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器就是用動物的骨骼（包括角、牙等）製作出的器物。骨器的使用已經有上萬年的歷史，石器時代遺址中還沒有發現專門製作骨器的手工業作坊，應該是小規模地自作自用，工藝也比較簡陋。到了商代，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的鐵三路、大司空村、北辛莊等遺址都發現有規模不等的制骨作坊，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器。此時已經進入青銅時代，骨器加工難度相對減小，比較發達的畜牧業和狩獵業提供了骨料來源，這是商代骨器大規模出現的物質基礎。
目前研究者對商代骨器的關注不多，一則因為相對於陶器，骨器出土數量少，分佈區域也不像陶器那麼廣泛；二則骨器的體積有限，形態變化小，裝飾手法比較單一，文化特徵不顯著，不具備陶器那樣的斷代特性。因此商代骨器還未能在商代文化研究中佔據重要位置。但是換個角度來重新思考骨器，會發現它在商民的生活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商代獸牙角串飾，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素面骨角質串珠，材質有動物骨和動物角，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一）商代骨器：前所未有的繁榮
從實用性和加工難度來說，材料硬度是一個關鍵指標。硬度太低容易折損，難以長久儲存，硬度太高則不便加工。動物骨骼的硬度比陶、石、銅低，又比木、竹、麻高。雖然骨器體積偏小，但它取材容易，本身色澤較好，因此石器時代就已經很流行。大約在3萬年前，遼寧海城小孤山等地的先民們就已經開始使用骨針、骨鏟、骨魚鏢等骨器了。
商代已經進入青銅時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商代比周代更應該稱作青銅器的黃金時代。不同於以生產工具為特點的西方青銅時代，商代以青銅禮器製造為特點。當時礦料來源不足，開採困難，而且冶鑄過程也極費人力，技術要求較高，再加上石器工具在硬度和鋒利程度上大致能夠滿足生產使用，因此青銅被視為珍寶，幾乎全部作為禮器用於祭祀等場合之中，農業生產工具仍然像石器時代一樣普遍採用石器、木器，在器型上也與石器時代沒有多少分別。
不過商代骨器並不主要用於農業生產。正如同商代青銅器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商代骨器也發展到了頂峰。商代是骨器作用最大、意義最豐富的時代。商代骨器有以下特徵：
首先，商代骨器也可以用於農業，比如用肩胛骨製成的骨鏟能用來翻土，骨斧可以砍削，但這種作為生產工具的骨器出土數量極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商代比較流行的骨器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卜骨等與祭祀有關的骨器，絕大多數刻辭骨器都屬於這類，比如下圖中商代武丁時期的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它的刻辭記錄了商代社會生活和天文氣象方面的資料，總字數多達160餘字；二是生活用器，包括骨笄、骨錐、骨匕、骨針、雕花骨板等小型器具，它們大多用於日常起居；三是作為武器的骨鏃。目前發現的商代骨鏃數量超過了銅鏃和石鏃，可見它在戰爭方面有一定重要性。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
卜骨，商王武丁時期，傳河南安陽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骨笄，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骨鋸，象牙質魚形圓雕件，骨匕，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其次，商代出現了集中製作骨器的制骨作坊，使骨器從個體生產轉入集體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體系。這些依附於官營作坊的長期勞動者對提高骨器製作工藝很有幫助，使骨器生產進入規模化、專業化和規範化階段。發掘殷墟的制骨作坊後，考古人員認為“晚商都城制骨業具有驚人的規模、高度的專業化水平和複雜的生產組織”（見《河南安陽市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
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發掘現場
再次，安陽殷墟大司空村、北辛村、鐵三路的制骨作坊遺存中，廢骨料的切割面上普遍具有以銅鋸鋸切留下的連續細密線痕，有的制骨作坊發現有青銅鋸，說明青銅工具已經廣泛應用於骨器加工過程中，提高了骨器製作的效率和質量。此時骨器生產已經形成比較清晰的步驟，包括選擇骨料、切割骨骼、擷取坯料、整治成形、雕飾花紋、打磨拋光等工序。
最後，商代出現了大量製作精美、裝飾華貴的高品質骨器，不但在細小的骨器上雕刻出複雜的花紋，甚至把綠松石等寶石鑲嵌到骨器上。這種骨器應該特別為商代的王族、貴族或神職人員提供，具有特殊的內涵。
鑲綠松石獸面紋骨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馬蕭林在《關於中國骨器研究的幾個問題》中指出，制骨作坊出現在青銅時代都邑性遺址中，骨器生產規模化，這是時代發展的產物。但他並沒有結合時代特徵來詳細介紹是怎樣的“時代發展”才催生出如此繁榮的制骨手工業。商代骨器製作的時代語境，還需要進行認真的分析。
