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歷史就喜歡那種統治時間長的，不錯綜複雜，不用那麼費勁心思去研究各個國家的爭鬥。然而，要說這個李煜就不得不提他所在的歷史背景了。五代十國，聽了就感覺比較亂。它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分裂時期。五代和十國都是地方割據的勢力。都想稱霸，各個稱王。俗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最終還是被北宋的趙匡胤統一了。而我們要說的主人公就出生在這個時代，若不是生在帝王家，他的詞就描寫不出宮廷的美好生活。若不是遇上這亂世，他的詞風就不會從豔麗轉變為哀傷。我時常拿李煜和“木匠皇帝”明熹宗比，如果不是必須要當皇帝，我想他們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過的會更自在一點。本來不想當皇帝的，因緣巧合太子斃命他上位了。沒辦法，硬著頭皮披上黃袍吧。這一堆爛攤子就到了他的手裡。繼位後趕緊上書一封給趙匡胤，明確表示我是無心當這個皇帝的，別打我就行了。這在後來的當皇帝過程中有所體現。而優柔寡斷的他，在政治上犯下了很多錯誤。該殺的不殺，不該殺的卻冤死不少。一個鐘情於琴棋書畫詩詞的文人，卻被趕鴨子上架當了皇帝也難免為難他了。既無治國之良方，又不能任賢臣而自保，可憐可悲。他的詞在被俘虜前多少描寫宮廷生活的男女情事。而被囚禁在汴京後則一改風格。生活上的鉅變使他的詞變得淒涼而悲壯，意境更加深遠。要說亡國了，做人應當收斂，畢竟夾著尾巴在人家腳下做人要避免犯錯誤。可他卻沒有這麼做。估計封他的大將軍也是個虛職。整天無所事事卻將自己的亡國傷感之情毫不畏懼的寫下來。那一首我們常常吟唱的《虞美人》成了他的斷頭曲。“國家不幸詩家幸”，他的詞開創了詞也能抒情的先例。雖然政治上是一個碌碌無為的“昏君”，卻無愧為一個“千古詞帝”，留下了44篇作品供後人品讀。

李煜的處世態度有點像駝鳥，遇事最好把頭往沙裡一埋，忘卻現實世界。他是很有才華的一個人，但他當國主卻是悲劇，非但是個人的悲劇，也是國家的悲劇。原因很簡單，他在才華乃是在文學上，而非政治軍事上。

如果僅僅只是沒有政治才能，但兢兢業業、日理萬機也不失為一個好君主。可是李煜完全就是昏君一個，史書上說他“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一眼望去，便是個亡國之君的樣子。

當時大宋帝國連滅荊、湖、蜀等割據政權，南唐偏安一隅，難道後主李煜就沒有一點危機感嗎？ 當然不是了，他也有危機感。 但他並不是勵精圖治、富國強兵，而是沉溺於佛學中，幻想著佛法無邊，幫他度過危機。

他信到什麼地步呢？他甚至把國庫裡的錢掏出來，招募人削髮為僧，一時間滿大街都是和尚，國都的僧人就超過一萬人，而這些人的供給都由官府承擔，無疑令國家財政不堪重負。宋太祖趙匡胤知道李煜非常信佛，便耍了一個陰謀，挑選了一些精通佛法、口才又好的人，南渡到了南唐，忽悠李後主說他原本乃是一個佛的轉世。李後主居然信以為真，既然自己是佛，還犯得著擔心宋國入侵嗎？於是他的心思完全不放在治國守邊之上，遂令國家一天比一天糟糕。

正所謂上行下效，後主李煜崇佛，自然有一大堆人跟著吆喝。中書舍人張洎投其所好，每見後主，不談政事，只論佛法，結果很快便得到恩寵。其他大臣為了討國主歡心，也不吃肉食了，只吃蔬菜，持戒修佛。當然，也有一些人不信佛的，比如說中書舍人徐鉉，但這不等於他是務實派，他只是更偏好鬼神之說。 對李煜來說，他並沒有什麼大野心，只要能保住東南地盤不失即可。為此，他仍一如既往地向宋朝納貢。

