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中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這是老子寫《道德經》的開宗明義之句，其分量是極重大的。如果這個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沒有弄清楚，那麼以下整本《道德經》都沒有法子好好地讀下去，更不要說如何去正確理解和實行了。然而，這個“道可道，非常道”一句六字中，最關鍵的問題乃是：“常道”二字，到底應該怎樣詮釋、怎樣理解呢？ 論者或謂，老子既然說出一個“常道”來，而未加進一步的解釋，正好給後人留有餘地，幫他解釋發揮。縱觀古今，對“常道”的解釋大致分成兩類：一是本著“六經注我”的原則，憑藉自己的想象力與思辨力，創造或嫁接出一個“常道”的意義來；二是本著“我注六經”的原則，從《道德經》裡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後把它們“栽”到“常道”身上去。 如前者的方式，就是認為“常道”即是不可思議的、永恆不變的，那麼它必定是超越於萬有之上，或超越於可道之道的一種“東西”。現存《道德經》註解，《河上公章句》雖歸“六經注我”一類，但以長生成仙為旨趣，其所謂“常道”乃“自然長生之道”，故不入此類之大流。後世解老思想之大流，至少可以上溯到王弼。他的《老子注》被歷代官學各界奉為“通行本”，他對此六句的解釋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到唐高誘在註解《淮南子·泛論訓》時，開始直白地說：“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推到《關尹子》（偽書）：“不可言者，即‘道’。”達到了極端。從古至今，不知道有過多少人註釋過《道德經》，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這麼解說的：“可以被人說明的道，就不是那永恆不變的道。”或者是：“道可以說出來的，就不是那一成不變的永恆之道。”或許有人用些不同的字眼，但總體意義，都是相差無幾。我們檢視過《道德經》的16種英文譯本，這句話都被翻譯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eternal Tao.”有些譯文變易一些字眼，也於大意無害。可見中外古今，俱是這般解說，就應該是鐵定了的，不容別人置喙！可是仔細推敲起來，這種訓釋的本身，不僅文法上有問題，意義和邏輯上都自相矛盾。 “道可道”中，第一個“道”字是名詞，第二個“道”字是動詞，“可”字是副詞。第一個“道”字是一個總體的名稱，它的內涵應該是整本《道德經》的內容。“可道”，是去界定頭一個“道”字，說它是“可以說明”的，引申來說，就是“可以思議”的。因為“言”為“心聲”，必先有思，後才有言。根據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35章）“道衝而用之。”（4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41章）“以道佐人主。”（30章）等等。這“道”不僅可以思維，可以議論，可以闡明，而且可以施行，並且很有實用價值。因此，“道，可道（言說和遵循）。” 這句話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反之，古今解老者流，以“道”為不可言，與《道德經》自相矛盾，就大錯而特錯了。 可是，跟著來的“非常道”這一句話就出了問題。這個“非”字一般人都把它當“不是”講，“常道”是一個專有名詞，在五千八百多言的《道德經》中，只出現了這一次。“常道”可以當“平常之道”、“正常之道”講，也可以當“永恆之道”、“不變之道”講。二字《楚簡》本不存，證諸《帛書》本，原為：“道，可道也，非恆道也。”今本以“常道”為“恆道”，蓋為漢人為避文帝劉恆之諱而改。把“常道”解釋成“不變的永恆之道”，乍然觀之，似乎比較接近“合理”，而古今中外一般學者也大都是這麼解釋的。把“道可道，非常道。”前後兩句話連線起來，就自然變成：“那可以思議的道，【但，並】不就是那不變的永恆之道。”這樣初讀起來，似乎沒有什麼不妥，不過，如果我們把這句話反轉來讀，“常道乃不可道之道。”就是“那不變的永恆之道是不可思議的，不可言說的，不可施行的，不可實用的……。”這樣一來，問題可就大了。 我們接著必定要問：第一，這個“常道”到底是個什麼東西？老子既然提出這個名詞，為什麼不說它是什麼，給它特別下個定義？第二，老子既然只提出而不加說明，大概是因為它是不可以說明的。既然是個不可說明的東西，那麼提它出來做什麼？第三，老子在《道德經》第一句裡，就提出一個“常道”的概念，可見是很重要的，甚至於比第一個“道”字還重要些。可它又是一個永遠無法“接觸”到的東西，那麼把它放在第一句話裡，除了“否定”了第一個“道”的總體意義上的重要性外，還有什麼作用？