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時代是全民皆兵，其他全部是奴隸階層外華人，南北朝是戰爭狀態，人太少，土地無人開發，和土地捆綁就可以戰勝其他部落，而和平狀態下增加人口，逃匿服役也能生存，直接去耕地比打仗有利可圖不去服役，府兵就無法維持，

府兵制的破壞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均田制難以維繫，戶口大量流失，府兵兵員嚴重不足；其次，專門的禁衛軍逐漸壯大，替代府兵承擔宿衛京師的職責，府兵逐漸淪為權貴的僕役，往日的榮耀逐漸喪失；再次，邊境形勢日益惡化，外出征戰越來越頻繁，鎮戍時間越來越長。於是，府兵、兵募都是怨聲載道，紛紛逃亡，甚至不惜自殘以逃避兵役，有所謂“福手福足”之說，白居易《新豐折臂翁》雖然是天寶十載事，但是，類似的例子早就存在，而且屢見不鮮，所以，武周時期，府兵制已經逐漸崩潰，軍事制度的轉型勢在必行。

唐朝主要的軍事壓力來自邊境，所以，軍事制度的轉型也從邊境開始。因為之前邊境的鎮、戍單薄、分散，所以，轉型的第一步是劃分明確、固定的軍區，將軍區內的鎮、戍協調統一指揮，這種轉型最早出現於儀鳳二年，《舊唐書·劉仁軌傳》：“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每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由是與敬玄不協。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冀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高宗遽命敬玄代之。敬玄至洮河軍，尋為吐蕃所敗。”《玉海》卷一三八：“高宗始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屯軍於境。”軍區的指揮官的任命也逐漸制度化，景雲二年，節度使之名出現，《唐會要》卷七八：“景雲二年四月，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此始有節度之號。”

因為府兵、兵募大量逃亡，社會上流民激增，所以，開元二十五年，經過一系列的實際嘗試，玄宗正式下詔廢府兵制，實行募兵制，開元二十六年，轉型完成。

“府兵制”是古代中國主要兵制之一，起源於由西魏權臣宇文泰，歷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趨完備，唐太宗時期達到鼎盛，唐玄宗天寶年間(停廢，歷時約二百年。其主要特點在於兵農合一，平時務農耕種土地，農隙訓練，戰時從軍打仗。府兵參戰武器和馬匹自備，全國設有負責府兵選拔訓練的折衝府。一項軍事制度的形成、發展乃至消亡都與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形勢密不可分。

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統治前期曾經有效地實行，但自高宗後期以至武后時就逐漸被破壞，到玄宗統治時終於被廢除。“府兵制”被廢除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府兵制”的經濟基礎被嚴重破壞。“府兵制”的經濟基礎在於均田制，可以保障承擔兵役的軍戶有足夠的田地維持家庭生存，並承擔被徵召參戰時須自行承擔的兵器和馬匹等戰爭費用，隨著唐代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土地兼併不斷加快，均田制已無力有效維繫，軍戶兵員入不敷出，再加上戶口大量流失，到了玄宗時期，“府兵制”實際上已經無法為朝廷提供足夠的軍隊。

二是唐朝中前期對外急速擴張，邊境戰爭頻繁，由於府兵兵員不斷減少，無形之中可以輪替的次數漸少，府兵被徵召作戰時間越來越長，這就使得承擔兵役的府兵們怨聲載道，甚至採取各種不正常手段逃避服兵役。由此形成惡性迴圈，導致“府兵制”的運轉愈發困難直至崩潰，並被朝廷招募的兵員所取代。

三是唐朝府兵政治地位日漸衰落。承南北朝尚武遺風，唐朝初期朝廷對於府兵比較尊重，在政治上常給予優待，隨著時間的推移，府兵的政治地位開始降低，甚至到武則天執政時期，番上府兵往往被貴族官僚借為私家役使，偏離了“府兵制”設定之初的初衷，這就使得導致許多人以充當府兵為恥辱，爭相逃亡尋求新的出路。

在“府兵制”已無法正常運作為朝廷提供兵員的情況下，天寶八年，宰相李林甫上書，稟奏皇帝廢除折衝府，“請停上下魚書”（指敕書、木契、銅魚，系徵發兵馬的徵物），存在了將近兩百年，幫助西魏，北周，隋唐開疆擴土，保家衛國的“府兵制”，最終宣告退出歷史舞臺，讓位給更靈活更能適應形勢發展的募兵制。“府兵制”最終成為那段歷史的見證者。

