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愛好文藝的舅舅送給我一本《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文字旖旎，風格婉轉，寫盡了一代才女的愛恨情仇。
可我讀完，便覺得林徽因絕不該書中所寫那般女兒情長。
1904年煙花浪漫的六月，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
父親是一位藝術家，又是一位風流才子。
母親目不識丁，脾氣急躁，生了三個孩子，都接二連三的夭折，只有林徽因獨自存活了下來，怨恨極深。
雙重力量夾擊下的林徽因的童年並不幸福。
林徽因兩歲時，父親林長民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
家裡沒有年輕男性又缺乏兄弟姐妹，大人們很少將她看做小女子，打理家務，平衡支出之事她都得參與。
這些都能從林長民的信中看出：我不在家，汝能為我照應一切，我甚喜也。
然而，再能幹的女兒，也抵不過一個能傳承香火的兒子。
她八歲那年，父親另娶陳氏，這個上海女子乖巧懂事，性格溫順，而且一口氣給林家添了四個兒子，林長民非常歡喜，成為“桂林一枝室主人”。
從此林母何雪媛徹底失寵。
母親每天以淚洗面，林徽因跟著母親住在後院，經常能聽見前院的幾個弟弟妹妹們的歡聲笑語，可每次去找他們玩兒，回來後總要被滿懷妒忌的母親奚落一番。
唯一能讓她無端怨懟中逃出來的，唯一讀書習字。
姑姑林澤民看到她的天資聰穎，便終日教她讀書寫字。
七歲，便能讀懂父親從日本寄來的長信。
當然，這也是獲得父親歡心的捷徑。
真正改變林徽因命運的，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讓她的父親林長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辦公地點在英國倫敦。
一個人生活始終孤獨困頓，他需要一個實用且悅人的伴侶，於是他帶上了愛女，讓她開闊眼界，遠離家庭。
父女倆一年後回國。
回國後，林家多了一位常客，梁家長子梁思成。
兩家長輩一直交情很好，有意結成親家。
兩人同意交往試試。
梁啟超希望兩人先完成學業，再結婚。
如果生了孩子，兩人必定要在結婚頭一年就建立一個家庭，這樣學識太低，負擔太重。真正讓兩人心意相通的，是一場車禍。
5月7日“國恥日”這一天，街上有國恥日週年抗議示威，梁思成和思永也參加了。
抗議途中，梁思成車被撞飛，渾身是血。
林徽因一下子急壞了，每天來醫院看望思成。
她不帶任何姑娘家的羞澀，熱心地坐在床邊，同他說話，開玩笑或安慰他。
這種行為，使梁思成的母親和姐姐感到震驚，真的要把這種現代派姑娘娶進家門？
八個月後，梁思成出院了。
可從那時起，左腿顯然比右腿短一大截，一輩子跛足，脊椎病弱要配上支架是避免不了了。
1923年赴美留學的梁思成，因為車禍，只得推遲一年再走。這下，正好等到林徽因畢業了。
1924年，兩人雙宿雙飛去了賓大。
上大學頭一年，兩人經歷了感情的爭鬥，有時還吵得不可開交。
林徽因美麗，活潑，聰明，英語流利，天生善於與人搞好關係。
而梁思成，嚴謹、治學、用功，開玩笑和幽默這種事，他做不來。
他天性如此。
在家書中，還能看見梁啟超與自己的親姐姐談論兩人的爭鬥，“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獄裡呆了好幾個月了。他們要闖過刀山劍林。但如果能改過自新，懲罰後便是天堂。”
確實，性格差異甚大的兩人，也因為差異創造了合作的契機。
通常滿腦子創造性的她先畫出一張草圖，隨著工作進展，就會提出並採納各種修正意見，有了更好的意見又立刻丟棄。交稿期限快到時，就算是加班加點給趕不上交工了。
這時候，梁思成就參加進來，他的嚴謹和好的繪畫技術把亂七八糟的草圖瞬間變成一張邏輯清晰的成品。
