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被告誡，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弘揚其精華，剔除其糟粕”。可糟粕是什麼，沒人往下說。
現在“國學熱”方興未艾，上課、演講、著述、出版……轟轟烈烈、泥沙俱下，探討這個問題似有現實意義。
1.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每當遇上外族嚴重入侵，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知識分子就會採取一種非常奇特的救亡壯舉——高舉起文化皮鞭，對著自己的民族文化瘋狂鞭撻。
這就好像，當你的惡鄰手持棍棒、腳踹你家的大門時，你不是開門應戰，而是跑進屋裡指責自己的母親：都是你的錯，把我養得如此羸弱、如此膽小！
這樣的歷史現象，最近的一次就是發生在上世紀初的那場“新文化運動”。
2
新文化運動有個著名的口號就是“打倒孔家店”。
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軟弱、落後，受西洋、東洋列強欺辱，全都是因為“孔家店”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糟粕。
對中國文化最憎恨，罵得最兇、最深刻的應該是魯迅先生。
在先生的眼裡，翻開中國文化典籍，讀來讀去只能讀出兩個字“吃人”。
先生不僅仇恨中國傳統文化，而且還恨華人——據說是恨鐵不成鋼的恨。
在他的眼裡，被中國文化毒透了的華人，要麼是麻木不仁的看客，要麼是“搶血饅頭吃”的愚昧蠢貨，要麼是靠意淫活著的阿Q ……
總之，就像他在《記念劉和珍君》中表白的，他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推測華人的”。
“憚”就是“怕”的意思。
先生不怕以最壞的惡意推測華人，他是感覺，華人已經壞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無論怎麼推測都不過分。
3.
魯迅先生只是一個作家，除了挑挑毛病，發出幾聲“恨鐵不成鋼”的咒罵，對改變中國社會產生不了太大的現實影響。
但另外一些人就不一樣了。
他們也認為中國文化是中國問題的根兒，要解決中國問題，他們的方案是，剷除中國文化！
請注意，“剷除”這個詞可不是隨便用的，因為只有這個詞才能表達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決絕：廢除漢字！
強烈同意廢除漢字的，可不只是一兩個狂人，而是那個時代最主要的文化精英：陳獨秀，瞿秋白，錢玄同，胡適，魯迅，譚嗣同，蔡炎培，吳玉章，劉半農，後來參與其中的還有郭沫若，茅盾等等，可以列出上百人，都是文化精英。
他們有個邏輯：中國要想成為現代文明國家，就必須消滅儒家文化；而要消滅儒家文化，就必須廢除他們的經典著作；而要徹底廢除儒家經典，自然必須廢除漢字。
陳獨秀說，漢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劉半農說，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
……
廢除漢字，他們可不是說說而已，那是真幹。
從20世紀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他們研究出若干套“漢字拉丁化”方案，召開了若干次研討會……最後，我們就見到了現在的“漢語拼音”。
幸虧，在漢語中，重音字詞實在太多，漢語拼音根本無法區分，不但“垃圾”和“辣雞”是一樣的，“魯迅”和“陸遜”也沒有分別。因此，漢語拼音根本無法代替漢字，最多隻能作為漢字的一種輔助注音工具。
漢語拼音是三十年“漢字拉丁化”運動留下的唯一成果。
4
“漢字拉丁化”撞了南牆，總算停了下來，但堅信中國文化是中國落後根源的聲音不絕於耳，消滅中國文化的企圖始終沒有停止過。
於是，就發生了後來的一系列文化的“革命”，這些革命與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一脈相承。
但必須承認的是，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還是後來的文化“革命”的領袖們，他們都是中國歷史、文化浸潤出來的文化精英，他們對中國文化之“惡”的認識，是真誠的。這與當下某些被收買了的大V有本質區別。
而可怕也正在這裡。
為什麼有這麼多文化精英，都真誠地憎惡我們自己的文化？
或者說，都如此真誠地相信中國文化是中國落後的根源？
都認為我們的文化不但孕育不出現代化，而且還會阻礙現代化？
正是懷揣著“為中國好”的真誠，100年來，這些文化精英們把中國文化的母體鞭撻得遍體鱗傷。
這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過的現象。
