變法文章的人，其實並沒有系統地讀《宋史》《續資治通鑑》，所以並不瞭解王安石變法全部的來龍去脈，大部分人云亦云了。認為司馬光上臺，廢除新法，變法就失敗了、結束了，事實上根本就不是這樣。

在哲宗親政，啟用新黨領袖章惇為宰相後，北宋將原來的新法繼續改良，國家治理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北宋在財政和軍事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表現。章惇執政期間，可以說是北宋的一段鐵血時代，軍事上非常強勢，攻滅嘎斯羅，開邊一千多里。章惇有點像北宋的俾斯麥，他啟用名將章楶，對西夏開戰，洪德城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差點將西夏滅國。

但是哲宗英年早逝，在立儲問題上，宰相章惇不同意立端王，也就是後來的宋徽宗（歷史證明章惇是對的）。所以，徽宗上臺後，宰相章惇也被打倒並流放了。但宋徽宗是宋神宗的兒子，哲宗的弟弟，他依然是堅定繼續搞新法的，長期執政的宰相蔡京也是新黨領袖，所以終徽宗之世，王安石變法都在延續，一直在執行，除了元祐太后執政的9年。

宋徽宗立元祐黨人碑，就是為了批判司馬光為首的309人，絕大部分是反對變法的保守黨，還有反對他做皇帝的章惇。元祐黨人碑的名單，反對新法的司馬光、蘇軾等人都在裡面，碑文是頒佈天下的，所有州縣都要刻石，目的是讓子孫世世代代謹記要堅持新法，讓那些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等人永遠被唾棄。

但是，由於後來有了靖康之恥，北宋滅亡，所以輿論都轉向了。否定王安石變法，是南宋人的評價，特別是高宗趙構定的調子，這主要因為靖康之恥，需要找一些理由來說明北宋覆滅的原因，最後就把當初的王安石變法作為始作俑者，作為替罪羊來加以批判，對國家有功的新黨領袖、宰相章惇，也被歸入了奸臣一類。

第二，關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爭論，實質是零和博弈之辯

用現代的經濟學眼光看，王安石的變法理論接近於近代資本主義運作的理論，其實是科學的，也是正確的。比如青苗法，給青黃不接的農民發放貸款，讓其度過難關，等到有收成再付一些利息，這就是讓國家財富、社會財富、農民財富一舉多得的好辦法，這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透過資本的運作，讓社會經濟更加健康、產出更多財富。但由於新法推行過快，具體執行中過於生硬，一刀切等原因，出現了很多問題。應該說遭到了大部分老百姓的反對。

司馬光是小農經濟思想，他認為整個國家財富是恆定的，變法的目的是搜刮老百姓，而不是雙贏，他完全不具備現代經濟頭腦，完全是零和博弈的一套，認為國家多一點，老百姓就必然少一點，在他眼裡，社會發展、經濟發展都是停滯不前的、固態的。所以司馬光堅決反對新法，他上臺後把新法全部廢掉，包括一些執行的已經很好的新法。但當時大部分老百姓都支援司馬光，認為他是救民於水火的，這也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