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前朝可見，漢時七國之亂，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不削藩，藩王強大，威脅中央，遲早生禍，明朝也是面臨同等問題。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去，朱允炆即位，因為他的年號是建文，所以習貫上稱他為建文帝。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他是明朝的第二個皇帝。朱允炆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嚮往儒家的仁政。

建文帝即位後，沒有沿襲朱元璋的體制，大刀闊斧地改掉了尚武的風氣，大力加強文官在國家政事中的作用，將六部尚書升為正一品。同時，大開科舉考試。建文帝身邊幾個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飽讀詩書的才子，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正是因為建文帝所依賴的大臣多為這樣的文人，所以人稱新朝廷為“秀才朝廷”。

由於建文帝是匆忙之間被立為儲君，並沒有多少實際治國經驗。所以建文帝比起他那些雄才大略的叔父們來，他也沒有那種堅定的自信和強大的控御能力。信心不足，有沒有治國經驗，一味的紙上談兵這就為靖難之變留下了禍患。

本來朱元璋派自已的兒子到各地為王，本意是為了讓他們做皇室的屏障，抵禦外部侵略或是鎮壓內部叛亂。但是這些藩王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手中握有重兵，這就對建文帝包括他身邊的文人勢力構成了壓力。

那時候齊泰、黃子澄就用西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的事安慰他，說他才是皇朝正統繼承人，根本不必害怕。當建文帝把心中的顧慮和他的三個親信大臣商量後，得出的一致意見就是要迅速削藩。這個決定本來並沒有錯，但錯的是他們選擇的削藩方法。

建文帝登基的這一年，剛剛處理完朱元璋的喪事，朱允炆就派出一支軍隊去奇襲周王朱楠的封地開封，並把周王逮捕，廢為平民後發往雲南。這種像對付叛逆一樣的嚴厲手段使所有的藩王都大吃一驚，心裡全都非常驚恐。隨後，建文帝又找各種理由處置了岷王、湘王、代王，撤消了他們的封國，有的被軟禁，有的被廢為庶人。

這種急風暴雨式的處置方式使封地在北京的燕王也感到膽戰心驚，深知自己也離那一天不遠了。同時建文帝也為自己的安危和執政的歷程，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朱棣本來就懷有異心，又聽從了僧人謀士道行和尚的勸告，終於下決心誕而走險。可是他又需要時間進行準備，不可能立即起兵。

到了這削藩的緊要的關頭，出現令人疑惑的一幕，建文帝對燕王的處置上表現出了意料之外的優柔寡斷。全然沒有以前對待那些藩王的厲風急雨般的果斷，反而是他派人去監察燕王的行動。

燕王也知道當前的形勢，對他是極為不利的，他就裝作精神失常，裝瘋賣傻、胡言亂語。建文帝得到這樣的回報，心裡更加猶豫。

就在朱允炆還猶豫不決的時候，燕王卻已經開始在自己王府的高牆深院中訓練士兵，製造武器了。後來，在燕王幾次請求之下，建文帝居然放回了燕王留在南京做人質的幾個兒子。燕王這時再也沒有後顧之憂了，甚至還高興地振臂高呼：“天助我也！

建文帝的這種婦人之仁被後代的史家們評為最愚蠢的舉動。

燕王在做好一切戰鬥準備之後，於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公開發動叛變，率軍南下，打著“奉天靖難”的旗號，以“清君側”為名開始了他的篡位行動。

建文帝到這時才如夢初醒，可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穩固皇權

藩王有兵權，有土地，一旦起兵，就會對皇帝造成威脅。當年漢景帝時期就要削藩，導致七國之亂，最終還是打了起來。明朝初年的情況和漢朝初年情況很像，要是不提早防備這些藩王，容易引起戰爭。當時那些藩王都是朱允炆的叔叔，他們是不服朱允炆的，為了穩固皇權，削藩其實是正確的。

有人說明朝是被朱家人自己吃窮的，也不是沒有道理。皇室子孫越來越多，朝廷要養他們，十分不容易。藩王開銷大，正如康熙年間也要削藩，朝廷再這麼養下去，就被掏空了。

藩王是皇親，沒人敢管。藩王即使沒想反，就是在封地作威作福，欺壓百姓，也沒人敢管。這是不利於百姓的。可以封王，但是不能給封地。就比如說明末的福王，李自成打來之後發現福王有這麼多錢，若是一個不好的藩王在地方就藩，那麼這個地方將苦不堪言。