不感到奇怪嗎，不感到可怕嗎？
5
日本學習西方比我們早，也比我們徹底，但在日本，不管是文化階層還是政治階層，始終把保護自己的文化不受侵犯作為接納西方文化的前提。
五四運動有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崇尚科學，反對愚昧”，認為中國之所以科學不興，完全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愚昧落後。
可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他們的文化之根是建立在對上帝、真主信仰基礎上的。難道信仰一個虛無的上帝、真主，比我們的儒家文化信仰會科學很多、進步很多？
難道他們的文化精英們就認識不到“上帝信仰”“真主信仰”的愚昧？
可他們為什麼就沒有提出過全盤廢除自己的文化這種激進主張？
而我們的文化精英為什麼就對自己的文化，不自信到了犯賤的地步？
問題是，文化是可以廢除的嗎？是能夠更換的嗎？
比如胡適先生，您穿一身小西服，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就真的成了一個歐美小帥哥嗎？
比如魯迅先生，您留個仁丹胡、理個小平頭，就真的可以成為藤野、鳩山嗎？
即便我們真的能像精英們期望的那樣，把我們的文化像換血一樣換成西洋文化，那無非也就是讓這個世界多出幾億西洋人口而已，我們這個種族還有存在的意義嗎？
6
好在，遍體鱗傷的中華文化大難不死，終於迎來了又一個可以“恣意瘋長”的春天。
“恣意瘋長”與“連根拔除”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待傳統文化的兩種態度，要麼任其恣意瘋長，要麼連根拔除。
其實不用仔細分析，僅從這個態度上就可以斷定，他們對待傳統文化的做法肯定存在問題。
我們號稱是最懂辯證法的民族，但在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上，從來沒有辯證過，不犯錯誤才怪。
我們嘴上說，對待傳統文化應該採取“弘揚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的態度，而在行動上卻總是從一個極端倒向另一個極端。
自新文化運動至今已過去了100年，沒有一個人認真地告訴我們，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是什麼、糟粕又是什麼。
我們不妨“因陋就簡”探索一二。
7
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把你放到原始社會，現在有個部落聯盟剛剛成立，請你做這個聯盟的首領……那麼，你認為你首先應該做什麼？
是不是應該先給部落成員定規矩？
你想啊，幾個原始部落、家庭原來分居不同的山頭、叢林，各有各的習慣、做派，現在弄到一起了，要想和諧相處，沒有個統一的規矩怎麼行？
比如，要規定，打到獵物不能偷吃，必須交公，統一分配；不能隨便跑到公田裡抓青蛙吃，以免踩壞秧苗；比如，不能挑逗陌生女人，更不能隨便掀婦女的草裙……諸如此類。
最早的這類規矩，現在已經無從查考。
但到了周朝，有個叫周公旦的聖人比較有心，他梳理了三皇五帝甚至更早的規矩，編寫了一部叫做《周禮》的書。
《周禮》對君王、朝廷、普通百姓的各種規矩都做出了系統規定，他把這些規矩、規定叫做“禮”。
對上，它規定了國家軍政體制設定的規矩，比如“六官”制。
對中，它規定了禱告天地、祭祀先人的規矩。比如，使用什麼樣的禮器、舉行什麼樣的儀式。
對下，它規定了普通百姓行為舉止的規矩，比如，到鄰居家裡，進門前要大聲通報，以免看到讓主人尷尬的場面等等。
這些規矩（禮）就是最早的中華文化；
強制人們執行這些規矩、按“禮”行事，就是“動詞”的“文化”。
“動詞”的“文化”很像“馴化”。
馴化，是對獸而言的，是讓獸減少野性、變得聽話的過程；
文化，是對人而言的，是讓人減少野性，變得文雅的過程。
禮就是規矩，如果沒有了規矩，社會就會大亂。
春秋戰國就是這樣，孔子說這是“禮壞樂崩”的緣故，所以他提倡“克己復禮”。
我們常說，“仁、和、信、義”等等是中華文化的靈魂。
但其實，“禮”是中華文化的機體或者叫“肉身”，沒有機體、肉身，靈魂附著在哪裡？
相比看不見的靈魂，“禮”是看得見的肉身，是中華文化的支柱和結構。
所以，“禮”這個東西，對中華民族從野蠻走向文明發揮了基礎作用。
正因為“禮”如此重要，有人就“覬覦”它了。
8
對“禮”的這種重大價值，我們看到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更是深有體會。
所以，在我們傳統文化中，關於天地自然的研究，用力很少、成果更少。
中華文化的主體就是“人學”，就是關於如何改造人、管制人的學問。
要想改造人、管制人，嚴刑峻法是一種，但管住人心、避免後果，這才是更高明的管制。
