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一開始只是文人之間的筆戰，是對同一問題發表相反的觀點。

導火索是梁實秋一篇名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在文中梁對盧梭進行了批判，並發表了自己對女子教育問題的看法。作為盧梭的推崇者，魯迅對此自然感到不滿，於是作文《盧梭與胃口》進行反駁。從這裡開始，二人開始了來來往往的爭論，從教育到文學，再到翻譯、批評等許多方面，涉及文學理念、人性觀、階級性等等問題。

雖然兩人的火藥味越來越濃，但終歸還屬於文人之間的筆墨戰爭，和今天網際網路上兩個大V對罵沒太大區別。把事情引向另一個本質的是馮乃超的一篇《階級社會的藝術》。

馮乃超

梁實秋是新月派作家，信仰自由主義，主張文學是超功利的自我表達，是靈魂和美的詮釋，以健康和尊嚴為原則，堅持貴族式的純文學立場，反對把文學作為階級和政治的工具。這種觀點直接與左翼文學相對立，因此常常被左翼作家攻擊為資產階級的、妥協的、反動的、落伍的文學。馮乃超作為左翼文學理論家、中共黨員，必然是反感梁實秋等人的。於是在其文章中送給了梁一頂“資本家的走狗”的帽子。

梁實秋看到以後立馬動筆進行了反擊，他寫到：“《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梁實秋的這段話極為老辣，不僅利用馮乃超批判的虛弱處給自己解了套，更揭了左翼文學特別是左聯的老底兒。

作為左聯的旗幟和領袖，魯迅不可能也無法對此置之不理。所以他再次提起筆來，在“資本家的走狗”上添了兩個詞，變成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並用強大的邏輯推理能力，將這頂帽子緊緊套在了梁實秋的腦袋上：“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到這裡，魯梁之爭就變成了一種政治論戰而與文學沒有什麼真正關係了。應該說，這是那個時代造成的對立，也是文學之外的勢力對文學產生的干擾。就魯迅和梁實秋本人而言，其實都未必有多強烈的政治歸屬和政治目的，更多的還是裹挾在政治現實中的書生意氣。

梁實秋文章裡寫：“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杆子上寫‘武裝保護CCCP’我是不幹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幹的，現時我只能看看書寫寫文章。”實際上只是表達對某些革命行為和革命者的反感，並非真的對革命有多少深入思考。同樣，魯迅認為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的時候，這種借刀殺人的影射“比起劊子手來更下賤”，出於同情弱者和保護一批左翼青年的目的，魯迅寫到：“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CCCP’或‘×××’，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而其實，魯迅也未必真正清楚自己所同情的物件真實情況究竟如何。

兩個人心裡對此都是明白的。所以魯迅會寫：“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絕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而梁實秋也寫過：“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鋪路。那不是事實，他和×××本來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

任何文學都要和時代緊蜜聯絡，拋開歷史評價文學，是不懂文學的真諦的。魯迅所處的時代，正值中華民族水深火熱的時代，所以凡有良心的時代精英，都把拯救國家民族做為目標，而對那些所謂純文學便學家痛恨，怒其不爭。所以當年黎晶輝的歌曲被罵作靡靡之音，是賣國歌曲。因它起到了麻痺作用，讓國人失去鬥志。如果放到現在唱，就不會有人罵了。因時代不同了。所以魯迅的偉大，在那個時代是無與倫比的。

魯迅與梁實秋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對論敵，他們之間的論戰被後人稱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公案之一。

梁實秋

魯迅大家都很熟悉，在這裡先介紹一下樑實秋的情況。

梁實秋出身於北京一個富裕之家，先是在清華學校讀書，1920年代初赴美留學，研習英語和英美文學，1926年回國後先後在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任職，著有《雅舍小品》《雅舍雜文》《雅舍談吃》等多部散文集，是新月文學史重要成員，與胡適、徐志摩、沈從文、張道藩、聞一多、冰心等人是好朋友。

梁實秋在重慶北碚的舊居雅舍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梁實秋是一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與魯迅的文學觀、世界觀及人生觀都有很大的不同。俗語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梁實秋與魯迅之間就是“話不投機”的關係。

兩人論戰的開始是因為梁實秋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對魯迅有些不敬，稱魯迅除了尖銳的筆調外，別無長處，更糟糕的是，梁實秋對魯迅有些活動的描述有些失實。魯迅看到後馬上撰文反駁，並要求梁實秋對文中不實之處予以更正。

魯迅一家（木版畫）

梁實秋也隨即反擊，論戰升級，魯迅的朋友、左翼文人郁達夫、馮乃超也加入了論戰，馮乃超稱梁實秋為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當即回敬說：“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魯迅大怒，再次出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出臺。論戰達到頂峰。

實事求是地說，梁實秋和魯迅論戰是由於兩人的文藝觀和思想觀不同引起的，梁實秋主張人性論，而魯迅則主張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這是兩人的分歧所在。但最後都帶有人身攻擊的意味，這樣也就沒必要爭論下去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文壇論戰就此罷手。

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以1930年為中心，持續了8年之久，其中涉及面非常廣，有翻譯之爭、批評之爭、文學人性論之爭，文學階級性之爭等等。從表面來看，魯梁的論爭是文人的意氣相爭，其實從兩人對立的觀點和立場來看那些"相互攻殲"的文章，就會發現這場論戰的實質早已不是個人之間的爭吵，其背後映射了中國30年代兩個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和精英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戰爭。

