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官場必須貪，杜甫不貪就在官場容不下。官員不貪個上億都不好意思見街坊鄰居。

杜甫是為民憂慮之人，哪能貪人民的錢。

老杜想成為一個為民造福的清廉之官，但是官場風氣卻不允許。一來皇帝怕清廉之官的民意太高不容易統治，二來那些個貪官汙吏也怕自己的利益受到影響，所以也會排擠。這就造成了古代為何清官較少的主要原因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

杜甫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於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而後幾年皆在漫遊。天寶六載（747）年，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但當時的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計程車子全部落選，杜甫二次落第。之後杜甫獻賦得到玄宗的賞識，但因權相李林甫依舊未被任用，隨後任職為河西尉、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這些無用低階官職。此時杜甫已四十餘歲，科舉之路因李林甫等權臣貴族已無望。

杜甫生活的時期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時代，當時經過開元盛世後，國力強盛，統治者志得意滿，放縱享樂，官場上行下效。唐玄宗任用李林甫、楊國忠等權相惡相，重用高力士。唐玄宗後期，節度使擁兵自重，權臣宦官當道，官場奢靡成風，杜甫根本得不到重用，杜甫若不與權貴同流合汙，阿諛奉承，根本不可能一展才華，實現曾經的抱負。

杜甫人生中大多接觸的都是普通民眾，看到許多人民疾苦，也看到很多為富不仁，權貴橫行霸道以及統治階級的黑暗及罪惡，所以他的作品大多反應當時社會面貌，描述人間疾苦，憂國憂民，天寶十四載他的小兒子餓死，杜甫寫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更是真實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隨後安史之亂爆發，當時人民流離失所，生活更加困苦，杜甫隨後寫下了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成了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

縱觀杜甫一生，前期科舉之路不順，權相李林甫、楊國忠當道，不得唐玄宗重用，後期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為肅宗所不喜，隨後不再被重用，一生仕途不順，而且他的作品大多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反映當時政治黑暗，不為權貴官僚所喜，很難在官場上得到重用。就算有人引薦也難得到重用，所以辭官也就不奇怪了。

題主這個問題，隱含了一個意思就是說，杜甫窮困潦倒，有滿腔的愛國之心，為何還要辭官？

在唐玄宗李隆基的後期，唐朝由盛轉微，開始步入下坡路。外有動亂，內有奸臣。在當時，我想不僅僅是杜甫一個人很慘，而是有很多的天下士子懷才不遇，只是當時那麼多慘的人中杜甫最是慘的讓人刻骨銘心。

杜甫有才，卻沒能考中，相信很多人也因為這事懷疑杜甫。而杜甫的失敗是因為當時宰相的緣故而名落孫山的，和其才能高低並無太大關係。杜甫考試未中，客居長安十年。這十年杜甫各方打聽，走動，卻不受重視，直到被封為河西尉的小官。畢竟杜甫是一代文人，他在當時並不願意，所以被調職成了另一個小官“右衛率府曹參軍”。杜甫接受了，因為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一個無業遊民長年居住在首都，生活壓力迫於他接受了。

但是，杜甫回家探親的時候，遭遇人生一大打擊，其幼子餓死。固然杜甫一事無成，長年在外，照顧不了家裡，若是在一個平穩的年代，試問會出現餓死的事件嗎？而幼子卻確實餓死，足見當時國家的混亂，上層皇帝昏庸，奸臣擋道，底層人民水深火熱，孩童慘死。

之後不久安史之亂髮生，杜甫搬家到小地方避難。後來唐肅宗繼位當了皇帝，就去投奔朝廷，卻半路被叛軍抓了，押到長安。過程艱辛但最終投奔唐肅宗成功，封為“左拾遺”，但沒過幾天日子，杜甫為好友房琯上書被貶到了華州，從此杜甫不再受重用。

慢慢的杜甫覺得政治腐敗不堪，國家民不聊生便棄官而去，在友人的幫助下於成都建了一座草堂。因為嚴武推薦做了官，待嚴武再次回到蜀地時，杜甫便做了嚴武的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但是不久杜甫又辭官了，一直過著悽苦的生活，直到嚴武辭世，杜甫離開成都。

後得到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暫住於此，代管公田，自己也租了一些田地，自己家人和僱工都有勞作，小日子安安穩穩的過下去了。但隨著杜甫年紀越來越大，其思鄉心切，便想著回家。但是杜甫卻沒能如願便去彬州投奔舅舅，在投奔的途中遭遇江水暴漲，因為洪水阻路不能去彬州，杜甫便決心北歸返鄉，結果死於小船之上。

