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曾經長期實施海禁，在隆裕年間，曾經放開海禁。明朝在福建的泉州月港等地設定了對外貿易的管理機構，透過對外貿易收穫了大量的稅銀，奠定了萬曆新政的經濟基礎。崇禎朝時，由於後金和荷蘭的先後崛起，明朝的東北和東南兩條海外貿易道路因此陷於停滯，造成明朝的錢荒，直接導致了明朝財政的崩盤。

清朝入主中原後，文明落後的清王朝幾乎全盤繼承了明朝的制度，海關作為稅收來源之一，對於軍事頻興的清朝有著重要意義。可是，全國尚未一統，清朝還有很多政治敵人，人心未附。因此清朝初期嚴禁對外貿易，防止資敵、投敵。1683年，臺灣地方政府投降，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 1684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終於解除了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定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

（清朝沒有政治敵人時開放對外口岸）

這種政策並沒有執行多長時間在雍正年間，由於有的傳教士橫行不法，清朝政府開始逐漸收緊通商口岸的對外政策，對外國傳教士嚴加管理，這種情況在乾隆年間發展成了一口通商的制度。

據說，乾隆下江南時，在一處酒樓上，曾經望見寧波海面上外商通商的船舶如織，紛紛攘攘，又見外商數百人聚集在一起發生械鬥爭吵。清朝皇帝特別重視國內穩定，擔心因此讓官府擔上處置不公的名聲引發民亂，因此就叫了四口通商，海關只轉移到嶺南之地的廣州。

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只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並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

有說法稱，清朝江海關一到廣州之後，所有外商船隻都集中在廣州辦理交割，統一事權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益和結果，使得廣州的對外貿易發展日益繁榮，貿易規模反而擴大了。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範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只准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僱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僱人傳遞訊息；於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

（荷蘭人的海盜行為使得清朝收緊對外政策）

在嘉慶，道光年間，清朝又相繼完善了這種制度，使得清朝閉關鎖國的國策堅持了下來。直到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朝被迫重新開放各處通商口岸。

可見，清朝皇帝們並不是不知道通商對於帝國的好處，起碼皇帝也需要掙錢。之所以清朝皇帝們堅持閉關鎖國，其背後的原因有三。

第一，清朝統治者盲目自大，認為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無須與外國互通有無。這是中國小農經濟思想的天然思想，中國的經濟基礎直到清朝末年仍然是以農業經濟為主，工商業未曾發展起來。

其二，這是清王朝偏重於對內防範的政治需要。對於外海通商，清王朝除了防範外夷之外，對於清朝子民出海貿易經商定了非常苛刻的管理辦法，最終目的是為了防止沿海居民裡通外國從事走私，甚至顛覆清朝政府的行為。這種做法使得中國經營南海數百年來的成果化為烏有，輕易為葡萄牙、荷蘭人獲得南中國海的海上霸權。

其三，清政府為控制思想，大興文字獄，對內大搞思想專制。對於外國僑民的大量湧入，清政府擔心茲事體大，不願意過多介入國際紛爭，擔心外國傳教士的民本思想（新教）誘導國內民眾，對清王朝一直提倡的封建理學的意識形態造成威脅。因此，關閉了其他口岸，在全國各地只留下了廣州十三行用於對外貿易。從此，中國從民間外貿逐漸形成了官方外貿，在國內形成了買辦階級，對外交流發生了大倒退。

（鴉片戰爭）

清朝皇帝們對海外通商的態度反映了清朝政府從本質上是一個保守的政權。這種保守使得中國在近代以來，在國家政策、民眾思想、輿論環境等方面中國都逐漸落後於世界，造成了近代以來的落後捱打的局面。