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注重藉助“禮”的約束作用；所以，“禮”的內容就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扭曲、越來越背離人性。
比如，“女戒”，比如“貞節牌坊”，甚至連最神聖的孝道，都被扭曲成“埋兒奉母”“臥冰求鯉”“恣蚊飽血”之類。
他們這樣做，政治用意是高明的，極力提倡“父母在不遠游”，等你父母不在了，你已經四五十歲，哪還有起義造反的衝動？
這些變態的“禮教”，在中華文化最質樸的年代是根本沒有的，在孔子的時代也是沒有的。
“父母在不遠游”是孔子說的，可他還有下半句“遊必有方”，卻被後世有意淡化、忽略了。
所以，五四青年要推倒“貞節牌坊”是對的，但不能把“貞節牌坊”也賴到孔子的頭上，把“孔家店”一併推倒。
“禮”的變態化，是文化的政治化的後果。
政治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文化不能完全政治化。
9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用來標榜的口號都是冠冕堂皇的，用來支撐其民族脊樑的精神、用來追求的政治理想，都是美好的，甚至也是永恆的。
比如，我們的“仁、和、義、信”等等，就是這樣的精神、理想。
但錯誤往往發生在操作層面、執行過程中，發生在通往理想目標的路上。
比如，我們用來保證民族精神、政治理想實現的“禮”，就是這種操作、執行層面的東西。
所以，分析可以發現，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糟粕”，大都集中在“禮”上。
判斷一個文化文字、文化理念是精華還是糟粕，竊以為，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眼：
一是看它是不是違背科學。
比如，上文提到的“臥冰求鯉”之類的所謂“孝”。
二是看它是不是違揹人性精神。
比如，令人切齒的“貞節牌坊”。
三是看它是不是背離時代要求。
比如，上文提到的、斷章取義的“父母在不遠游”。
科學追求“真”，人性追求“善”，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價值觀、審美觀。違背真、善的任何一個方面，都算不上文化精華，與時代價值觀、審美觀要求相沖突的傳統文化也不值得傳承、推廣。
而綜觀中華傳統文化的各方面，漢以後的“禮教”中隱藏的這類“糟粕”比較多，在圖書出版中，似應重點警惕。
10
文化成果，不管她是精華還是糟粕，都是一個民族自省、自知的依據，也是各民族得以區別、相互辨識的標誌，從這個意義上說，都是珍貴的。
但具有自省和辨識價值的文化成果並不等於都具有傳承、推廣的價值，並不都具有寫入教科書、搬上課堂、灌輸青少年的價值。
這就是區別“精華”和“糟粕”的意義所在。
我們常常被告誡，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弘揚其精華，剔除其糟粕”。可糟粕是什麼，沒人往下說。
現在“國學熱”方興未艾，上課、演講、著述、出版……轟轟烈烈、泥沙俱下，探討這個問題似有現實意義。
1.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每當遇上外族嚴重入侵，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知識分子就會採取一種非常奇特的救亡壯舉——高舉起文化皮鞭，對著自己的民族文化瘋狂鞭撻。
這就好像，當你的惡鄰手持棍棒、腳踹你家的大門時，你不是開門應戰，而是跑進屋裡指責自己的母親：都是你的錯，把我養得如此羸弱、如此膽小！
這樣的歷史現象，最近的一次就是發生在上世紀初的那場“新文化運動”。
2
新文化運動有個著名的口號就是“打倒孔家店”。
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軟弱、落後，受西洋、東洋列強欺辱，全都是因為“孔家店”代表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糟粕。
對中國文化最憎恨，罵得最兇、最深刻的應該是魯迅先生。
在先生的眼裡，翻開中國文化典籍，讀來讀去只能讀出兩個字“吃人”。
先生不僅仇恨中國傳統文化，而且還恨華人——據說是恨鐵不成鋼的恨。
在他的眼裡，被中國文化毒透了的華人，要麼是麻木不仁的看客，要麼是“搶血饅頭吃”的愚昧蠢貨，要麼是靠意淫活著的阿Q ……
總之，就像他在《記念劉和珍君》中表白的，他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推測華人的”。
“憚”就是“怕”的意思。
先生不怕以最壞的惡意推測華人，他是感覺，華人已經壞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無論怎麼推測都不過分。
3.
