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軍隊被稱為虎狼之師，秦國也被叫做首功之國。首功的首，是腦袋的意思。秦始皇統治軍隊，靠的是兩個制度，一個是嚴酷的法律制度，另一個就是軍功爵位制度。

當時的秦國，可以說是全民皆兵，今天還是一個在地裡扛著鋤頭幹活的農民，明天就可以變成穿上甲冑，手拿長劍在戰場上割人頭的兇狠計程車兵。為什麼會這樣呢？所依靠的就是這兩種制度。

嚴酷的法律制度從商鞅進行改革開始，秦國法律的嚴酷那是出了名的。有非常多的法律，並且還有非常嚴苛的約束制度，這其中還有告密的制度，以及連坐的制度。就是因為這兩項制度，使得秦國被處以刑罰的人就特別的多。比如說在秦國太子的老師犯了罪，這個時候就連太子都可能保不住。再比如商鞅在逃跑的時候逃到了秦國的邊境，這裡的人們都不敢把他給收留下來，因為沒有身份。商鞅就死在他自己制訂的法律上，是不是很搞笑？但是當時這個制度確實讓秦國越來越強。

軍功爵位制度則讓許多奴隸與平民看到了希望。只要可以在戰場上把敵人給殺了，帶回敵人的頭顱，就可以達成目標。就可以獲得某個爵位了，人頭越多，爵位越高。並且附加的還可以享受到贈送的田地，還有可以居住的房子，並且還能夠獲得傭人供自己使用。在當時的秦國，正處在四處攻伐的階段，想要獲得這樣的成就，還是比較容易實現的。因為只需要是在戰場之上殺死一個敵人，就可以實現自己有房子了，有田地了甚至還能有傭人了。殺得越多，好處越多。並且也算是貴族了。要是把六國全部滅掉，秦國一統天下，所得到的也就很多很多了，嚐到了甜頭，怎麼可能不在戰場上拼命呢？

所以，有了這些制度的保障，秦始皇統治軍隊也就如臂使指了。

最近正好在重溫《大秦帝國》，雖然是小說，但是大致事件還是對得上。秦國先由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由弱變強，從一個各國鄙夷的窮國，變成一個可以發聲反抗一下的國家。再經過秦惠文王任用張儀，以連橫之術破合縱之策，使秦國土地大增。又經過秦昭王任用范雎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之後，秦國根基已牢。秦國實行的獎勵軍功制度已經完全成熟，打起仗來氣勢如排山倒海，秦始皇高度集權的皇帝制度雛形，已經能很好的控制軍隊。

秦帝國的軍隊統治為三權分立式 皇帝 太尉府 上將軍 皇帝對軍隊擁有絕對控制權 在出徵或者指派任務時 頒發兵符 詔令給將軍 將軍組織指揮部並編組征戰部隊作戰 出征後 軍隊全部只聽從領軍將軍的命令 征戰結束 交回兵符 所屬軍隊迴歸太尉府管轄 太尉府負責軍隊日常事務 如徵兵 訓練 邊關佈防等等 皇帝直屬軍隊有 郎中令屬下的郎中 衛尉的禁衛軍 負責皇帝近衛和儀仗 就實際來說 比如始皇帝時期 蒙恬得到始皇帝詔令 統帥三十萬大軍駐紮九原 屬於獨立作戰單元 始皇帝大巡狩 率領的就是郎中和衛尉 秦末 始皇帝駕崩 郎中令是蒙毅 卻不在身邊 由趙高代替 趙高控制近衛 李斯控制國家大權卻沒有軍隊 這也是李斯被趙高脅迫的一個原因

以常識推測，秦朝選用地方官應該跟西漢初差不多，是依靠郎官體系培養行政人員。郎官就是待選的儲備官員，平時陪行在皇帝身邊，負責處理行政事務作為考核，數量多達千人，這些郎官的來源多是官家子弟、讀書人。可能也有一些郡中舉薦的人才，這一點在秦朝不是很確定。當時秦朝還沒完全從貴族制度轉型為官僚制度，貴族子弟仍舊是任命官員的主流人選。

在那時能考證出背景的郡守不多，只有李斯之子李由出任三川郡守，李由尚公主，是名副其實的貴族子弟。郡縣的小吏還好說，要更上一層的難度就大很多，試想一下如果秦朝晚五十年崩潰，劉邦、陳平、韓信、韓信、蕭何還能有多大晉升空間？