這種合作，在婚後的共同的專業生涯中一直如此。
畢業後，兩人在渥太華舉行婚禮。
婚前，他問：“為什麼是我？”
徽因答：“答案很長，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他們的婚姻從不是柴米油鹽的小日子，而是天長日久的跋山涉水。
1932年—1946年間，她與他一起走過了中國15個省，200多個縣。
出行主要靠驢子代步。
如今兩個小時不到的路程，當時要奔波一天。
有一次，兩人擠在一輛快報廢的車裡，車裡悶熱，人多，只能半蹲著，車子抵達匪患叢生的貴州大山頂時，突然停了——汽油沒有了。
一車的人只好徒步下山。
畢業後，在東北大學教學時，天氣寒冷，她肺病復發。
後來日本侵華，兩人逃亡西南，逃難途中她的病發展成了嚴重的肺結核。
在李莊生活時，她一直臥床不起，只有Sunny姣好時才出來曬曬。
本來什麼都不會做的梁思成，為了照顧她，學會了挑弄火爐，燉湯做菜，學會了輸液，打針、煎藥、消毒。
他想法子讓她多吃，親自準備食物。
甚至在她吃之前，他總要嚐嚐鹹淡。
那個時代，肺結核是治不好的，會傳染，需隔離治療，梁思成為了不讓她感覺被自己的家庭隔離，於是自己也感染了肺結核。
他知道她愛美，為她做了仿古銅鏡，雕刻、鑄模、翻砂都是他親自完成。
他為她做了許多，她又何嘗吝嗇了自己的付出：
“我一起床就開始灑掃庭院和做苦工，然後是採購和做飯，然後是收拾和洗刷，然後就跟見了鬼一樣，在困難的三餐中間根本沒有時間感知任何事物，我渾身痛著呻吟著上床，奇怪自己幹嘛還活著。”
“在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過著父輩他們十幾歲時過著的生活。”
思成是個慢性子，喜歡一次就做一件事情，最不善於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
但家務還得有人管，那就是林徽因自己。
兩人的女兒梁再冰後來回憶說，
“有一次，事先沒有警報，日本轟炸機丟到了頭頂上，爹爹還以為是中國飛機，媽媽立即抱起小弟，攙扶著外婆往樓下跑，當我們跑到樓梯拐角時，又一批炸彈落下，抱著孩子的媽媽在剎那間被震到了院子當中。”
因為打戰，物價飛漲，剛來時三四元的大米，一轉眼就要三四百元來，她不得不出外教書來填補家用。
有一次，梁思成的皮尺不見了。
考察古建築，由於都是木質結構，很多尺寸要一點點量透了全靠皮尺。
東西雖小卻有大用。
他翻遍家裡還是沒找到，一時間愁眉不展。
她便瞞著他，在黑市花23元的高價買了一條給他。
而她教學的月所得不過40元法幣。
她是病人，醫生說要靜養三年，她卻向他保證六個月內肯定康復。
養病期間，她被限制工作時長，凡事不能親力親為，就是靠寫詩寫小說打發日子了。於是她寫出了小說《九十九度中》。
帶病創作，阻難可想而知。
可是國破家亡的時代，人如何決定得了自己的命運。
奔走十幾年，她健康盡毀。
然而，當好友費慰梅來看望時，她卻說，“磨難使我更理解自己了。”
林徽因說過一句話：“在中國一個女孩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她的家庭。”
她還說過一句更有名的：“許多人都做了歲月的奴，忘記自己當初想要追求的是什麼。”
所以，她要成為她自己。
她愛美，當年在賓大讀書時，梁思成與她約會，每每要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妝打扮上二三十分鐘，才肯下樓。
弟弟梁思永為此寫了一副對聯調侃：林小姐千妝萬扮始出來，梁公子一等再等終成配。
有句話說：就算是地獄，她也能使之成為天堂。
無論所在地多麼貧困，她的家裡總是收拾的很有情調。
女兒梁再冰回憶在昆明郊外的日子時曾說，“我不知道她是什麼弄的，我們當時的屋子很破，她每天就大把大把的野花往家裡花瓶裡放，整個屋子特別溫馨，可愛。她就是這樣，只要有一點機會，就要把自己搞得像模像樣。”