第四，老子既要些寫《道德經》來傳“道”，而第一句話，就把“道”否定了，這是何苦來哉？因為除了“永恆之道”以外，就是相對的、暫時的、不穩定的“道”。用整本書來描寫那樣無謂的相對的“道”，又所為何來？第五，在短短有限的五千八百個字裡，要說“宇宙論”、“本體論”、“目的論”、“方法論”；還有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甚至於策略。這麼多東西，為何還提出一個毫不相干的“常道”來？如此等等，還有許多連帶的問題，問不勝問。總之，是老子自己矛盾呢？還是解讀老子的人矛盾？ 實在地說，老子一書，“無”之以為用，“有”之以為利，非不可言說者也。老子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而以“常”謂不變不易，實為解老者之偏。 有些人強調“不可道的常道”，是把“常道”放在“道”之上的說法，等於替老子建立了一個“自在天”。佛教不立“自在天”，就是佛教不相信創世主。其他如猶太—基督教，就有一個全智全能、自在、永在、無所不在的創世主“耶和華”，回教稱“阿拉”，儒教中也有自己的“天”、“上帝”。這個創世主是有人格的。把“常道”看成了創世主一類地東西，甚而至於把老子這個“人”變成了個創世主。這個“命題”，牽涉到了由哲學到宗教的演繹，內容十分龐雜，不是本文的重點，只好到此打住。 有些人根據《道德經》說：“覆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意思是說：回覆到根本（如葉落歸根），就叫做“常”。知道（認識）“常”的，就叫做“明”。他們把這句話說成：回覆到根本就是“常道”，認識“常道”的，就是聰明。這似乎太簡易了，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那《道德經》第一句裡的“常道”，應該是個很重量級的奧秘字眼，而且註明了是“不可道”的。怎麼在這裡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馬馬虎虎地就“說明”了那個“常道”？知道葉落歸根就是“常道”，知道“常道”的就是聰明。這有什麼神秘不可說的地方？這個“常”字分明不是“常道”，應該是“常理”、“常規”或“常識”。不然，那個不可思議的一成不變的永恆之道，不就成了個“紙老虎”了嗎？其次，例如“見小曰明，……是謂襲‘常’。”（52章）意思說：見得到微小之處，叫做聰明，……這就是因襲了“常道”。還有，“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章）這些地方，帛書《老子》用的也是“常”字，而不是由“恆”改成“常”字的，分明不能就把它認作第一章裡的那個“常道”講，把它們當作同一回事。 如後一類的方式，雖然因王弼的引領而使絕大多數人盲從，但也並不是沒有一兩個獨立思考的古今人士。古今研究《道德經》的學者們，對首章之句，不是沒有另一種的讀法和解釋。他們把這句話做了這樣的解讀：“道，是可說明的；道，不是一成不變、永恆的。”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的解說接近於這種觀點：“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為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然而2000多年來，持此論者可謂鳳毛麟角。當代著名學者朱謙之先生在此基礎上給予更高度的概括和總結，他說：“老子著五千之文，於此首發其立言之旨趣。蓋‘道’者，變化之總名。與時遷移，應物變化,雖有變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謂常。自昔解《老》者流，以道為不可言。……不知老聃所謂道，乃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既無永久不變之道，亦無永久不變之名，故以此應物，則‘建之以常無、有’（《莊子·天下》），言能常無、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有、常無，故曰：‘覆命曰常’（16章）；‘知和曰常’（55章）。常，即非常也。”（《朱謙之文集》卷3《老子校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他把老子所說的“道”，定義為“變化之總名”，因為《周易》是周朝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易”就是變化，宇宙萬有都在陰陽的相激相蕩、相輔相成中變化無窮。《易經》的大前提是：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地變化，所以稱之為“易”。