梁實秋，中國著名散文家翻譯家，1927年剛從美國歸來不久的梁實秋在《晨報副刊》上刊登了《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文章從女子教育出發，實則批評了盧梭的浪漫主義思想，其實主要是梁實秋發洩了對盧梭注重個人情感的浪漫主義的不滿，但一向對政治敏感的魯迅立刻察覺出這篇文章中梁實秋的思想政治傾向，於是在《語絲》上發表了《盧梭與胃口》一文予以反擊。

對於這一場為"愛豆（盧梭）"而戰的互撕現場，魯梁之爭中最後以魯迅理論的嚴謹和完整，語言的諷刺性獲得勝利，但卻為後續的論爭升級埋下了導火線。

左翼文學運動的開始，由於文學理論知識的不足，魯迅在堅持翻譯的"有用性""現實性"的基礎上，對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等著作進行了"硬譯"。

魯迅認為自已的翻譯是為了"自己和一些不圖"爽快"的人"，但梁實秋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中毫不客氣地指出："譯書的第一條件是要令人看得懂"、"硬譯不見得保留了"原來精悍的語氣""。

魯迅當即撰文《"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來反擊，認為譯文的風格與作品本身有關，自己的作品不是為了娛樂大眾，而是為了需要的人，原文大意與語句通順相矛盾時，寧可取原文大意不偏離而捨棄語句的優美通順。

梁實秋則在《答魯迅先生》一文中直接指出魯迅"能力不足"，與"中國文法無關"。並在此針對的提出了"壞文"的三個標準：一、與原文意思不符，二、未達到"原文強悍的語氣"，三、令人看不懂。

梁實秋與魯迅關於翻譯的論爭總結起來其實不過兩點，第一對"硬譯"理解的不同，魯迅稱自己"硬譯"，其實有一定自謙的語氣，再加上他所說的意思實質上是指直譯，而梁實秋則認為這個詞指的是生硬的翻譯，即"死譯"，與此二人產生了分歧。第二是對意譯還是直譯的選擇的不同，魯迅自不用說，翻譯時常是"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梁實秋更推崇意譯，他認為中文圓潤可以完整的表達直來直去的英語的意思，所以翻譯應當更注重"讓人讀懂"上。

雖然是對翻譯方法的論爭，但與之同時顯現的分歧卻是表現在"人性與階級論戰"之上。

1929年，梁實秋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中提出："無產階級文學是錯誤的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文學沒有階級"、"天才創造文學"、"文學與大多數無關"，《文學與革命》中提出："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

這些觀點引起了新月派與左翼作家的論爭，魯迅很快在《文學的階級性》、《"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反駁："文學只有透過人才能表現人性""一用人，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反駁了梁實秋的文學無階級論、天才論和去功利論。

從這場論爭中可看出，論爭的實質其實是魯迅所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學思想與梁實秋代表的精英資產階級文學思想的對立，而再把這兩方的的對立放大，我們就可以看到30年代，那個國家風雨飄搖，左翼文學蓬勃發展，文學思潮不斷碰撞的時代下，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摩擦，自由主義與左翼、京派的論爭，對於人性與階級的討論並沒有準確的定論，所以我們也應當避免以絕對對錯的觀點看待這場論爭，應當實事求是，辯證的思考。

“魯梁論戰”超越了文學範疇，實質是“政治論戰”。

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持續了八年之久！始於梁實秋一篇名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在文中梁對盧梭某些觀點進行了批駁，隨後發表了自己對女子教育問題的文章。這篇文章的發表揭開了“魯梁論戰”的序幕。

該文引起了魯迅的不滿，隨即作文《盧梭與胃口》針鋒相對！於是魯梁來來往往大戰三百回合：在教育、文學、翻譯、文藝批評等領域都瀰漫了硝煙。

此時，作為左翼文學理論家，馮乃超反對梁的觀點，寫了一篇《階級社會的藝術》；並在其文中冠梁一頂“資本家的走狗”的帽子； 梁反戈一擊，他寫到：“《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云云！

梁不好惹，話語老辣，巧妙地利用馮文章的薄弱環節、有理有力地為自己解了套，大有揭示“左翼文學”老底兒的作派； 魯迅是愛憎分明的人，沒半點妥協與退讓，憑嫻熟的文學技藝，他再次提筆：把“資本家的走狗”擴充套件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並以此為題作文，運用邏輯推理，讓梁實秋的腦袋上永遠扣有這頂不光彩的帽子：“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等等！

至此，“魯梁之爭”悄無聲息地變成了一種“政治論戰”；不再是純文學領域的爭吵，似乎二者都為自己的“階級”聲張正義、口誅筆伐！其實就爭議的內容，二者都沒有很鮮明的政治歸屬和政治目的，只不過魯迅雜文的功底顯示了出來，並且給受眾展示了高超的罵人技藝與諷刺水平。

很簡單，可能論戰過程可以寫幾百萬幾千萬字，不過實質應該就一個。

文學藝術，到底是“平民”的還是“貴族”的？

用大白話說，魯迅先生的標準是，能基本正確的表達你的思想，大概就能算一個作家。

梁實秋先生的觀點，作家哪是什麼人都可以當的？很複雜，按這個思路，當今中國99%的作家，直接變成“偽作家”。

官方名稱好像是“普羅文學”與“貴族文學”，爭議的焦點，文學的本質屬性，“文學的服務物件”。

個人認為，文學只要上升到藝術的高度，註定只能是金字塔尖！

大家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