魯迅先生只是一個作家，除了挑挑毛病，發出幾聲“恨鐵不成鋼”的咒罵，對改變中國社會產生不了太大的現實影響。
但另外一些人就不一樣了。
他們也認為中國文化是中國問題的根兒，要解決中國問題，他們的方案是，剷除中國文化！
請注意，“剷除”這個詞可不是隨便用的，因為只有這個詞才能表達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決絕：廢除漢字！
強烈同意廢除漢字的，可不只是一兩個狂人，而是那個時代最主要的文化精英：陳獨秀，瞿秋白，錢玄同，胡適，魯迅，譚嗣同，蔡炎培，吳玉章，劉半農，後來參與其中的還有郭沫若，茅盾等等，可以列出上百人，都是文化精英。
他們有個邏輯：中國要想成為現代文明國家，就必須消滅儒家文化；而要消滅儒家文化，就必須廢除他們的經典著作；而要徹底廢除儒家經典，自然必須廢除漢字。
陳獨秀說，漢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劉半農說，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
……
廢除漢字，他們可不是說說而已，那是真幹。
從20世紀20年代，一直到50年代，他們研究出若干套“漢字拉丁化”方案，召開了若干次研討會……最後，我們就見到了現在的“漢語拼音”。
幸虧，在漢語中，重音字詞實在太多，漢語拼音根本無法區分，不但“垃圾”和“辣雞”是一樣的，“魯迅”和“陸遜”也沒有分別。因此，漢語拼音根本無法代替漢字，最多隻能作為漢字的一種輔助注音工具。
漢語拼音是三十年“漢字拉丁化”運動留下的唯一成果。
4
“漢字拉丁化”撞了南牆，總算停了下來，但堅信中國文化是中國落後根源的聲音不絕於耳，消滅中國文化的企圖始終沒有停止過。
於是，就發生了後來的一系列文化的“革命”，這些革命與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一脈相承。
但必須承認的是，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還是後來的文化“革命”的領袖們，他們都是中國歷史、文化浸潤出來的文化精英，他們對中國文化之“惡”的認識，是真誠的。這與當下某些被收買了的大V有本質區別。
而可怕也正在這裡。
為什麼有這麼多文化精英，都真誠地憎惡我們自己的文化？
或者說，都如此真誠地相信中國文化是中國落後的根源？
都認為我們的文化不但孕育不出現代化，而且還會阻礙現代化？
正是懷揣著“為中國好”的真誠，100年來，這些文化精英們把中國文化的母體鞭撻得遍體鱗傷。
這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過的現象。
不感到奇怪嗎，不感到可怕嗎？
5
日本學習西方比我們早，也比我們徹底，但在日本，不管是文化階層還是政治階層，始終把保護自己的文化不受侵犯作為接納西方文化的前提。
五四運動有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崇尚科學，反對愚昧”，認為中國之所以科學不興，完全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愚昧落後。
可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他們的文化之根是建立在對上帝、真主信仰基礎上的。難道信仰一個虛無的上帝、真主，比我們的儒家文化信仰會科學很多、進步很多？
難道他們的文化精英們就認識不到“上帝信仰”“真主信仰”的愚昧？
可他們為什麼就沒有提出過全盤廢除自己的文化這種激進主張？
而我們的文化精英為什麼就對自己的文化，不自信到了犯賤的地步？
問題是，文化是可以廢除的嗎？是能夠更換的嗎？
比如胡適先生，您穿一身小西服，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就真的成了一個歐美小帥哥嗎？
比如魯迅先生，您留個仁丹胡、理個小平頭，就真的可以成為藤野、鳩山嗎？
即便我們真的能像精英們期望的那樣，把我們的文化像換血一樣換成西洋文化，那無非也就是讓這個世界多出幾億西洋人口而已，我們這個種族還有存在的意義嗎？
6
好在，遍體鱗傷的中華文化大難不死，終於迎來了又一個可以“恣意瘋長”的春天。
“恣意瘋長”與“連根拔除”是中國知識分子對待傳統文化的兩種態度，要麼任其恣意瘋長，要麼連根拔除。
其實不用仔細分析，僅從這個態度上就可以斷定，他們對待傳統文化的做法肯定存在問題。
我們號稱是最懂辯證法的民族，但在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上，從來沒有辯證過，不犯錯誤才怪。
我們嘴上說，對待傳統文化應該採取“弘揚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的態度，而在行動上卻總是從一個極端倒向另一個極端。
自新文化運動至今已過去了100年，沒有一個人認真地告訴我們，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是什麼、糟粕又是什麼。
我們不妨“因陋就簡”探索一二。
7
