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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名人史海觀心閣

    民國時期研究甲骨文的學者中,最厲害的除了王國維、郭沫若和聞一多之外,還有羅振玉、董作賓等先生。

    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一種文字。在商朝後期,王室為了占卜,就將文字刻在龜甲或獸骨之上,他們認為,這樣就可以及時和天、神溝通了。刻在龜甲或獸骨的文字,就被後人稱為了“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反映著商朝後期的政治、經濟狀況。一直以來,它對於研究中國早期的歷史及文字演變的歷程,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研究甲骨文的歷程中,民國時期有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學者,因他們的字號中都機緣巧合地帶著一個“堂”字,而被人們尊稱為“甲骨四堂”。他們分別是: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

    在對甲骨學的研究中,自幼習經史考據之學的羅振玉先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被譽為甲骨學的奠基者。他的主要貢獻在於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

    自從甲骨文被發現後,很長時間內都存在著關於“甲骨文出自哪裡”的爭論。羅振玉經過詳細地考證和謹慎研究後,提出了“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溢十餘,乃恍然悟以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的學術論點。他理智地判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遺址。

    除此之外,在書法上,羅振玉是第一個以甲骨文體開創出一種新字型的人。

    王國維在研究甲骨學中,做出的貢獻首先是對甲骨文的考釋。1915年,他發表了《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考訂了孟、雍、費、毫、僱、祀等八個地名,論證了“殷祭”即合祭,“外祭”即祭社。

    1917年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書,不僅考證出了商周時期一些相關的人物確實存在,也證實了司馬遷的《史記》中關於殷本紀的資料。

    王國維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總結了出土文獻與書籍參證的“二重證據法”,不僅對甲骨學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幫助,而且也能啟發一般的學術研究。

    董作賓,是甲骨學家和古史學家。他對甲骨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用骨斷代學。

    董作賓所著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書,被公認是中國甲骨文史上意義非凡的名著。他曾多次參加殷墟的發掘工作,並主持整理了甲骨。在這些基礎上,他才提出了用甲骨來分期斷代:第一期為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第二期為祖庚和祖甲;第三期為凜辛和康丁;第四期為武乙和文丁;第五期為帝乙和帝辛。這對甲骨學的研究起著重大的推進作用。

    此外,董作賓還根據甲骨學研究,總結出了對殷商時期的歷法和禮制方面的獨到見解。

    在當時的甲骨文研究的學者中,郭沫若要算起步最晚的了。他從1928年才開始研究甲骨文與殷商史,但因為他的痴迷,他的研究結果卻後來居上:他曾出版過以下甲骨學研究的著作:《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續編》(甲骨文部分)等等,對當時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對甲骨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他考證了殷商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生活諸方面的歷史;並對當時的奴隸制度、氏族貴族、私有財產等有著獨到的見解,在此基礎上,他還考證出了殷商時期的王位繼承製以及婚姻家庭形態等成果。並得出了殷商時期為青銅時代和奴隸社會的結論。

    郭沫若不僅考證了甲骨文字達500多個,還研發出了一組考證地名的方法——地名系聯法,使後來的考古工作更加便利了。

    其實,在民國期間,除了老一代的“甲骨四堂”之外,還有年青一代的“甲骨四少”:嘉興唐蘭,東莞容庚,膠州柯昌濟,番禺商承祚。那時,這四位年輕人都才20多歲,他們能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艱辛晦澀的領域,可見他們對甲骨學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們能得到如此高的評價和讚美,也非常難得了。

  • 2 # 公子霜塵

    甲骨文所屬時代為殷商晚期,距今3600餘年,一直不為人所知。自乾嘉兩朝,受到乾嘉學派的影響,金石學得到迅速發展。何謂金石學?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物件,偏重於考證文字資料,以期達到對歷史典籍的補充、完善。