這就有問題了。杜甫在夔州的時候，有都督照拂，自家人又勞作，按理來說其生活肯定優於普通百姓，杜甫思鄉心切便會有所準備，想必路上盤纏也是有準備的。但其回家確實萬分艱難以至於改奔舅舅。更說明了，當時國家的混亂，極有可能當時官府貪婪成性，漫天要價，而杜甫雖有儲蓄卻招架不住，是個官就要給錢，還漫天要價那種。

杜甫青少年時期家裡殷實，過著富足的生活，所以在青少年時期便形成了他的政治理想，儒家仁政的思想。

雖然想要做官施展報負，但不願和腐敗的官場同流合汙。他仁政思想很難被當時的官場接受，又恰逢亂世，終不得志，雖然靠好友接濟勉強度日，卻依舊十分貧困。

杜甫自身命運坎坷，嚐盡人間困苦，說他為何辭官，還不如說正因為杜甫特有的經理和思想，而成就了詩聖，讓我們領略他的非凡成就。

如今，杜甫也成為擁有面板最多的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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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身為朝庭作官的社甫的人生本後。完全不置於撈取油水，同那些官僚截然不同的本質區別。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公元759年，華州司功參軍杜甫滿眼悲涼難掩心鬱悶，毅然辭官西行秦州。

杜甫出身盛唐仕宦之家，家境優渥。其自幼聰穎飽讀詩書，也曾有年少隨性巡遊快意人生，可他亦有傾力效忠堯舜般帝王，將國家治理的民風淳樸的凌雲志。

杜甫性率真，雖初涉科考失利，但自許來日方長並未太在意。誰料他再次參加為唐玄宗選拔人才的考試時，卻遇奸臣李林甫竟然為獻媚玄宗，聲稱人才早已被玄宗取盡，以致此場考生全部落選。杜甫敗不失志，只得留居長安靠投贈朋友再謀仕途。他歷盡十年艱辛，終於倚仗丞相張說之子駙馬張垍舉薦，得以向玄宗獻賦得賞識才以不入流小官入仕。

兵曹參軍雖官職低微，卻也是杜甫踏入仕途第一步，他亦希冀藉此更上一層樓以報國恩。後因戰亂朝代更迭杜甫又在肅宗朝做了左拾遺，雖最終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可並未退出仕途。那一心為國的杜甫為何卻要辭官呢？且聽有書君為你梳理分解。

一，杜甫空有宰相之志卻無政治智慧，屢受挫折漸生失望之心。

杜甫於玄宗朝既已入仕，遂請假返老家洛陽探親，卻逢安祿山謀反爆發安史之亂。叛軍旋即攻克潼關玄宗西逃入蜀，杜甫隨著洛陽失守，只得將家人帶至陝西鄜縣安頓避難。

雖然玄宗朝廷已分崩離析，可杜甫報國信仰未滅，他聞聽太子李亨已於寧夏靈武自立為帝號肅宗，自覺依舊是官身，而且國家危難時刻正是精忠報國大展宏圖時，於是其意欲投奔肅宗共赴國難。

當穿著麻鞋，衣衫襤褸露著雙肘的杜甫，歷盡叛軍羈押磨難九死一生來到靈武時，肅宗感杜甫忠誠封其為左拾遺。此職雖低微，卻屬能參言政事的言官，杜甫聞之大受鼓舞，誓要恪守職責為肅宗多加諫言。

杜甫只上任半個月，就遇肅宗以收復長安失利等欲加之罪嚴懲丞相房琯。杜甫與房琯昔日於長安曾有布衣之交，於是杜甫顧念舊情更何況房琯確有冤情，就未多思直言進諫肅宗小題大做，肅宗為之勃然大怒。

只嘆杜甫才雖高卻無政治智慧，他根本未看清當時朝堂局勢。玄宗未死肅宗繼位局面尷尬微妙，父子二人表面虛應卻暗鬥洶湧。房琯本玄宗舊臣，此次正是肅宗藉機清洗玄宗一黨的開端，杜甫天真撞向槍口。

雖說肅宗在他人勸說下未將杜甫治罪，可杜甫於謝罪信中仍想較真辯出子醜寅卯。杜甫曾自詡乾坤一迂儒，其不懂妥協融通不合官場政治的模樣呼之欲出。肅宗一氣之下將杜甫放了大假。