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把你放到原始社會，現在有個部落聯盟剛剛成立，請你做這個聯盟的首領……那麼，你認為你首先應該做什麼？
是不是應該先給部落成員定規矩？
你想啊，幾個原始部落、家庭原來分居不同的山頭、叢林，各有各的習慣、做派，現在弄到一起了，要想和諧相處，沒有個統一的規矩怎麼行？
比如，要規定，打到獵物不能偷吃，必須交公，統一分配；不能隨便跑到公田裡抓青蛙吃，以免踩壞秧苗；比如，不能挑逗陌生女人，更不能隨便掀婦女的草裙……諸如此類。
最早的這類規矩，現在已經無從查考。
但到了周朝，有個叫周公旦的聖人比較有心，他梳理了三皇五帝甚至更早的規矩，編寫了一部叫做《周禮》的書。
《周禮》對君王、朝廷、普通百姓的各種規矩都做出了系統規定，他把這些規矩、規定叫做“禮”。
對上，它規定了國家軍政體制設定的規矩，比如“六官”制。
對中，它規定了禱告天地、祭祀先人的規矩。比如，使用什麼樣的禮器、舉行什麼樣的儀式。
對下，它規定了普通百姓行為舉止的規矩，比如，到鄰居家裡，進門前要大聲通報，以免看到讓主人尷尬的場面等等。
這些規矩（禮）就是最早的中華文化；
強制人們執行這些規矩、按“禮”行事，就是“動詞”的“文化”。
“動詞”的“文化”很像“馴化”。
馴化，是對獸而言的，是讓獸減少野性、變得聽話的過程；
文化，是對人而言的，是讓人減少野性，變得文雅的過程。
禮就是規矩，如果沒有了規矩，社會就會大亂。
春秋戰國就是這樣，孔子說這是“禮壞樂崩”的緣故，所以他提倡“克己復禮”。
我們常說，“仁、和、信、義”等等是中華文化的靈魂。
但其實，“禮”是中華文化的機體或者叫“肉身”，沒有機體、肉身，靈魂附著在哪裡？
相比看不見的靈魂，“禮”是看得見的肉身，是中華文化的支柱和結構。
所以，“禮”這個東西，對中華民族從野蠻走向文明發揮了基礎作用。
正因為“禮”如此重要，有人就“覬覦”它了。
8
對“禮”的這種重大價值，我們看到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更是深有體會。
所以，在我們傳統文化中，關於天地自然的研究，用力很少、成果更少。
中華文化的主體就是“人學”，就是關於如何改造人、管制人的學問。
要想改造人、管制人，嚴刑峻法是一種，但管住人心、避免後果，這才是更高明的管制。
所以，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注重藉助“禮”的約束作用；所以，“禮”的內容就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扭曲、越來越背離人性。
比如，“女戒”，比如“貞節牌坊”，甚至連最神聖的孝道，都被扭曲成“埋兒奉母”“臥冰求鯉”“恣蚊飽血”之類。
他們這樣做，政治用意是高明的，極力提倡“父母在不遠游”，等你父母不在了，你已經四五十歲，哪還有起義造反的衝動？
這些變態的“禮教”，在中華文化最質樸的年代是根本沒有的，在孔子的時代也是沒有的。
“父母在不遠游”是孔子說的，可他還有下半句“遊必有方”，卻被後世有意淡化、忽略了。
所以，五四青年要推倒“貞節牌坊”是對的，但不能把“貞節牌坊”也賴到孔子的頭上，把“孔家店”一併推倒。
“禮”的變態化，是文化的政治化的後果。
政治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但文化不能完全政治化。
9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用來標榜的口號都是冠冕堂皇的，用來支撐其民族脊樑的精神、用來追求的政治理想，都是美好的，甚至也是永恆的。
比如，我們的“仁、和、義、信”等等，就是這樣的精神、理想。
但錯誤往往發生在操作層面、執行過程中，發生在通往理想目標的路上。
比如，我們用來保證民族精神、政治理想實現的“禮”，就是這種操作、執行層面的東西。
所以，分析可以發現，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糟粕”，大都集中在“禮”上。
判斷一個文化文字、文化理念是精華還是糟粕，竊以為，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著眼：
一是看它是不是違背科學。
比如，上文提到的“臥冰求鯉”之類的所謂“孝”。
二是看它是不是違揹人性精神。
比如，令人切齒的“貞節牌坊”。
三是看它是不是背離時代要求。
比如，上文提到的、斷章取義的“父母在不遠游”。
科學追求“真”，人性追求“善”，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價值觀、審美觀。違背真、善的任何一個方面，都算不上文化精華，與時代價值觀、審美觀要求相沖突的傳統文化也不值得傳承、推廣。
而綜觀中華傳統文化的各方面，漢以後的“禮教”中隱藏的這類“糟粕”比較多，在圖書出版中，似應重點警惕。
10
文化成果，不管她是精華還是糟粕，都是一個民族自省、自知的依據，也是各民族得以區別、相互辨識的標誌，從這個意義上說，都是珍貴的。
但具有自省和辨識價值的文化成果並不等於都具有傳承、推廣的價值，並不都具有寫入教科書、搬上課堂、灌輸青少年的價值。
這就是區別“精華”和“糟粕”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