開寶三年（公元970年），宋太祖遣大將潘美率領大軍南征，南漢滅亡，李煜有兔死狐悲之嘆，畢竟唇亡則齒冷。他思來想去，為了表示對大宋的效忠，決定把國號改了，不再使用“唐”的國號，而稱為“江南”。同時，他還自己降低了政府部門的規格，比如說，中書門下省改稱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改為司會府，御史臺改為司憲府。這一切，說白了，是討宋太祖的歡心。 在與大宋帝國的外交上，李煜小心謹慎，以藩臣之禮巴結宋太祖，可是他還是有一個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保持南唐的獨立。當了那麼多年的國主，他對奢侈的宮廷生活已經習慣了，要他放棄這些怎麼可能呢？

一件事讓李煜感到惶惶不安：宋太祖要求他入朝。 一旦離開自己的老巢，去了大宋國都開封，那豈非羊入虎口？只要幾個壯漢就可以把他收拾了。他不敢去，找藉口推辭。這給了宋太祖出兵江南的理由。

金陵淪陷時，李後主神情木訥，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將是怎樣的命運。他讓人在宮殿裡堆滿了木柴，若是曹彬不接受他投降，就舉火自焚。 作為一位君主，作為一名藝術家，李煜還是要活得有尊嚴。 曹彬並沒有為難李後主。他進城後，約束軍紀，不殺無辜，很快金陵城內就恢復了秩序。宋軍以往常見的打家劫舍的現象並沒有出現，包括李後主以及南唐諸臣的家都沒有遭到洗劫。對於亡國之君，曹彬也表現出大將風度，並無不敬之處。曹大帥親自領著軍隊，整整齊齊地抵達宮城，李煜與眾臣在宮門處迎拜，奉表納降。曹彬對李後主道：“介冑在身，拜不敢答。”南唐的歷史被終結。

作為亡國之君，李煜在政治上是蹩腳的，但在文學藝術上，他則是才華橫溢。他能書善畫，精通音律，在詩詞上的成就特別高，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詞人之一。南唐滅亡後，李煜雖然沒被處死，但是從君主到俘虜，心理上的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宋太祖拜他為左千牛衛將軍，封違命侯。這個封侯，明顯帶有貶意。 在半囚徒的最後日子裡，他寫了不少詞章，其中最著名的當屬《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正是亡國之痛，才能寫下如此傳誦千古的詞篇。 回首自己身為帝王時的春花秋月，回想王宮中的雕欄玉砌，再看看如今的自己，被囚禁於小樓，仿若隔世。想到這裡，怎麼能不滿腹憂傷哀愁呢，那愁啊，就像一江春水，綿綿不絕。 在李煜寫下這首詞時，宋太祖趙匡胤已經去世，宋太宗趙光義在氣量上顯然不如哥哥，他見了這篇詞後，非常不高興。一個亡國之君，能保全性命，這已是朝廷莫大的恩賜了，還牢騷這麼多，莫不成想造反麼？宋太宗不能容忍有這樣的臣子，他送了一杯毒酒給李煜，這位南唐後主終於解脫了。

性格決定命運。李後主性格懦弱，既逃避現實，又不願放棄春花秋月的帝王生活，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沉溺於一世佛轉世的虛空，以詩酒美人麻醉自我，最終也只能悲劇收場。

李煜和宋徽宗趙佶一樣都不是做皇帝的料，他們在詩詞和繪畫上的成就沒人能及，可惜命運弄人，一個被趙佶的老祖宗毒死，一個遭遇蠻夷韃子讓人熬了“燈油”，結局都一樣的悲慘悽苦。

李煜生活在五代十國動盪時期的南唐，是偏安一隅的江南國主，他很小時候就顯示出文學才能，他的父親在當時也是有名的詩人，他本來還有一個哥哥，可惜的是死在將要成為皇帝的爭奪戰中，其實，李煜無意當皇帝，架不住被人當成假想敵一樣要被清除，他一半為了自保，一半命運使然，他成了南唐的皇帝，其實他當時管的地方並不多，只是江南一代，隔著江還有個厲害的角色宋。那時候趙匡胤已經發動陳橋兵變，代周自立為皇帝建立大宋王朝，李煜的南唐早就已經是大宋的附庸國了，但宋太祖的胃口可不僅僅是南唐每年的朝貢，他要的是整個江南。李煜大概看不懂“國際形勢”也許看得懂也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所以李煜當上皇帝后，繼續過他的琴棋書畫的，尋歡作樂的日子“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笙歌奏。”政事基本上交給大臣，他除了作詩外還忙著和小姨子偷偷摸摸“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劃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顏，奴為出來難，叫君肆意憐。”他眼裡的歲月是如此靜好，少年不識愁滋味，愁的是咋樣才能使女人的腳越小越好，據說，女人纏足就始於李煜這一特殊愛好（李煜喜歡三寸金蓮）。這一時期的李煜很滋潤的當著他的皇帝。直到他的皇后去世，他才算遇到人生第一道坎坷。他和他的皇后情投意合，失去了的時候才覺得珍貴，