盛世悲歌：府兵的背影

        記得拜讀馬伯庸先生的《長安十二時辰》時，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盛唐健兒，對皇帝卻刻骨仇恨？而又是為什麼，守衛邊疆的子弟兵和他們的家人，卻得不到最起碼的保障和應有的尊敬？開元盛世，竟真如歌中唱道：“最繁華時，也是最悲涼”。

        府兵制，創設於北周蘇綽，唐襲舊制。府兵制簡而言之，是一種“全兵皆農”制度。相較漢代“全農皆兵”，唐代的府兵制有兩個好處：第一是軍隊糧餉自給，國家財政負擔較輕；第二是軍官升勳級，不問政事，軍事訓練分開，國家有事則帶兵打仗，無事各回各家，避免武人干政。

        全國地方政府分“府”，“縣”兩級，在這兩級行政區域之外另劃一個軍事區域，“折衝府”。“折衝府”分為三等：上府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當時境內有800個府，有300個拱衛“關內”，（函谷關以西長安四周）；其餘分佈全國，戰略要地及邊疆要多一些。

       當府兵是有條件的，必須有自備糧餉武器裝備的能力，以保證戰鬥力。當時戶口分九等，根據財富產業劃定。上等，中等自願當兵的，由政府挑選入伍，豁免租庸調。下三等民戶，沒有資格當兵。府兵主觀上既屬自願，有開拓邊疆建功立業的熱情，客觀上也有相當的經濟基礎。自然大唐雄兵天下無敵。

        府兵20歲開始服役，每個府兵必須到首都宿衛一年，此外在本府，耕田為生，農閒操演，國家有事，各府均可抽調。

        軍官中央直轄16衛，各衛設有大將軍，有事打仗，大將軍統領出徵，戰事結束，兵歸於府，將歸於衛。

        朝廷負擔既輕，國力轉而強盛，只需豁免40_80萬府兵租庸調，做好軍烈屬撫卹，公平獎勳，予將士以尊榮，即獲一無敵強軍，大唐變成當世第一大強國，此制度功莫大焉！

        正所謂“福兮禍相依”。國家強盛，天下太平，內無法家拂士，外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天下太平，皇帝只顧“一騎紅塵”博“妃子一笑”，耽於享樂，再不關注軍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值宿衛兵們無事可做，淪為苦力。人人都把原來的健兒當免費勞動力，哪還有什麼自豪感，榮譽感，府兵並非奴隸，自然想辦法逃亡規避。中央值宿已經如此，本府之消極應付可想而知。

        當初，天下看重府兵，政府效率極高，死難士兵棺木尚未回鄉，一應撫卹褒獎均已辦妥，一如現代“一人參軍，全家光榮”，為國捐軀，是盡忠盡孝，無尚光榮。後來，皇上不重視，整個機制也鬆懈怠惰，府兵“流血流汗又流淚”成為常態，人心就慢慢散了。

        社會風氣既然頹靡，無復慷慨激烈剛健尚武，大興奢靡之風。皇帝寵愛詞臣，武人無用武之地，勳階既無實權，地位江河日下。如是數十年，皇帝晚年好大喜功，天下竟無可用之兵。加之中央派出“節度使”侵奪地方軍政權力，府兵不堪使用，使錢招募異族，終於釀成“藩鎮割據”的禍根，大唐遂亡於此。

       正如《長安十二時辰》裡的張小敬所言：長安是所有大唐人的長安。府兵血仍未冷，玄宗卻早已不是昔日的李三郎。他忘了當年的血雨腥風，拋棄了來自土地為了榮譽浴血奮戰的同袍，子民。他以為，爺有錢，啥都能買。

        府兵的沒落，是腐化墮落造成的。是唐玄宗率領的朝廷自掘墳墓，一手造成的。

說明：以上內容參考錢穆先生著作《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理解或有罣誤，表達未必確切，懇請批評指正

宇文泰創立府兵，是因為他在邙山、河陰兩場大戰中被高歡打得底褲都沒有了。說起來，府兵制是北周開國之祖宇文泰為應對危機的建立，自然會因為新的形勢的到來而消亡。經歷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同一名稱的府兵制其實本就已經大不一樣，何況高宗，特別是玄宗後完全被邊軍取代。