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朱明靖難之役，皆因分封藩王而起。分封制作為鞏固西周統治的工具曾經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秦漢到明清的專制社會，郡縣制更具優越性。唐人柳宗元在其著作《封建論》中就論述了分封制的弊端和郡縣制的優勢。殷鑑不遠，防範地方分裂割據必須常備不懈。

明朝建文帝的師傅兼兩大寵臣——齊泰、黃子澄急於向主子建言削藩，在小哥看來，可以從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一、內在方面

1、兩人急於證明自己的心態

朱元璋死後，皇孫朱允炆即位，齊、黃二人作為新帝的老師，被朱允炆委以重任，視為不二心腹。但這是小朱同志的權利，卻不能代表齊、黃二人能讓天下官員都信服，所以，這倆必須得先立威，那就得做出點卓越的功勳。

削藩，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大的閃耀點，是一件足可以彪炳千古的偉業，而且有皇權和部隊的背書，他們處於實力和道德的至高點，在這哥倆有限的戰略眼光和一廂情願的幻想中，這是一個事半功倍的上上之選。

2、文官集團的對手，就剩藩王了

大明的政治生態，在朱元璋、朱允炆那會兒，處在舞臺中心的就這麼三股勢力：文官、武將、外藩。朱元璋同志已經搶先一步，先搞定了武將集團，開國的那些功勳武將們幾乎被團滅，連根拔起，僅剩的寥寥幾個漏網之魚也是活得比誰都小心，所以文官們的對手就剩下了藩王們了。

誰不想讓自己所代表的階層永遠處於權利的頂峰，又有誰不想成為皇權下的擎天柱呢，齊泰、黃子澄就算嘴上不說，心裡肯定也打著這樣的算盤，所以，他們就想急於推動削藩的進行，只要成功，讀書人的日子那是一片燦爛光明啊！居功至偉的他們，必將成為天下人的楷模，萬世的豐碑！

二、外在方面

這個外在，主要是針對朱允炆和藩王們而言的。

1、朱允炆也想證明自己

朱允炆的心裡是怎麼想的，這一點對齊、黃二人來說至關重要，如果小皇帝本人沒有強烈的削藩慾望，那他們即便磨破嘴皮也是徒勞無功。但在這一點上，他們有著強烈的自信，因為朱允炆比他們還著急！

關於這一點，其實很容易理解，朱元璋在先太子朱標死後，不再立兒子為儲，而是立了孫子輩的朱允炆，顯然這是需要相當的權威和實力作支撐的。在朱元璋強大的威勢面前，沒人敢表示不服，但明面上如此，不代表人人心底也這麼想。不管是朝臣們還是外藩的這些皇叔們，心裡的嘀咕肯定讓朱允炆倍感難受，為了證明自己絕對當得起這份天下，樹立自己絕對的權威，削藩勢在必行，越快越好！

2、一開始的過度順利造成了假象

削藩是怎麼開始的呢，第一刀先砍向了周王，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廢黜周王，將其貶為庶人後，齊王、湘王、代王、岷王這哥兒四個也一鼓作氣順利拿下，期間幾乎沒有遇到任何像樣的抵抗，這讓齊、黃二人以及建文帝自己對削藩的決策更加深信不疑，心底篤定削藩也就那麼回事，和預想的推進沒什麼兩樣，所以不管思想還是應對上，都產生了一定的懈怠和大意，直到宗室之長、硬骨頭——燕王朱棣的出現，才讓他們真正意識到自己想的太簡單了！

其實，削藩是沒錯，但具體怎麼削，卻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強如漢武帝，在削藩時都不得不先採用推恩令，麻痺對手，再循序漸進慢慢搞定，齊、黃二人主導的這種急風驟雨般的削法，不給一點臺階，不留一點餘地，只能說是腐儒式的一廂情願，太幼稚了！

明朝是自晉代以後又一個進行實權藩王分封制的朝代，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是逆歷史潮流而動。這樣的舉措也最終釀成了靖難之役，朱元璋一手建立的南京明朝易主，從大宗過渡到小宗。燕王朱棣在起兵時打出的口號是要“清君側，誅齊黃”，主張把推動削藩的大臣齊泰、黃子澄誅殺。這兩個人在建文帝時期積極的建議皇帝要削除藩鎮。他們為何要如此，只要仔細的看一看朱元璋晚年國家的分封情況就可以明白。