逃難時，她仍舊保持給朋友通訊的習慣。
可信紙多是薄薄的、發黃發脆的，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包過菜和肉的。
在女校教課時，她西裝革履，很是帥氣，每每到校都能引起一陣轟動。學生們都說，要是男校，恐怕上不了學了。
她認為人活得要有骨氣。
在寫給女兒的信裡說，“我們希望不打戰事情就可以完，但如果要打戰，我們都願意打戰。我覺得現在我們做華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什麼都定有決心才好。”
1953年，北京市要重修改造，很多古建築，城牆被拆，許多學者心痛但不敢語，她不顧自己的病痛，找到負責城建工作的副市長吳晗，指責他帶頭破壞公物。
心痛之餘，卻指出了最關鍵之處，“你們拆的是具有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
當時她肺結核晚期，腎臟也已經被感染，聲音沙啞，幾乎說不出話來，卻句句真情，令人動容。
生命中最後幾年她形若枯槁，依舊惦念著新中國交給她的工作。
設計國徽。
參與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
而最後，她還給自己增加了一件副業，搶救景泰藍工藝。
而且這時兩人的工作重心已從考古轉向實現中國建築的現代復興，需要更多的精力來主持大局。
一個女人要豐盈到何種程度，才值得男人甘願傾盡一生來魂牽夢繞？
或者說，一個女人要強大到何等地步，才能活出自己？
多數女人的美，是靠飾品無限的堆砌，靠生活作風上無限的狗血與奢靡。
她呢？
顛簸半生，一病不起，卻換來了無數的欽慕與仰望。
汪曾祺在他《金嶽霖先生》一文中講道：
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
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佈：“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在座賓客，無不唏噓。
默默的愛著一個人，是他的選擇，也是他一生的信仰。
老金是徐志摩介紹給梁林夫婦認識的，那徐志摩自己呢？
跟隨父親去往倫敦的那年，林徽因與徐志摩經常見面，談詩歌，說文學，話語之間總是雪萊、濟慈、拜倫、弗吉尼亞·沃爾夫，煙火氣息了了。
可就在這時，徐志摩的妻子到倫敦來了，還帶著兒子。
她萬萬沒想到是這種狀況。
他對她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她一聽，心裡別提有多難過。
這麼多年來，和她傷心透頂的母親一起生活，她聽到離婚就惱火。
無愛的妻子被拋棄，自己卻要去頂替她的位置。這與當年母親的遭遇有何不同？
她決定離開倫敦，讓自己遠離這個心愛的卻不理智的人。
什麼樣的人值得摯愛一生，哪怕得不到？
她的女兒談到父母的逃難時，說了這麼一句話：
“對他們什麼的變化，我覺得他們好像一點都沒有抱怨的情緒，好像覺得這是他們應該學的。”
而梁思成給她設計的墓碑上更清楚的刻著：建築師林徽因。
梁思成車禍後，脊椎弱化，背一坨再陀，每每要靠鋼鐵背心才能支起身子來，就算知道了這個，她也毅然下嫁。
共同的學習讓兩人的心靈相連，步伐一致，就連思想也是朝著一個方向。
梁思成事業上最好的合作者，或許才是她最好的身份。
娛樂至死的年代，她從來沒有以真面目示人，我們總是從別人的厭惡與喜歡中，感受她的存在。
是否想過，她也是名門之後，也算的上一位名媛。
可她卻沒像陸小曼那樣從小驕縱，做事無遮無攔，叱吒社交場，最後卻毀在大煙上。
她吃苦耐勞，城市裡長大卻把前半生消耗在荒郊野外的古建築考察上。
都說女人是耐不住寂寞的情感動物，她卻耐住了數十年的寂寞與孤獨，甘心做一個學者。
而那些嫉妒她的人呢？
做不到她做的事，也成不了她做的人。