既使杜甫對官場政治感覺再遲鈍，也感到了肅宗冷漠疏遠態度。其深感報國無門鬱結於心，只得返回鄜縣探望家人疏散心情。他沿途親見戰亂後民生凋敝慘狀，其思想境界已悄然向關注底層百姓生活轉變。

隨著唐軍大舉進攻，蟄居鄜縣的杜甫突聞唐軍收復長安與洛陽訊息，其自覺大唐復興在即急需人才，那顆壯志未酬的心又躍躍欲試飛向長安。歡欣鼓舞歸來的杜甫卻未料玄宗、肅宗同歸長安，父子同堂場面更尷尬。肅宗歷盡十八年太子生涯，為保命隱忍謹慎早已養成懦弱無能之性，對宦官李輔國言聽計從，加速清洗玄宗老臣，排擠玄宗無力於朝堂立足。

杜甫本不是重要目標，卻再受房琯等人牽連，被貶謫華州司功參軍。

杜甫躊躇滿志來長安卻黯然離去，尤其是新職位無實權只是抄錄公文等繁瑣雜務。杜甫本自負宰相之才，希冀助君王處理政務指點江山，可如今只能深陷瑣碎小事，無法施展報國之志，其心中鬱悶難抒，失望之感日漸蔓延，這應為其日後辭官打下伏筆。

二，戰局風雲再起，杜甫親歷百姓疾苦脫離幻想轉身關注底層民生。

杜甫被貶州縣小官，這對志向高遠的杜甫是沉重打擊。朝廷腐敗仕途失意，可他又不得不為養家餬口忍耐，其為排解煩悶再次歸洛陽探親。

可就在杜甫想由洛陽重返華州時，安史之亂戰局突變，安祿山突然被刺殺，叛軍大權落入其子安慶緒手中。唐朝大將郭子儀討伐安慶緒落敗，退守河南河陽，致使洛陽一帶再次陷入戰亂。

杜甫返回途中親眼看到了新婚妻子送郎君上前線的依依不捨之情；親眼看到了戰敗歸來計程車兵面對房倒屋塌的庭院，自感無家可回的痛哭悲聲；親眼看到沿途村莊已十室九空，僅餘幾戶人家既使兒子們皆在前線，仍難逃郭子儀軍隊徵壯丁的厄運，家中老婦為留下個男人護孫子周全，毅然讓老公翻牆逃跑，自己充兵源赴前線當火頭軍。杜甫望著老婦背影，眼見百姓再苦亦為國家著想的善良，可戰亂造成的民不聊生已深深刺痛杜甫之心。

他疾筆寫下的《三吏》與《三別》，是對殘酷戰亂的真實寫照，其心中所思所想已與百姓融為一體。其關注焦點已由官場仕途，開始俯下身來真正關心底層民生。

三，官場黑暗政治前途迷茫，致使杜甫信仰執念崩塌毅然辭官追求本性自由。

杜甫回到華州正逢關中大旱，他面對餓殍遍野既憂心百姓生活，又牽掛戍邊戰士辛苦，卻又苦於無能為力，只得長嘆一聲漸生辭官之心。

雖有人說杜甫是源於關中大旱，因餓而辭官。有書君覺得天災人禍物價飛漲，杜甫清廉朝廷俸祿確實不足以餬口，這亦應是杜甫辭官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杜甫一生最鮮明個性就是對人生信仰的執著追求，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就是其心中理想執念。可是安史之亂未平息，百姓慘遭生靈塗炭，肅宗卻不重國事只一意清除異己，自己卻空有抱負無力迴天。可以說局勢的混亂朝廷的腐敗，已經使杜甫深感絕望信仰崩塌，他於政治看不到光明前途的無力感，應是其辭官根本原因。

縱觀杜甫一生，他一直用詩歌記錄生活。從青年時期“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心懷高遠意氣風發，到見證揭發官場黑暗百姓疾苦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再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的信仰不滅。從“忽聞劍外收薊北”的幻想重整河山的欣喜欲狂，到《三吏》、《三別》體驗百姓悲苦的轉變，最終“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這才是杜甫信仰崩塌後不拘於框框，追尋自由的本性。

杜甫詩作記錄的就是其由雄心萬丈，到被現實擊敗絕望失落繼而辭官追求自由的心路歷程。杜甫雖西行秦州後入巴蜀，無論他如何落魄皆不曾放下過憂國憂民之志，既使身居茅屋亦想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

杜甫雖一生鬱郁不得志，可是其心懷天下之志可昭日月，無愧詩聖之稱，其詩心名垂千古永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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