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朝代，分為“北宋”和“南宋”，中間沒有斷續。前後共316年(960至1276年)。經濟繁榮，文化科技空前發展，社會風貌氣象萬千，對後世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宋朝農業發展空前，南方廣種水稻(從越南引進“占城稻”)，北方普及小麥。太湖流域成為重要糧倉，民間流傳“太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南方的棉花生產北延到長江流域。江南的丘陵地區，新闢了許多茶園。

宋代南方手工業繁榮，江浙絲綢聞名；棉花紡織業從海南島發展到東南沿海地區。

宋代是中國瓷器史上的輝煌時代。北宋興起的“景德鎮”，後來發展成聞名於世的“瓷都”。

宋朝造船業居當時的世界首位，泉州為世界第一大港。海外貿易發達，商船蹤跡近至北韓、日本，遠達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

北宋時，四川地區出現了“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隨著城市的繁榮，市民文化生活也豐富起來，出現了娛樂兼營商業的場所——“瓦子”，說書、玩耍、表演、相面、算卦、剃頭、賣藥、各種小吃等。

今天的傳統節日，像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在宋代已經都有了。

宋代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時期，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的廣泛使用，是這一時期的要成就。後來，相繼傳向西方和歐洲，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

文化繼續發展，出現了“宋詞”，名人輩出；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價值連城，稀世之寶；書法家人才濟濟，各有千秋。

宋朝，歷史上的重要朝代，為後世留下了寶貴遺產，影響深遠。

英國作家狄更斯說過，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句話用在宋朝是非常合適的。最好的時代，從《清明上河圖》的繁榮可以看得出來，而遼金侵略像夢魘一樣伴隨著宋朝，也是個最壞的時代。

宋朝，一個被史學家認為積貧積弱的王朝，一方面宋朝統治者苟且偷安，抱殘守缺，但從精神角度看，宋朝卻是個具有現代氣質的時代，自宋朝趙匡胤建國以來，對文人士大夫優禮有加，對文化藝術積極鼓勵，宋朝造就了難以計數的文化大師。特別是《清明上河圖》，非常清晰地記錄了北宋社會生活的場景，畫中500多個人物並沒有突顯某個貴族或官員，而是公平的對待了士農工商，這就是宋朝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圖為宋朝《西園雅集圖》。

圖中能看出宋代的宅子和酒肆裡常常坐著繁忙而又有趣的官員，而且大多是文官，上流武官也流行與文官們打成一堆，過優雅浪漫的生活，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男人們可以選擇讀書做官，也可以四出經商，但廣大的婦女們開始裹小腳，也是最壞的時代。

四大發明有三樣是在宋朝改進並普遍使用的。

對於從山林走出來的遊牧民族來說，只會拱手作揖的宋朝臣民，就是自己鍋裡的一盆菜，遼金騎兵從北京出發，很快就能渡過黃河，兵臨開封；把自己的大本營設在戰場的前沿，在最危險的地方建立首都也是宋朝的宿命。