一、別總以為高歡怕宇文泰，兩個人其實是半斤八兩，兩勝兩負，這才有了府兵制

通常大家以為高歡打仗不如宇文泰，因為高歡在小關、沙苑兩場大戰中敗給了宇文泰，而且那時候高歡的兵力是絕對優勢。但其實呢，宇文泰在邙山、河陰兩場大戰中也徹底敗給了高歡，乃至於精銳盡失，面臨亡國的危險，好在因為高歡的多疑以及謹慎，他沒有繼續追擊，給了宇文泰翻盤的機會。

在這兩場的大敗後，面臨這無兵可用的危機，宇文泰開始被迫推行府兵制，實行兵農結合，逐步改變了從五胡亂華時期開始的，漢人只能耕種，供給鮮卑人當兵打仗的政策。

不過呢，因為宇文泰是鮮卑人，他還是留了一手，他賜給手下漢族大將鮮卑姓，讓他們冒為鮮卑人（其中就包括賜姓普六茹的楊堅的老爹楊忠、賜姓大野的李淵的爺爺李虎），讓後讓跟隨他們計程車兵都要跟從主將的鮮卑姓。

雖然宇文泰刻意鮮卑化，但是終究還是讓很多漢人有了當兵的機會，宇文泰也因此而大大擴充了兵員。而與此同時的北齊，雖然是漢人的高家所建，卻胡化得更為嚴重，以至於北齊長久內部矛盾突出，最終滅亡於北周。

二、隋朝、唐朝時期，其實府兵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隋朝，主要是隋文帝大力主推的去鮮卑化，讓原來的漢人都恢復漢姓。而到唐朝初年，李淵打天下的軍隊底子，絕對不止是府兵，其中既有李家大量的私人軍隊，更有從太原附近臨時徵集的軍隊，唐朝建國後，這些軍隊或許被劃入府軍，或許並沒有。應該說，唐太宗征討東突厥的軍隊裡，也絕不僅僅是府兵，其中既有地方駐防軍隊，還有少數民族的軍隊，所以，不要認為隋唐的軍功都是府兵建立的。即便在唐初，除開府兵，唐朝仍然有其他軍隊可用。唐朝初年的軍功輝煌，絕對不僅僅是府兵制的輝煌。

據說唐朝有六百多折衝府，大多分佈在關中山西等地帶，其它地方很少。若是僅僅依靠府兵，也不可能維持全國那麼廣範圍的安全。

三、唐高宗之後，府兵制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

無論是唐高宗時期，還是之後的唐玄宗統治時期，都是唐朝的急速擴張時期，正因為如此，半農半軍的府兵越來越不合時宜。唐朝廣闊的邊疆，需要常年的駐軍來駐守，職業軍人的邊軍成為必須。更何況，到唐玄宗時期，帝國四面出擊，不但是駐守的問題，更是作戰需要越來越專業化。於是，高宗時代就出現的臨時官職節度大使，開始在玄宗時代成為常備官。於是有了天寶十節度，都駐守在重要的邊防地帶，擁有重兵。

節度使本來沒什麼錯，是適應時代的產物，但後來因為失去控制，權力越來越大，成為唐朝中期後藩鎮割據的主要原因，直到宋朝統一中原，趙匡胤杯酒釋兵權。

府兵制的退出是必然，其最初設定時就有不合理處，過於集中在京城重地附近一帶，最後也沒蔓延到全國，地方上必然要有一定的駐軍來保障安全，這些都不是府兵。後來，為了適應國土越來越大的駐防需要，專門招募來經過訓練的職業邊軍代替府兵，這是個很自然的過程。

府兵制創建於西魏，北周時得到發展，是與均田制結合的兵農合一的軍制。

隋文帝時期，為集中軍權進行改革，由中央機構統領，全國府兵直轄於皇帝；軍人戶籍編入州縣與均田制更緊密結合，“寓兵於農”、“兵農合一”。

唐太宗時，調整健全府兵制，使軍府組織和府兵的編制完全制度化，軍府雖分佈全國各地，地方軍府主要負責練兵，調遣指揮之權歸於中央。同時，增加軍府的數量，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軍府駐守關中。

這種兵制有利之處有3點:

①與均田制緊密結合，有利於社會生活安定、發展生產和鞏固國家的統一、民族融合。

②府兵“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既可減少國家軍費開支，又可防止將帥擁兵自重。

到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兼併空前盛行，國有土地透過各種方式不斷地轉化為私有土地，政府控制的土地日益稀少，政府已無地授田。

隨著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導致均田制的破壞，農民得不到土地，府兵制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到開元年間，府兵制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