趙高所擔任的郎中令為九卿之一，負責管理郎官。郎官的種類在西漢時較多，有參議國政的議郎，作為皇帝近侍的侍郎、中郎。還有謁者負責大量行政瑣碎事務。還有負責培訓軍官的羽林郎、期門郎，雖然只是禁軍士兵，卻都很機會成為國家頂級將軍。

個人不太清楚秦始皇的禁軍系統，可知由衛尉統禁軍，屬官有巴士司馬令和衛士令，巴士司馬令是真的管公家車輛的。但這些禁軍是否能有機會晉升為高階官員，這點不確定。多年前在某部落格看到過有人分析，趙陀、任囂很可能是秦王政的近侍出身，但怎麼也沒找到相應史料。

秦始皇的軍官培訓系統之一應該就是郎中騎，由軍官組成的精銳部隊。劉邦初起兵時是延續秦軍制度，樊噲、灌嬰就是劉邦的郎中出身，二人後來負責統領劉邦的郎中騎，把項羽分屍的五人郎中騎王翳、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本都是擁有晉升渠道的軍官。

韓信也做過項羽的執戟郎中，但沒得到進一步重用。韓信列傳刻意記載了一句：“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他應該是讀過書，但因為沒錢沒背景沒德行，沒有成為鄉間的小吏，屬於受環境排斥的人才。

漢文帝時有一個馮唐，不是翻譯《飛叼傳》那位馮唐。他是戰國末期人，以孝行稱著，被舉薦為中郎署長，作為漢文帝的近侍。過來些年，漢文帝經過馮唐任職的官署，很驚訝這老人怎麼還在做郎官？後來馮唐透過參議國事，升為車騎都尉，又出任楚國丞相。他在晚年又被舉薦給漢景帝，九十多歲的馮唐舉薦了自己兒子出任郎官。

簡單的來講作為郎官，除非能得到皇帝親自見面，考核能力。不然就需要上司向皇帝舉薦，進行一定的面試，如果信過得臣下也可能會直接任命。李斯就是投奔相國呂不韋，被拜為郎官。逮著機會跟秦王政說話，馬上就成為了長史。

除了郎官外，估計九卿以下的諸多官員也會依照能力升遷，會有外調為縣官的機會，不過秦朝這方面資料實在太少，只能依照西漢的情況進行推測。秦朝的郡守有不少都有是以軍功晉升的武將，大概後來越來越規範管理，把郡守和郡尉分開，郡守掌行政，郡尉掌軍事。

題主截圖中說的不是很確切，秦朝的郡縣制還不是很成熟的地方行政系統，其實還是在諸侯國的框架下用官僚進行管理。郡級官員分為郡尉、郡守、監御史，切換為中央官員，其實就是模仿著太尉、丞相、御史中丞三公對郡級行政區進行管理。

秦朝的郡縣統治是官僚與鄉民結合，郡縣中的小吏會有郡守、鄉民選出，吳芮就是民選的鄱陽令。當然，中央的決定權也很重要，由郡和鄉民舉薦的人才，也需要國家正式任命。設有遊徼、三老、有秩、嗇夫，三老以下有亭長，亭長以下有里長，負責緝捕罪犯的職位叫求盜。

秦朝正式加強官僚制度的運用，在歷史的程序中有正面意義，但是戰國以來的階級觀念固化已不可逆轉，所有存在很大侷限性。

一、秦作為戰果七雄之一，國力強盛，透過賦稅，徭役完全能支援起百萬軍隊。

二、秦經歷商鞅變法，透過軍功為普通百姓尋找了一條向上晉升的渠道，激發了軍隊的戰鬥力。

下一代國君就廢了。

秦朝有二十等的爵位，每一等都有特定的特權，男子從17歲入伍，60歲退休。如果你有軍功，有爵位還能提前退休養老。因為冷兵器時代大家拼的是體力和力量，所以男子只要你還能跑，還能打就都得來當兵。

那麼男子出去當兵了，剩下的女人跟小孩怎麼樣呢？女人跟小孩也都不閒著，都有事兒幹，而且官府也有賞賜，比如說你做衣服做得好，有賞賜，整好了還有官當；同理，種地的，打鐵的，編草鞋的都一樣，不管你是幹啥的，只要幹得好就能被重用。

所以五百萬人口養活一百萬軍隊，扣除上供的官糧啥的，就算3個人養活一個兵唄，而且秦國還有軍功制度，你打仗打得好還有獎賞，再加上別的國家打仗打輸了的賠款，養活100萬軍隊不費勁，那時候得人有口吃的就能打仗，不像現在的兵軍費那麼高。