朱元璋子孫興旺，他的一生共養育了二十六個兒子，除了幼子朱楠出生一月就夭折未封爵。長子朱標立為太子之外，共封了二十四路諸侯王。這些諸侯王不僅佔用了國家的大量資源，還各自在國家的重鎮裂土封國。這使得一個完整統一的明朝其實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各種經濟權、人事權受到藩王的影響和制約，無法有力地整合社會資源。

從上表可知，全國的各大城市和軍事重鎮幾乎都成為了諸侯的藩國，中央的權力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說是光桿司令，名存實亡。相信任何一個清醒的人，都能夠看出這種做法的弊端。朱元璋在位時，各皇子在朱元璋的皇威之下不敢造次，朱元璋就自以為是的將這套政策延續實行了下去。

可當時中央的實際權力幾乎連半壁江山都無法有效控制，所謂的大明朝根本就是建立在朱元璋的個人威望之上的名義帝國。重要的是，這些藩王都擁有兵權，可以隨時和中央分庭抗禮。當朱元璋去世後，齊泰黃子澄等忠於建文帝的大臣看出了江山的危機，自然要進言削藩。但是，他們太過急功近利，將整個藩王集團逼成了一個集體。先有燕王造反，後有寧王相助，最後是谷王開啟南京城門裡應外合。這樣才斷送了整個江山社稷，可以說根源完全在於朱元璋的錯誤政策，貽害無窮。

文：經典守望者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歷史中，始終存在著兩條鬥爭主線。一條，是皇權與文官集團的鬥爭；一條，是中央與地方的博弈。

齊泰，黃子澄為什麼要向建文帝建議削藩？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就把幾個兒子本家親戚分封到各地做藩王。這批人很多都是跟著朱元璋南征北戰的，擁有不俗的能力。朱元璋也給予他們一定的兵權與治權，意在保衛邊疆，抵禦外族，拱衛皇權。

但是朱元璋逝世後，這些力量很明顯對中央皇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從後來朱棣能夠起兵反叛來看，對於這些藩王的擔憂是必要的，削藩也是合理的。

朱允炆是皇孫，原先太子朱標的早逝，對於朱元璋預先設下的政治構想是一個致命打擊。朱標的死，也多少讓朱元璋有點心灰意冷的感覺。而作為第三代的朱允炆，很顯然沒有經過朱元璋如調教扶持朱標般的經歷。

從小被儒家文化薰陶的朱允炆，從其親近齊泰，黃子澄等人的做法來看，其執政風格和朱元璋完全是兩個路子。親近文官集團往往就代表著大權旁落，皇權式微。而朱棣是很像朱元璋的，事實證明，後來做了皇帝的朱棣，在諸多政務上的表現，很有朱元璋的殺伐決斷。所以，朱允炆和朱棣有著天然的文化隔閡。

同時，朱標逝世後，因為朱元璋的支援，朱允炆成為了皇長孫，但並不代表朱棣服氣。而朱棣是朱標之後，為數不多有能力，有人脈，又有手段，甚至勉強還算有資格服眾的第二代典型代表。所以朱允炆對其是非常不信任的。

朱棣等藩王無疑都是軍事好受。僅看朱棣駐守北京，就很有抵禦北方蒙古的意思在。而當時，經過藍玉的一系列打擊，蒙古的北元餘孽已經沒有實力和心思南下重建元朝了。而國家的重心也由軍事行動轉移到國內經濟建設。

朱棣等藩王常年對蒙古的軍事行動和龐大的軍費支出，無疑給朱允炆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所以，削藩的另一重考量，是從軍事征伐轉變到國家經濟建設。

這個很好理解，凡是大一統的中央封建王朝，都難以忍受有特權的地方勢力。而明初的藩王無疑是中央集權的重要阻礙。所以，削藩勢在必行。

當皇帝和文官集團走的親近的時候，皇權和朝臣的關係就會達到一種新的平衡。不論話語權誰輕誰重，但是總歸是在蜜月期。這個時候，文官集團必須要找出新的集火目標，防止自身的內鬥和消耗。而明初的藩王，無疑是最佳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