至此，李煜人生的暴風雨才正式拉開帷幕，悲哀的是李煜如此有才，更悲哀的是如此有才的李煜是個皇帝，直到城破的那一天，他還在想著韻律之事，從皇帝到階下囚，這落差不是一般人能夠體會的，也正是這樣的落差成就了李煜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風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樓作煙羅，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最要命的就是這句“幾曾識干戈”，這是一個書生誤國的典型例子，“北遷”後的李煜備受羞辱和打擊，他自己不但被封為“違命侯”而且連小周後也保護不了，動不動就被宋太宗肆意滯留宮中數日，他的對手很不屑於他的詩詞，諷刺譏笑他“不務正業”，只當他是政治上的敵人，他們只當他是俘虜，沒有半點心慈手軟的憐憫。李煜的日子可想而知，有時候我在想，李煜在城破的時候是能夠預見自己的以後悲慘命運的，可他為什麼不象崇禎那樣以身殉國，為什麼還要苟且的活著？？他大概是對趙匡胤抱著一絲幻想，要不就是太軟弱了，作為對手，趙匡胤對他是瞭解的也是尊重的，只是俘虜的命運是絕不會好到哪裡去的，到了宋太宗就沒那麼客氣了，據說他還是因為詩詞惹了禍（要他死的藉口），被賜牽機藥（一種毒藥），李煜，這個生於詩詞，死於詩詞的國君就這樣結束了他屈辱的一生。

一個人，就像一棵樹，在時光的變遷裡改變姿態，在歲月荏苒的醞釀中改變風骨。

而李煜，在他的一生，他的處世態度也在變化，而且前後差距還不小。李煜的人生，有明顯的兩段之分。一段是即位前的青年時期，一段是身為皇帝及之後的亡國時期。

他極其有才華，這不僅表現在詩詞創作、音樂和金石研究方面，還表現在佛法研究上。李煜號蓮峰居士，在中國古代，居士是指出家人對在家通道的人的泛稱，又是文人雅士的自譽。但是對於喜愛佛法的李煜而言，自然更偏向前者。在《唐詩鼓吹》中記載了一首李煜的《病起題山舍壁》。“誰能役役塵中累，安合魚龍構強名”，就有全身遠害而出世的意味。

而我們更熟悉的早年李煜，是那個沉淪於美人堆裡，用音樂和伊人來讓自己暫時忘卻世間煩惱的李煜，他的處世態度是消極的。頗有一種只要不在位，即使有才華也無所作為的“自暴自棄”。

佛家的學說，吸引李煜把情感寄託給佛，把希望寄託給極樂世界。身上擔子越來越重的李煜，是愈發離不開這份情感寄託的。在李煜次子仲宣亡故後，他在《悼詩》中寫道，“空王應念我，窮字正迷家”。在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李煜還是希望有方法能夠解脫。即使手段是消極的祈求外界，但發出這樣的呼喚的內心，卻是嚮往自由、嚮往美好的。

身為帝王的李煜，這時候再也無法肆意妄為。他不得不努力活著，為了李氏宗廟，為了南唐百姓。這個階段，在他還是帝王的時候，他的處世態度本質是積極的。這從他表面臣服宋，背地練兵、富國、積累實力這事上也可以體會到。

然而，李煜的末年，是徹底的絕望。最後幾年，隨著南唐滅亡，他看到的是江山社稷的破碎，是國破人亡的陌生，是復國的徹底無望。

李煜生命的後三年，都在宋的監視下活著，就在那“梧桐深院”裡活著。李煜生於七夕啊，一個多麼美好的時間。可是他只能看見一方天，聽見窗外樹葉墜落的聲音。生活正常的我們很難想象被囚禁的生活。國家富強的我們很難想象國破家亡的悲痛。尤其李煜還是亡國的君主，是國家風雨飄搖而又嘔心瀝血苦苦堅守十五年的君主。他不時感到悔恨，為南唐死於自己手中而悔恨。這痛苦，不是割肉，而是剜心。

在他眼裡他早已隨南唐死去。最後的李煜，我們看到的他的處世態度是絕望與悔恨。回到不同的時間，在不同的李煜身上，都表現的很明顯。各位元芳小夥伴，你們又怎麼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