宋朝賣燒餅的矮齪窮都能討到老婆，幸福指數難道不高嗎？

有著激越的華彩，也有著低迴的憂鬱，這也是為什麼蘇東坡在狼狽不堪的日子裡仍能活得一絲不苟的原因了，因為這是宋朝。

宋朝立國之初，太祖命趙普薦一年號，趙普遂推“乾德”。乾德二年，太祖發現此年號竟為前蜀亡國之君所用過，大怒，斥責趙普道：為官為相者還須多讀書！於是趙普發憤讀書，熟知經史，留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美談，從此開啟了兩宋三百多年以文治國之路。真宗又作“勸學詩”，進一步鼓勵學子以文興國、科舉立身，宋朝逐進入了文人士大夫的黃金時期。隨著文人地位的提高，禮教德操之風漸盛，社會治安良好，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富庶，各種行業均呈現出極高的發展水平，火藥、印刷、瓷器、絲綢、土木、園林、書法、繪畫、詞賦、音樂等等都達到宋前歷史最高峰。官員恪職盡責，文人唱詞和曲、商賈南來北往，農民溫飽無憂，所以說宋朝的子民幸福感很足。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是依仗手中掌握的周室皇家的禁衛軍，乘著主幼臣暗，利用陰謀手段奪取的皇位，所以宋朝從始至終對武將不放心。杯酒釋兵權後，皇上把兵權直接抓在自己手裡，設定樞密院，派信得過的文臣為樞密史，幫皇上掌兵，以分兵部之權。兵部尚書和樞密使都由文臣擔任，武將則退居閒職。一旦有了戰爭，則命文臣掛帥，臨時調兵由武將統領以參戰。戰爭一結束，則兵回大營，武將照樣退居閒職。那末宋朝皇帝難道能一手遮天，事必躬親嗎？肯定不行。皇家覺得武將靠不隹住，只有靠文臣進行統治。皇家覺得文臣沒有武將那末危險，不過是在皇帝跟前說說怪話，發發牢騷，沒什麼了不起的。所以終宋一朝，對文臣特別寬宥，不但不對文臣輕易治罪，還給予特別優厚的待遇，就連士族，日子也過得很滋潤。這是覺得宋朝比較幸福的一個因素。可是不能否認，宋朝的經濟確實發展得比較好，不僅農業發展了，手工業也很興旺，科學技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有幾個原因。一是從唐末天下大亂，到五代十國紛爭，老百姓飽嘗動亂之苦，人心思定。北宋建立合，全國迅速得到統一，老百姓過上了相對安穩的日子，減少了破壞生產力的因素，農業和手工業必延得到恢復和發展。二是宋朝對外的戰爭，是以防禦為主。北宋與大遼訂立澶淵之盟後，爭取到了一百多年休養生息的時間。對西夏，也是防禦，沒有大規模用兵。打仗打的就是經濟，仗打少了，當然對經濟發展有好處。既使年年對大遼納歲幣，對經濟影響也不大。何況大遼停止了掠奪，它所必須的生活用品，還得用歲幣從宋朝購買，這樣歲幣就又回到宋朝一邊。三是由於文臣得到重用，而且避免了動輒就有的殺身之禍，文臣之中也就湧現出一大批諸如韓琦，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等一大批敢想敢說，又有實幹精神的文士，他們不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不俗的表現，也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話又說回來，宋朝的重文輕武，也造成了不良後果，使得兵備空虛，處處捱打，以致有了靖康之恥，康王南渡，偏安於江南一隅，仍不改弦更張，最後在蒙古鐵蹄下徹底崩潰。歷史都是文人寫的，宋朝的文人在書寫中對當時社會的繁榮留下了筆墨，但難免有誇張之處，宋朝的老百姓比起天下大亂時過得比較安穩，可能也福足一些，但要說多幸福，恐也未必。

如題為什麼我會說宋朝是古代最幸福的時代呢？不得不說這全部靠它的科舉制度的公平性，因為可以說宋朝的科舉制度是至今為止最為公平的時代。

我們都知道科舉制度起源於隋朝一直延續到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一直被延用，歷經一千多年是封建帝王選拔人才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方式，雖然科舉制度歷經了隋唐兩個朝代的發展但科舉考試只有到了宋朝才真正的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與發展，那麼歷經三百餘載的科舉制度在宋朝究竟發生了怎樣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呢，它又對大宋王朝盛世的形成起到了怎樣至關重要的作用呢？

科舉考試雖是從隋朝就開始，但是隻有到了宋朝特別是從宋太宗開始科舉的大門才大大的敞開，之前唐代的錄取規模是每年七十個人然後到了宋朝錄取規模就達到了每年360個人，錄取規模增加了這個走向成功的門敞開的更大了，在唐朝科舉考上了你是不能直接獲得官位的還要去人事部門在透過一個考試看看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做官，這樣一來我們就會明白在這樣的情況下會出現很多的出入了，到了宋朝就不是這樣了只要你科舉考中了立刻就可以獲得一個職位開始做官了，而且在宋朝如果你考的好的話真的是“不十年可以做至公卿”，意思就是說不到十年就可以當上宰相，在宋朝因為錄取的規模升遷的速度都大大的提高了，科舉雖然不是始於宋，但是我們可以說今天中國的科舉時代是始於宋朝，只有在宋代開始透過科舉考試不管家庭出身如何，透過讀書透過“五經勤向窗前讀”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家族的命運成為了一種可能。