去年，愛好文藝的舅舅送給我一本《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文字旖旎，風格婉轉，寫盡了一代才女的愛恨情仇。
可我讀完，便覺得林徽因絕不該書中所寫那般女兒情長。
1904年煙花浪漫的六月，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
父親是一位藝術家，又是一位風流才子。
母親目不識丁，脾氣急躁，生了三個孩子，都接二連三的夭折，只有林徽因獨自存活了下來，怨恨極深。
雙重力量夾擊下的林徽因的童年並不幸福。
林徽因兩歲時，父親林長民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
家裡沒有年輕男性又缺乏兄弟姐妹，大人們很少將她看做小女子，打理家務，平衡支出之事她都得參與。
這些都能從林長民的信中看出：我不在家，汝能為我照應一切，我甚喜也。
然而，再能幹的女兒，也抵不過一個能傳承香火的兒子。
她八歲那年，父親另娶陳氏，這個上海女子乖巧懂事，性格溫順，而且一口氣給林家添了四個兒子，林長民非常歡喜，成為“桂林一枝室主人”。
從此林母何雪媛徹底失寵。
母親每天以淚洗面，林徽因跟著母親住在後院，經常能聽見前院的幾個弟弟妹妹們的歡聲笑語，可每次去找他們玩兒，回來後總要被滿懷妒忌的母親奚落一番。
唯一能讓她無端怨懟中逃出來的，唯一讀書習字。
姑姑林澤民看到她的天資聰穎，便終日教她讀書寫字。
七歲，便能讀懂父親從日本寄來的長信。
當然，這也是獲得父親歡心的捷徑。
真正改變林徽因命運的，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讓她的父親林長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辦公地點在英國倫敦。
一個人生活始終孤獨困頓，他需要一個實用且悅人的伴侶，於是他帶上了愛女，讓她開闊眼界，遠離家庭。
父女倆一年後回國。
回國後，林家多了一位常客，梁家長子梁思成。
兩家長輩一直交情很好，有意結成親家。
兩人同意交往試試。
梁啟超希望兩人先完成學業，再結婚。
如果生了孩子，兩人必定要在結婚頭一年就建立一個家庭，這樣學識太低，負擔太重。真正讓兩人心意相通的，是一場車禍。
5月7日“國恥日”這一天，街上有國恥日週年抗議示威，梁思成和思永也參加了。
抗議途中，梁思成車被撞飛，渾身是血。
林徽因一下子急壞了，每天來醫院看望思成。
她不帶任何姑娘家的羞澀，熱心地坐在床邊，同他說話，開玩笑或安慰他。
這種行為，使梁思成的母親和姐姐感到震驚，真的要把這種現代派姑娘娶進家門？
八個月後，梁思成出院了。
可從那時起，左腿顯然比右腿短一大截，一輩子跛足，脊椎病弱要配上支架是避免不了了。
1923年赴美留學的梁思成，因為車禍，只得推遲一年再走。這下，正好等到林徽因畢業了。
1924年，兩人雙宿雙飛去了賓大。
上大學頭一年，兩人經歷了感情的爭鬥，有時還吵得不可開交。
林徽因美麗，活潑，聰明，英語流利，天生善於與人搞好關係。
而梁思成，嚴謹、治學、用功，開玩笑和幽默這種事，他做不來。
他天性如此。
在家書中，還能看見梁啟超與自己的親姐姐談論兩人的爭鬥，“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獄裡呆了好幾個月了。他們要闖過刀山劍林。但如果能改過自新，懲罰後便是天堂。”
確實，性格差異甚大的兩人，也因為差異創造了合作的契機。
通常滿腦子創造性的她先畫出一張草圖，隨著工作進展，就會提出並採納各種修正意見，有了更好的意見又立刻丟棄。交稿期限快到時，就算是加班加點給趕不上交工了。
這時候，梁思成就參加進來，他的嚴謹和好的繪畫技術把亂七八糟的草圖瞬間變成一張邏輯清晰的成品。
這種合作，在婚後的共同的專業生涯中一直如此。
畢業後，兩人在渥太華舉行婚禮。
婚前，他問：“為什麼是我？”
