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論語》，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學內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文學、品行、忠誠和信實教育學生，是指教學內容包括四個基本方面；二曰：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是指孔子教學的主要科目；三曰：《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書”，是奴隸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
總之，孔子的教學內容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識和技能技巧的培養等三個部分。這三個方面，從教育內容的結構，以及社會的需要和個人人格形成看，應該說是初步完整化了。這是孔子在教學內容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孔子對這三個方面並不是等量齊觀的，他認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道德和道德教育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改編的“六書”是中國第一套較完整的教科書，從荀子的《勸學》篇開始尊為“經 ”，故後世稱為“六經”，除《樂經》已亡佚，其他“五經”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一直是學校中最基本的教材。“六藝”與“六經”的不同在於：“六經”偏重於文化知識，屬於文的範圍；“六藝”則偏重於才能和技術的訓練。因為“禮、樂”也具有這方面的性質，所以也列在“六藝”中，“射”是射箭，“御”是駕車，都屬軍事課程。孔子的教學內容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偏重社會人事。他的教材都屬於社會歷史、政治倫理方面的文化知識，注重的是現實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靈。他雖不是無神論者，但對鬼神持存疑態度。他不談“怪、力、亂、神”，不宣傳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內容列為教學科目。這種明智的態度成為中國古代非宗教性教育傳統的開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雖要求從政人才文武兼備，但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關軍事知識技能的教學居於次要地位。孔子偏重文事源於他的教學目的，即培養政治管理人才，也源於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再說，孔子畢竟不是無所不知的全才、天才。所以，我們要求孔子教授學生自然科學知識不免有些苛刻。
其三，輕視科技與生產勞動。他所要培養的是從政人才，不是從事農工的勞動者，他不強調掌握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他既沒有手工業技術可傳授，也沒有農業技術可傳授。他認為，社會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與小人職責不同，君子不必參與小人的物質生產勞動，所以他從根本上反對弟子學習生產勞動技術。樊遲要學種田、種菜，他當面拒絕。
其四，重視思想品德。他教育學生要勤奮，吃苦耐勞，謙虛謹慎，少說多做，勤儉愛民，廉潔公道，正值無私，誠實守信，深謀遠慮，孝順父母，尊重師長。這些內容在《論語》中隨處可見，對當今教育事業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教育學生做官要正品行。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根據《論語》，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概括孔子的教學內容：一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文學、品行、忠誠和信實教育學生，是指教學內容包括四個基本方面；二曰：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是指孔子教學的主要科目；三曰：《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書”，是奴隸主的文化典籍，是孔子所使用的基本教材。
總之，孔子的教學內容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識和技能技巧的培養等三個部分。這三個方面，從教育內容的結構，以及社會的需要和個人人格形成看，應該說是初步完整化了。這是孔子在教學內容發展史上的重大貢獻。孔子對這三個方面並不是等量齊觀的，他認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道德和道德教育為三者的重心，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孔子改編的“六書”是中國第一套較完整的教科書，從荀子的《勸學》篇開始尊為“經 ”，故後世稱為“六經”，除《樂經》已亡佚，其他“五經”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一直是學校中最基本的教材。“六藝”與“六經”的不同在於：“六經”偏重於文化知識，屬於文的範圍；“六藝”則偏重於才能和技術的訓練。因為“禮、樂”也具有這方面的性質，所以也列在“六藝”中，“射”是射箭，“御”是駕車，都屬軍事課程。孔子的教學內容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偏重社會人事。他的教材都屬於社會歷史、政治倫理方面的文化知識，注重的是現實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靈。他雖不是無神論者，但對鬼神持存疑態度。他不談“怪、力、亂、神”，不宣傳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內容列為教學科目。這種明智的態度成為中國古代非宗教性教育傳統的開端。
其二，偏重文事。他雖要求從政人才文武兼備，但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關軍事知識技能的教學居於次要地位。孔子偏重文事源於他的教學目的，即培養政治管理人才，也源於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再說，孔子畢竟不是無所不知的全才、天才。所以，我們要求孔子教授學生自然科學知識不免有些苛刻。
其三，輕視科技與生產勞動。他所要培養的是從政人才，不是從事農工的勞動者，他不強調掌握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他既沒有手工業技術可傳授，也沒有農業技術可傳授。他認為，社會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與小人職責不同，君子不必參與小人的物質生產勞動，所以他從根本上反對弟子學習生產勞動技術。樊遲要學種田、種菜，他當面拒絕。
其四，重視思想品德。他教育學生要勤奮，吃苦耐勞，謙虛謹慎，少說多做，勤儉愛民，廉潔公道，正值無私，誠實守信，深謀遠慮，孝順父母，尊重師長。這些內容在《論語》中隨處可見，對當今教育事業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教育學生做官要正品行。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