宋代的科舉考試可以說是相當的公平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它有一系列非常發達的防止作弊的考試手段，歐陽修曾經說過本朝的科舉是什麼？“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意思就是說本朝的科舉制度就好像大自然一樣公正，口氣何等的誇張但事實卻是如此，比如說我們今天高考閱卷會把名字糊起來，然而在宋朝這個方法就有了叫做糊名，糊名制度，卷密封制度都在宋朝就有了，而且宋朝在最高級別的科舉考試當中比我們今天高考還要發達他有一套什麼樣的制度呢叫做謄錄，考卷是要用抄書手用統一的字型抄一遍之後才送給考官去閱卷，你想在卷子上做什麼手腳做個什麼記號之類的那是完全沒可能的，這種防止作弊技術的發達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追求公平，就是為了給那些普通考生那些沒有家族背景的考生一更大的機會更多的空間。

我們假定宋朝科舉考試製度是絕對公平的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但是教育資源的分配永遠都不是公平的它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公平包括現在的中國也是這樣，官員高幹子弟肯定是會佔到一定優勢，普通考生有時候是會有抱怨的面對普通考生的抱怨和投訴，皇帝還有宰相大臣也是能夠認真對待，比如說在1038年也就是司馬光考中的那一榜初試放榜之後那幫普通的考生就不幹了，因為他們發現在這個榜上有很多的高幹子弟，考生就開始鬧了起來最後鬧的結果是什麼呢？這五個高幹子弟實際上已經進入了複試已經進入了最後的考試，而且事實上這五個人答得也確實不錯但是皇帝為了平息普通考生的憤怒還是讓這五個高幹子弟下去了，在宋朝這種相對公平的考試製度以及在這個考試製度推行的過程當中，皇帝和國家機器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給了老百姓一個向上走的希望給了他們一個“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讓他們知道如果自己家的子弟聰明，“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是可以做到的。

現在中國我們有中國夢，在那時這是一個宋朝夢，這個宋朝夢就讓宋朝的老百姓對於宋朝的朝廷有一種向新的力量和一種支援的力量，它讓整個社會的氛圍相對和諧讓整個社會是有一種向上的精神，可以說宋朝社會是一個給人希望的社會，個人和家族是有希望的而物質的生活又是如此的富裕，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們有機會穿越回去，生活在宋朝是何等的幸福。

在任何朝代，衡量幸福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就是錢！所以，永遠都是富人幸福，窮人不幸福，和宋朝並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來看看宋朝人的生活吧，先看廣大的農村：根據文獻記載，當時的農民，生活非常辛苦，即便在豐收的年份，也僅僅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而已。一旦碰上災荒之年，就只能舉債，不過當時的借貸利息非常之高，現金的月息大概是20%，如果手頭還是沒錢，要等到秋收之後以糧食抵債，利息則可能達到驚人的50%。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們只能選擇典地、賣兒賣女，或者選擇背井離鄉，甚至自殺或者落草為寇。

至於那些在淮河一帶沿海鹽田的民工們，更是生活在半奴隸的狀態，很多家庭幾乎都是一貧如洗。

《宋史》中有這麼一段話：“天下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看了之後，不免產生疑問，為什麼每家只有3口人呢？

原來當時宋朝普遍存在溺嬰現象，因為宋朝按人頭徵收賦稅，男孩一出生就有人頭稅，所以很多地方的農村，貧困的父母被迫溺死絕大部分嬰兒。

普通農民家庭，出於傳宗接代需要，頂多只留兩男一女，大部分只留一男一女，其餘的全部溺死，謂之薅子。

所以，蘇東坡被貶黃州時，記載有“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

所以，宋朝城市的繁榮其實都是建立在廣大農村的極度悲慘狀態之上。

正因為此，南北宋加起來的300年裡，前後爆發大小農民起義400多次，僅僅北宋一個朝代就爆發了200多次，幾乎達到每年都有一次的驚人記錄。

其實，從趙匡胤得國之初，因為擔心重蹈五代覆轍，趙宋官家拼了命壓榨地方財政，從而確保地方政府無錢造反。

大量的流動人口，只能從事腳伕、娼妓、沿街叫賣的小販、賣藝人、小偷或者乾脆乞討為生。

那些相對來說比較幸運的，只能進入富豪或者官員家中為傭人，當時富人高官的普遍特徵就是：家大業大，傭人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