徽因答：“答案很長，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他們的婚姻從不是柴米油鹽的小日子，而是天長日久的跋山涉水。
1932年—1946年間，她與他一起走過了中國15個省，200多個縣。
出行主要靠驢子代步。
如今兩個小時不到的路程，當時要奔波一天。
有一次，兩人擠在一輛快報廢的車裡，車裡悶熱，人多，只能半蹲著，車子抵達匪患叢生的貴州大山頂時，突然停了——汽油沒有了。
一車的人只好徒步下山。
畢業後，在東北大學教學時，天氣寒冷，她肺病復發。
後來日本侵華，兩人逃亡西南，逃難途中她的病發展成了嚴重的肺結核。
在李莊生活時，她一直臥床不起，只有Sunny姣好時才出來曬曬。
本來什麼都不會做的梁思成，為了照顧她，學會了挑弄火爐，燉湯做菜，學會了輸液，打針、煎藥、消毒。
他想法子讓她多吃，親自準備食物。
甚至在她吃之前，他總要嚐嚐鹹淡。
那個時代，肺結核是治不好的，會傳染，需隔離治療，梁思成為了不讓她感覺被自己的家庭隔離，於是自己也感染了肺結核。
他知道她愛美，為她做了仿古銅鏡，雕刻、鑄模、翻砂都是他親自完成。
他為她做了許多，她又何嘗吝嗇了自己的付出：
“我一起床就開始灑掃庭院和做苦工，然後是採購和做飯，然後是收拾和洗刷，然後就跟見了鬼一樣，在困難的三餐中間根本沒有時間感知任何事物，我渾身痛著呻吟著上床，奇怪自己幹嘛還活著。”
“在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過著父輩他們十幾歲時過著的生活。”
思成是個慢性子，喜歡一次就做一件事情，最不善於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
但家務還得有人管，那就是林徽因自己。
兩人的女兒梁再冰後來回憶說，
“有一次，事先沒有警報，日本轟炸機丟到了頭頂上，爹爹還以為是中國飛機，媽媽立即抱起小弟，攙扶著外婆往樓下跑，當我們跑到樓梯拐角時，又一批炸彈落下，抱著孩子的媽媽在剎那間被震到了院子當中。”
因為打戰，物價飛漲，剛來時三四元的大米，一轉眼就要三四百元來，她不得不出外教書來填補家用。
有一次，梁思成的皮尺不見了。
考察古建築，由於都是木質結構，很多尺寸要一點點量透了全靠皮尺。
東西雖小卻有大用。
他翻遍家裡還是沒找到，一時間愁眉不展。
她便瞞著他，在黑市花23元的高價買了一條給他。
而她教學的月所得不過40元法幣。
她是病人，醫生說要靜養三年，她卻向他保證六個月內肯定康復。
養病期間，她被限制工作時長，凡事不能親力親為，就是靠寫詩寫小說打發日子了。於是她寫出了小說《九十九度中》。
帶病創作，阻難可想而知。
可是國破家亡的時代，人如何決定得了自己的命運。
奔走十幾年，她健康盡毀。
然而，當好友費慰梅來看望時，她卻說，“磨難使我更理解自己了。”
林徽因說過一句話：“在中國一個女孩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她的家庭。”
她還說過一句更有名的：“許多人都做了歲月的奴，忘記自己當初想要追求的是什麼。”
所以，她要成為她自己。
她愛美，當年在賓大讀書時，梁思成與她約會，每每要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妝打扮上二三十分鐘，才肯下樓。
弟弟梁思永為此寫了一副對聯調侃：林小姐千妝萬扮始出來，梁公子一等再等終成配。
有句話說：就算是地獄，她也能使之成為天堂。
無論所在地多麼貧困，她的家裡總是收拾的很有情調。
女兒梁再冰回憶在昆明郊外的日子時曾說，“我不知道她是什麼弄的，我們當時的屋子很破，她每天就大把大把的野花往家裡花瓶裡放，整個屋子特別溫馨，可愛。她就是這樣，只要有一點機會，就要把自己搞得像模像樣。”
逃難時，她仍舊保持給朋友通訊的習慣。
可信紙多是薄薄的、發黃發脆的，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包過菜和肉的。