今天的中國，已經走出了泥潭。回望一個多世紀前的清朝末年，我們應當可以更理性的看待那段屈辱的近代史。

通商口岸的開放，是為了開啟中國的大門，是為了讓中國對外開放，這一點沒有問題。

改革開放，也是對外開放，對比二者的區別我們就可以明白清朝為何不願意開放了。

1，開放通商口岸確實有對中國有利的一方面

一部近代史，除了是中國的血淚史之外，還是中國被迫近代化、被迫工業化的過程，是西方列強的大炮將中國從農耕文明轟入了工業時代。

整個近代，中國大約開放了110個通商口岸，而通商口岸建立之後，新的西方思想也開始流入，中國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華夏文明落後的根源，開始在中華傳統典籍之外的西方文化思想中尋找救國道路，許多人開始覺醒並留學海外。

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探討國破家亡的原因時不斷學習新思想，辦洋務、翻譯西學、辦廠開礦、造船炮，無論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其目的都是為了救亡圖存。

從今天看來，以曾國藩、李鴻章代表的洋務派、以康有為、梁啟超代表的維新派、以孫文、黃興代表的革命派都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上的先行者。而從理性角度來看，這其實是得益於列強入侵後的開放通商口岸的。

2，被逼的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開放是不同的。

開放本身沒有錯，關鍵是如何開放。

清末的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便逐漸喪失了獨立自主，外國的軍隊、商人、宗教勢力紛紛進駐中國，“租借”使中國出現了國中之國的現象。

外華人在華享有最惠國待遇、外交豁免權等，是人上人，同時也促使中國出現了另一個專門諂媚外華人的階層。我們常說近代的華人民面臨三座大山的壓迫，其中的買辦便是帝國主義的在華代表，也就是漢奸。

清末的海關同樣由外華人把持，一國連海關都不能作主，這樣的開放自然於國無益。

鴉片戰爭之前，清朝時以農為本的中國自謂天朝上國，無求於海外，不需要與西方蠻夷交流，所以認為與西方通商沒有必要。

而當西方列強轟開了中國大門之後，清朝不是不想開放，而且這樣的開放全部被西方列強掌控，清朝的中國只是由於疆域遼闊才沒有被一國吞併，否則近代的印度就是中國的下場。

最後還是這句話：開放本身沒有錯，關鍵是如何開放。

清朝皇帝不願意開通通商口岸是有多方面深層次原因的，首先清朝時期地大物博，物產豐富，能夠自給自足，不需要外來商品，生活也很滋潤。

其次，長期以來的優越感，天朝上國不屑於其他異族小國做交易，隨便賞賜一些東西，就會讓你們感激帶德。

最後，清朝皇帝怕外來思想，引起老百姓的思想方面的覺悟，影響到自己的皇權統治。

開放通商口岸，有利也有弊，對清帝來說，弊遠大於利。

茶葉貿易給清朝帶來豐厚的回報，清朝皇帝是非常清楚的。

中國的絲綢之路非常有名，絲綢之路上，中國向外輸出的物資主要有絲綢、瓷器和茶葉。茶葉從明朝時期開始向西方輸出，到18世紀20年代，大致就在雍正時期，得到西方人的認可，成為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品。茶葉只有中國才有，西方人喝茶必須從中國進口，當時，大清朝的茶葉出口，每年可換來300萬兩白銀收入。

鴉片戰爭之前，大清只開放廣州一個口岸，而且清政府指派一個民間組織十三行負責對外貿易，十三行和政府都要從中取利，所以茶葉價格被抬得很高，限制了茶葉的貿易量，茶葉需求沒有得到充分啟用。因此，進一步開放通商口岸，茶葉貿易還有很大上升空間。茶葉貿易收入會更加可觀。

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本來空虛的國庫，加上戰爭賠款，雪上加霜，大清朝這時基本就靠茶葉貿易收入維持運轉。

乾隆末期，大清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到了嘉慶時期，平定白蓮教起義，財政更加緊張，道光皇帝更是苦逼得很，連穿的衣服都打補丁。那麼他們為什麼不開放通商口岸，是他們不明白開放通商口岸可以掙錢嗎？不是，是他們太恐懼。

開放通商口岸，進來的不光是白銀，還有新思想。

明朝萬曆二十九年，西方人利瑪竇來中國傳教，開了個頭，到清朝時西方傳教士已經很多，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湯若望。湯若望和順治關係很好，就是在他的建議下，順治立了出過痘的康熙繼任皇帝。湯若望擁立康熙有功，因此他和康熙的關係不錯。在湯若望的影響下，康熙對傳教士大興方便之門，康熙九年（1670），中國的天主教徒已增至二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餘人。