    甲骨文發現者

    而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便是晚清有名的金石學家。當時許多人會拿著,不明白的古董,登門求教於王懿榮。其偶得了瘧疾,郎中開的藥方中,有一味藥是“龍骨”,是遠古大型動物的化石,有安神、鎮靜之用。其在僕人抓回藥中,發現了小塊“龍骨”之上,有疑似金文的文字,金石學素養深厚的王懿榮,初步判斷是遠古的文字。於是,輾轉於各家藥店,遍尋帶“字”龍骨。收到訊息的範姓古董商人,便上門兜售甲骨。王懿榮傾其所有,收集了1500多片甲骨。如此,若果不是王懿榮,判斷出“龍骨”有疑似的文字,進而大量收購,慢慢由隱秘的個人收藏,逐漸發展成為小範圍文人間的風尚,使得甲骨的價值可到保護。因為是時,甲骨價值不菲,需要一定的經濟作為支撐。否則,便是一味中藥,殷商的歷史極有可能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所以講王懿榮的發現,避免了甲骨的滅頂之災,具有開創之功。

    第一部甲骨著作

    義和團運動後,忠於大清的王懿榮,選擇了投井自盡,其收藏的甲骨為《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接手。與王懿榮素有往來的劉鶚,原本也是金石學家。受到王懿榮的影響,劉鶚也收藏了5000多片甲骨。之後其精選了1000多片甲骨,出版了第一部甲骨著作《鐵雲藏龜》(這裡補充一點,甲骨文以龜甲、牛的肩胛骨為載體,劉鶚收藏的大多數是龜甲)。主要成就:

    辨認出了40多個龜骨文字;從龜甲文字中斷定了是商朝的遺物,稱為刀筆文字;《鐵雲藏龜》的出版,將甲骨有少數人的壟斷變成了公開,讓更多有識之士加入研究行列。考據出甲骨出土地

    至此,甲骨的出土地以及確切的時代,還不為人所知,有限的甲骨還不構成大資料。一個重要原因嘛,便是古董商人為了壟斷甲骨資源,隱瞞了土出地。曾經協助劉鶚出版《鐵雲藏龜》的羅振玉,千迴百轉從古董商口中得知,甲骨出土地的一些資訊。派自己堂弟與內弟前往考察,又收集了1萬多片甲骨,加上之前收集了一萬多片。經大資料分析,從而考據出甲骨的出土地,在殷墟故地小屯村。其1915年由日本回國祭祖,到過小屯村。這樣,羅振玉成了第一個到過殷墟故地的甲骨學家,這是一大成就。

    其他主要成就:

    運用偏旁分析,與《說文解字》相互印證,糾正其中的錯誤;利用辭例,得出了商朝的禮制、帝王世系、官制等;考據出小屯乃是盤庚遷殷後,八世十二王,歷經273年的晚商都城;利用甲骨上商王的名字與《史記 殷本紀》比對,判斷出甲骨為“殷王室遺物”。羅王之學說起甲骨文界的“羅王之學”,羅是上述的羅振玉,王呢,即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與羅振玉,亦師亦友的王國維,受羅的影響,也加入了甲骨研究的行列。主要成就:以《史記 殷本紀》為底本,在甲骨卜辭中,找到了亳、曹、雍等8出地名;在甲骨卜辭,多次出現王亥的時候,伴隨隆重的祭祀活動,判斷出司馬遷的《史記 殷本紀》,商王室譜系有遺漏和錯誤;進一步考證以商朝開國君主商湯之前12位先公(按王國維的說法,湯以前的叫先公,湯以後的叫先王)。糾正了司馬遷《史記》先公中某段排序,應為:報乙、報丁、報丙。從而證明了《史記》是信史,有力回擊了康有為所著《新學偽經考》,對於三代歷史的質疑。從而也創新性的,發展出了“二重證據法”,即是史料典籍與地下文物相互印證,藉由地下文物補正史料典籍。可以說,甲骨文的研究迅速發展,將中國的歷史往前推了600餘年,有力地證明了三代的歷史非虛。是對康梁之時,學術界興起的,疑古之風的一個糾正。

    各位看官,不知道您,怎麼看?