在女校教課時，她西裝革履，很是帥氣，每每到校都能引起一陣轟動。學生們都說，要是男校，恐怕上不了學了。
她認為人活得要有骨氣。
在寫給女兒的信裡說，“我們希望不打戰事情就可以完，但如果要打戰，我們都願意打戰。我覺得現在我們做華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什麼都定有決心才好。”
1953年，北京市要重修改造，很多古建築，城牆被拆，許多學者心痛但不敢語，她不顧自己的病痛，找到負責城建工作的副市長吳晗，指責他帶頭破壞公物。
心痛之餘，卻指出了最關鍵之處，“你們拆的是具有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將來，你們遲早會後悔，那個時候，你們要蓋的就是假古董！”
當時她肺結核晚期，腎臟也已經被感染，聲音沙啞，幾乎說不出話來，卻句句真情，令人動容。
生命中最後幾年她形若枯槁，依舊惦念著新中國交給她的工作。
設計國徽。
參與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
而最後，她還給自己增加了一件副業，搶救景泰藍工藝。
而且這時兩人的工作重心已從考古轉向實現中國建築的現代復興，需要更多的精力來主持大局。
一個女人要豐盈到何種程度，才值得男人甘願傾盡一生來魂牽夢繞？
或者說，一個女人要強大到何等地步，才能活出自己？
多數女人的美，是靠飾品無限的堆砌，靠生活作風上無限的狗血與奢靡。
她呢？
顛簸半生，一病不起，卻換來了無數的欽慕與仰望。
汪曾祺在他《金嶽霖先生》一文中講道：
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
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佈：“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在座賓客，無不唏噓。
默默的愛著一個人，是他的選擇，也是他一生的信仰。
老金是徐志摩介紹給梁林夫婦認識的，那徐志摩自己呢？
跟隨父親去往倫敦的那年，林徽因與徐志摩經常見面，談詩歌，說文學，話語之間總是雪萊、濟慈、拜倫、弗吉尼亞·沃爾夫，煙火氣息了了。
可就在這時，徐志摩的妻子到倫敦來了，還帶著兒子。
她萬萬沒想到是這種狀況。
他對她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她一聽，心裡別提有多難過。
這麼多年來，和她傷心透頂的母親一起生活，她聽到離婚就惱火。
無愛的妻子被拋棄，自己卻要去頂替她的位置。這與當年母親的遭遇有何不同？
她決定離開倫敦，讓自己遠離這個心愛的卻不理智的人。
什麼樣的人值得摯愛一生，哪怕得不到？
她的女兒談到父母的逃難時，說了這麼一句話：
“對他們什麼的變化，我覺得他們好像一點都沒有抱怨的情緒，好像覺得這是他們應該學的。”
而梁思成給她設計的墓碑上更清楚的刻著：建築師林徽因。
梁思成車禍後，脊椎弱化，背一坨再陀，每每要靠鋼鐵背心才能支起身子來，就算知道了這個，她也毅然下嫁。
共同的學習讓兩人的心靈相連，步伐一致，就連思想也是朝著一個方向。
梁思成事業上最好的合作者，或許才是她最好的身份。
娛樂至死的年代，她從來沒有以真面目示人，我們總是從別人的厭惡與喜歡中，感受她的存在。
是否想過，她也是名門之後，也算的上一位名媛。
可她卻沒像陸小曼那樣從小驕縱，做事無遮無攔，叱吒社交場，最後卻毀在大煙上。
她吃苦耐勞，城市裡長大卻把前半生消耗在荒郊野外的古建築考察上。
都說女人是耐不住寂寞的情感動物，她卻耐住了數十年的寂寞與孤獨，甘心做一個學者。
而那些嫉妒她的人呢？
做不到她做的事，也成不了她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