到了雍正朝，有一個教徒退出，狀告天主教，說教堂之內男女混雜，有傷教化。這事兒引起雍正警覺，雍正經過了解後發現，傳教士傳播民主自由平等，讓皇帝和大臣平等，和老百姓平等，這還得了，讓傳教士繼續傳下去，大清就得完蛋，於是下詔驅逐傳教士。

乾隆當然也知道外來思想對大清統治的不利，他做得比他爹更甚，不允許華人教外華人漢語，不允許華人和外華人接觸，東印度公司的洋人洪仁輝向乾隆告御狀，不會中文，找個華人代寫狀子。乾隆把洪任輝抓起來關進監獄，把寫狀子的人殺了。

乾隆曾經誇耀，自己把威脅皇權的所有隱患都清除了，他要使大清子民只有腸子沒有腦子，從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擔心和恐懼。

清帝們擔心新東西進來會摧毀他們的精神，摧垮他們的統治，他們的擔心最終被驗證是正確的。

乾隆58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他們給乾隆皇帝帶來了很多先進的東西，其中就有大炮、步槍和船艦模型，使團離開後，這些東西被放置到圓明園的庫房裡。咸豐朝，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被英軍發現，上面落滿了灰塵，乾隆和他的繼任者沒人研究過這些先進武器，更沒想複製這些武器。

這些大清的皇帝們想不到複製這些先進的武器嗎？不是。要複製這些先進的武器，前提是承認自己落後了，這會擊碎他們“馬”上創造的榮耀，摧毀他們天朝上國的精神，一旦精神垮了，人也就完了，大清就要滅亡了。

後來的現實充分證明了，他們的擔憂是有道理。他們不想因為貪圖開放通商的利益而失去國家政權。

英華人用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的大門，商人進來了，傳教士進來了，新思想進來了，華人知道了君主立憲制，逼著清廷立憲，不立憲就革命，立憲了大清朝就失去了皇權，最終把大清逼進了死衚衕。

清朝以滿人入主中原統治漢人，無論表面多麼開明、多麼宣稱滿漢平等，但是核心統治階層始終是滿人，也始終對漢人保持著防範之心，這種防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其政策的保守性，特別是在外交上。維護滿人的統治是第一重要的，其它什麼科技發展、什麼對外交流，全都是不重要的事。特別對於所謂的“內外勾結”防的及其嚴密，客觀上導致了閉門鎖國、坐井觀天、夜郎自大，逐漸被西方拉開了距離。即使後來想追也追不上了。

自由貿易，對人民好處多，對大清朝來說人民富裕了可不是什麼好事，說不定哪天就會造反。定點貿易對清來說最大的好處是好收稅，相當於國家壟斷了貿易，獨佔貿易利潤的大頭。而眾多商人，則必須仰其鼻息才能生存，對其統治有利。

我是國易儒釋道學堂，下面由我來回答為什麼清帝不願放開通商口岸吧！

其一，主要原因是要是經常和外華人往來,會把中國的民心搞亂,不利於清政府的統治.不要忘記,當時的清政府是作為一個外來政府統治中國的.但這有不能明說,所以就在給英王的信中說,我們這裡什麼都有,地大物博不用和你們通商了

其二，開放通商口岸對清政府的影響太大了.

首先是方便了西方殖民者的經濟掠奪.

其次方便了西方殖民者的軍事侵略.

再次是便於西方殖民者的文化滲透.

其三，就是是方便西方殖民者的政治控制.

開放通商口岸是要在中國能夠有足夠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主權的時候對清政府是沒有什麼害處,但是在中國經濟,軍事,文化,政治落後的情況下開放通商口岸無異於引狼入室.這就好比一個小孩在家裡拿著金子,屋外面是一群流氓,不開門屋外的流氓不知道屋裡有個小孩拿著金子,但是開了門看見只是個小孩在拿著金子會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