  • 3 # 集福軒紫砂文化

    甲骨文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字,主要指商朝後期王室為占卜而刻在龜甲或獸骨的文字,是漢字的早期形式。甲骨文主要記錄反映了商朝後期政治與經濟狀況,對於研究中國早期歷史及文字演變有著重要意義。而提起華人研究甲骨文的歷程,就不得不提起民國時期四位著名甲骨文研究者,他們因為字或號中帶有“堂”字而被稱為“甲骨四堂”。文字學家唐蘭後來曾評價:“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足見這四位對中國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意義。他們分別是:羅振玉 號雪堂

    王國維 號觀堂

    董作賓 字彥堂

    郭沫若 字鼎堂

    他們的研究成果分別是:

    一,羅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蘊、叔言,號雪堂,晚號貞松老人、松翁。祖籍為浙江省上虞縣永豐鄉,出生在江蘇省淮安縣。中國近代農學家、教育家、考古學家、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古文字學家,中國現代農學的開拓者,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

    在甲骨學的研究中,羅振玉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被譽為甲骨學的奠基者,羅振玉自幼習經史考據之學,因此擅長考證,他的貢獻主要在於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自甲骨文被發現後,很長時間記憶體在著甲骨文出自何處的爭論,羅振玉廣泛蒐集材料、經過細緻地考證後提出“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溢十餘,乃恍然悟以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他正確判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並不是傳說的山東、湯陰等地,而是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遺址。他還是第一個以甲骨文體寫書法的人。他與王國維一起整理研究甲骨文,確證了甲骨文中合書的現象,二人的研究由此被稱為“羅王之學”。

    二,王國維(1877—1927),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諡忠愨。漢族,浙江省海寧人。他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學者,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古文學等方面均有深詣和創新,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廣博精深的學術遺產。

    王國維對甲骨學的貢獻首先表現在甲骨文的考釋方面,1915年,王國維發表了《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考訂了孟、雍、毫、費、祀、僱等八個地名,論證了“殷祭”即合祭,“外祭”即祭社。1917年他又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書,不僅考證出了商周時期一些人物確實存在,同時也證實了司馬遷的《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同時糾正了《史記》中的一些訛誤,並證明其確實是一部信史。王國維的另一貢獻是總結了出土文獻與書籍參證的“二重證據法”,不僅對甲骨學的研究有重要幫助,而且對一般的學術研究也有啟發意義。

    三,董作賓(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彥堂,又作雁堂,號平廬,祖籍河南溫縣董楊門,出生於河南南陽,甲骨學家、古史學家。他小時候就對古文字和篆刻有很大興趣,後來經人引薦,逐漸與甲骨文結緣。

    董作賓對甲骨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用骨斷代學,他所著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被公認是中國甲骨文史上劃時代的名著。與前三位不同,董作賓曾多次參加了殷墟的發掘工作,並主持整理了甲骨,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用甲骨來分期斷代,分甲骨文為五期:第一期為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為祖庚、祖甲;第三期為凜辛、康丁;第四期為武乙、文丁;第五期為帝乙、帝辛,對甲骨學研究有重大推進。此外,董作賓還根據在甲骨學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對殷商時期的歷法、禮制等的獨到見解。

    四,郭沫若(1892—1978)。祖籍福建,生於四川省樂山縣,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新詩奠基人之一。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在流亡日本時接觸到了羅振玉關於甲骨文的著作,從此開始研究甲骨文。

    郭沫若研究甲骨學的起步較晚,1928年他才開始研究甲骨文與殷商史,但他的研究卻能後來居上,郭沫若曾出版過多部甲骨學研究的著作,包括《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續編》(甲骨文部分)等。他對甲骨學的貢獻主要表現為考證了殷商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生活諸方面,並對當時的奴隸制度、私有財產、氏族貴族等有獨到的見解,在此基礎上他考證出了殷商時期的王位繼承製、婚姻家庭形態等,並得出殷商時期為青銅時代和奴隸社會的結論。郭沫若不僅考證了甲骨文字達500多個,而且發展出了一組考證地名的方法—地名系聯法,為考古工作提供了便利。

    以上是我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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