帝王控制軍隊，都是從兩個方面下手的。

一，軍隊的人事權

二，後勤補給能力。

從人事權來說，一個武將想造反，首先手下高階將領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人，這樣他們的利益捆綁在一起，這樣，即使武將不想造反，手下將領也會慫恿他造反的，比如曾國藩、郭威、安祿山、趙匡胤。

所以，皇帝會在軍中設定一堆跟他同級別的人制約他，比如三四個副將、參謀、中護軍、持節、監軍，這些人都是皇帝提拔的人，人事權在皇帝手裡，武將想造反，這些人你怎麼辦？

如果手下將領不是自己提拔，就想擁兵自重，看看鐘會怎麼死的就知道了。

其次，在駐地周圍駐紮其他軍隊，他們相互制約。

比如唐朝節度使，東部有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三鎮互相制約，西部有河西、朔方、隴右三鎮節度使，三鎮互相制約，同時，西部三鎮可以制約東部三鎮。

這樣，如果一鎮節度使想造反，其他節度使馬上可以鎮壓，這樣武將就不敢造反了。

二，自給自足的後勤補給能力。

秦朝糧倉分佈，一、咸陽倉、櫟陽倉、霸上倉，關中糧倉，二、敖倉、陳留倉、宛倉，中原三大倉，三、琅琊倉、黃倉、月垂倉，東部沿海，

軍隊駐地是沒有糧倉的，也不可能在駐地取糧，而是每月從糧倉運糧去軍隊駐地。

這樣，如果武將造反，首先就得解決後勤補給問題，造反後，首先會就近取糧，解決燃眉之急，

而這之後，除非能迅速開啟局面，獲得後勤補給，不然會被皇帝派兵迅速撲滅，

除了糧草問題，還有兵器庫的分佈，也不是集中在一起的，

所以，古代武將造反的少之又少，造反的基本都是軍閥或者軍閥化部隊。

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實行軍功爵製取代早先的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意在打破五等爵的世襲制度，鼓舞底層人民透過建立功勳獲得封爵，為此建立了嚴謹的封賞階梯。

共分二十級，從下到上依次為：一級公士，二上造，三簪嫋，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大良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

秦國能夠一統六國，軍功爵制功不可沒，因為當時的爵位有著極大的誘惑力。

這些爵位中，即便是最初級的幾個爵位都有著極大的特權，包括且不限於：免除徭役賦稅、換取官位、抵消罪責、幫助嫡親免除罪責等。

但早期的軍功爵制並不完善，只有關於殺敵幾何、計首幾何，然後封賞什麼爵位的設定，在此期間殺良冒功的事情應該是時有發生的。

這一點從《睡虎地秦墓竹簡》的兩則記載可見一斑，裡邊確切記載了兩則類似事件的發生，一個是殺普通平民頂替，另一個則是殺害戰友頂替，而後也都被發現了，並記錄在了竹簡中。

可以說，在這種巨大的誘惑力面前，發生殺良冒功的現象是必然的，也是可預見的是。

對於這種現象，秦國最開始採取了兩種策略。

第一、軍官不可以殺敵，只可以指揮士兵殺敵，軍官的封賞以軍隊作戰後總殺敵數計算，從這一點上杜絕了指揮人員參與殺敵和利用權勢“搶人頭”的情況發生。

第二、割人頭需要自喉結以下割，以證明所殺是成年男子，同時針對人頭辨認加大力度，殺害戰友有著極為嚴苛的刑罰，一面加大甄別力度，一面則加大懲罰力度。

但即便如此，計首封爵的副作用還是很大，最嚴重的一點就是這個行為激起了山東六國強烈的反抗，他們寧可戰死都不敢投降，因為投降意味著必死。

最有名的“長平之戰”，南韓郡守馮亭就是因為畏懼和仇恨秦國的計首殺敵制度而不願降秦，這才派使者向趙國請降。

尤其是在白起坑殺了二十萬趙軍後，秦國便從根本制度上更改了計首制。

最明顯的一條就是制度中的一條：俘虜敵酋與殺死敵酋獲得同等封賞。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即使不殺人，只是俘虜，都可以獲得同樣的封賞，這一現象表明秦國政府意識到過度的殺戮帶來的害處，開始採取接受俘虜的方式，開始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大抵的應對策略就是這些，最重要的是，各位不要以為實行計首制度，打完仗就會出現每個人挎著好幾個人頭的現象，那是不可能的，通常來說，打完一場仗，一個人能拿到一顆人頭就已經是少見的大賺特賺了。

好多都是兩個人或者三個人一起殺了一個人，然後均分一個人頭的封賞，更多的是一個人頭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