但變化不是沒有規則的亂變一通，它是有一定的法則的，所以稱之為“易簡”。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的變化中，卻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那就是“變化”的本身。變化的本身是不變的，也是不許變的。因為如果“變化”的本身都變了，那就變成沒有變化了。這樣就會破壞了大前提。所以稱之為“不易”。“不易”已經被包藏在“變易”之中，因此不必再作單獨強調。這一點與老子整體思想沒有什麼不通之處。老子說：“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23章）天長地久，四時變化，都是可變可易，安有所謂“常”者哉？這種解法完全破解了 “不可道的永恆不變之常道”。 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個專有名詞。應該著重研究的就在這個“非”字上。“非”字可以當作“違背”解，可以當作“錯誤”解，……也可以當作副詞“不是”解。問題是：“非”字能不能當作“無、沒有”解？考諸古籍,《書經·大禹謨》：“後非眾，罔與守邦。”孔穎達疏：“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其次，《元史·食貨志》：“民非食貨則無以為生。”近代鄒容《革命軍·革命之原因》：“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鬻妻典子而後已。”以上之例，都是把“非”字當作“無、沒有”解。如果“道可道，非（無、沒有）常道。”那麼就徹底否決了常道的存在。排除了因“常道”而帶來的困擾，和朱、林二人殊途而同歸，也徹底解決了矛盾。不過，這裡比較更直截了當。 另外，還有一種讀法，就是把“非常”兩個字連用，當作形容詞，去形容最後那個“道”字。也就是把這句話解讀成：“道是可道的，是非常的。”就是說：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談的“道”，既是可思議的，也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道。唐代道士李榮曰：“道者，虛極之理也。……聖人慾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道德真經注》）其意為：道即虛極之理，理是可以說的，所以道可道；但這個道不是人間常俗之道。今人已有一些學者認識到這層意義，郭世銘先生《老子就竟說什麼？》一書（華文出版社1999）以注原書思想的內在一致性而超群出眾，他說：“整個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說清楚的，但不是人們一向所說的那樣’。也就是說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時別人也在講道（事實的確如此），不過老子認為他們講得都不對，現在要重新來講。”這種解釋，即使並非老子要表達的原意，也道出了老子《道德經》蘊含的思想特徵。不難想象，在老子寫書的時代，社會上還存在了一些別的“道”，例如，周朝開國是的先王禮樂之道；鄭子產的治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管夷吾之道；至少還有與老子同時，周遊列國的孔子，到處宣講的堯舜之道、《大學》《中庸》之道、宗祧體制下的孝道。……老子以作者的身份，把自己的著作，做了說明，給它一個與眾不同的定位，不是沒有道理的。不然他如何能開道家學派之先河！ 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他的書中有些話，都要叫人轉幾個圈圈，才能理解（辯證邏輯）。他這《道德經》的第一句話，是不是“埋伏”了什麼“機關”在內？因為如果第一句話就解歪了，那麼以下就不知道要歪到哪裡去了。如果解讀的人沒有“真知卓識”，遽而發言，就應了“言者不知”（56章）的話了。按老子的話，本來是：“甚易知，甚易行” （70章）的，可偏偏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70章）因為老子老早就知道：天下人多愛自作聰明，會把最簡最易的事，弄得複雜萬分，就掉到自己的陷阱裡，出不來了。他就明說：“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70章）因此，“知我者，希。”（70章）大多數的人把老子第一句話就解歪了。對老子能不能有真知灼見，就在這第一句話上，馬上就現底。莫非“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老子“埋伏”下的“試金石”？這樣說來，老子真偉大啊！真是微妙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