（二）神聖的牛：重回商代語境
商代骨器製作有一定的選材傾向，多采用骨壁厚、骨節長的牛骨。牛在商代大量馴養，為骨器製作提供了充足的優質原料。鐵三路制骨作坊的骨料來源為黃牛、水牛、豬、羊、鹿等動物，黃牛骨骼佔絕對多數。粗壯的牛骨便於加工制器，不過牛隻是商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動物之一種，殷墟同樣出土了大量羊、豬骨骼，它們也在殷墟居民的肉食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在骨器中所佔的比例卻遠遠不如牛骨。
實用性當然是骨器製作加工中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唯一因素。在商代這個“率民以事神”的巫術當道的年代，忽略骨器中存在的原始信仰內容，就無法摸清骨器的文化性質。
刻干支表牛骨，殷墟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有出虹自北飲於河”卜骨，商王武丁時期，傳河南安陽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以牛骨為器，只是因為牛骨在材料上的特性嗎？看看牛是商代地位最高的祭牲，在祭祀時用大量牛作為祭品，甚至一次祭祀就用到“五百牢”或“千牛”，再看看在商代青銅器上非常普遍的牛頭紋、牛頭飾，青銅器最主要的裝飾紋樣獸面紋在商代後期也越來越演變為牛頭紋，聯想到商王武丁為祭祀其配偶婦好而製作的“司母辛”石牛，我們也許就能理解牛在商民族精神世界中的神聖地位。那麼，牛骨製作的骨器，必然與巫術、與原始信仰相關，或者說，牛骨器在很大意義上是作為巫器存在的。
牛方鼎
先民們還處於矇昧中時，他們對強大的動物感到畏懼甚至不可思議，因此動物崇拜普遍出現於遠古時期的部落和氏族裡。佩戴獸角、獸牙、獸骨製作的各種飾物，一方面意味著審美意識的萌芽，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這種萌芽寄生在巫術意識之中，還沒有獨立出來。與其說先民們認為“這種飾物很美”，不如說他們感到“這種飾物很神奇”。
山頂洞人佩戴項鍊示意圖，圖片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不一定是他們心目中的“藝術品”，恐怕是他們眼中的“神器”。我們看看這些骨器上所精心雕刻出的紋飾就知道了——商代雕花骨器以獸面紋為主要裝飾，可以看出明顯的臣字目、獸角，這與青銅器紋飾如出一轍，它和青銅器所體現的是同一種商代文化精神，都是濃郁巫風的具象。
獸面紋骨角質串珠，材質有動物骨和動物角，安陽博物館藏
獸面紋角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虞禺在《商代的骨器製造》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周代和商代一樣是青銅器時代，為什麼骨器製造業不發達呢？他認為是骨料問題，周代沒有商代那麼多的牛骨骨料。這種解釋有一定合理性，但還沒有觸及根本：《禮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的文化態度則完全不同，他們制禮作樂，聲稱“天命靡(無) 常，惟德是輔”，周公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神靈的光輝仍然照耀在周民身上，但遠不如商代那樣濃郁、那樣具有統治性的地位。周人遠比商民理性，具有豐富巫術內涵的骨器不再適應周代的時代氛圍，衰落下去也就很正常了。
（三）雕骨：信仰與審美之間
在商代的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以動物的骨、角、牙為材料製作的雕刻“藝術品”，這就是雕骨。目前還沒有出土過商代以前的雕骨，最早的出土雕骨來自安陽侯家莊西北岡1001墓(HPKM1001)，這是一座商王大墓。之後商代雕骨出土數量不少，表現手段也多種多樣。
角質魚形圓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獸面紋骨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雕骨往往有一定實用性，但裝飾性又蓋過了實用性，其裝飾目的不僅僅為了美觀，大約還有通神、辟邪、護體的功能。骨器的材質均勻緻密，打磨、拋光後有光澤，這一點和玉石很相似。從所謂骨刻刀、骨梳等造型來看，骨器和玉器在宗教意義上比較接近，雕花骨器近似於玉器的替代品。商民像對待珍貴的玉器一樣，認真地在雕骨上刻製出各種繁密的花紋，還特意在重要器物上鑲嵌綠松石。下面這個鑲綠松石獸面紋蟬紋骨柶，不少綠松石已經脫落了，否則整體看起來更加華貴。
鑲綠松石獸面紋蟬紋骨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商代雕骨中，有兩類器物尤其引人注意。一是骨柶，二是骨笄。
骨柶又稱骨匕。有宰豐刻辭的宰豐骨棲據說出自河南安陽，也叫宰豐骨匕。它一面刻龍紋、獸面紋及蟬紋，刻紋中鑲嵌有綠松石，另一面是刻辭：“壬午，王田於麥辳，復商戠兕，王易（錫）宰豐，寢小（矢旨）兄，才（在）五月，隹（唯）王六祀肜日。”說的是商王獵獲一隻兕，並把它賞賜給宰豐。這件骨柶應該就是用這隻兕的骨骼製作的。
“宰豐”雕花骨柶，傳河南安陽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關於骨柶的功能，王暉認為和匕相同，二者都是取食用的器具。宰豐骨柶的刻辭下方骨面被挖去一段，大約就是為了方便舀取酒食。但匕、柶的所用場所不同，日常家用的為“匕”，以獸骨製作、雕上花紋用於宗廟、朝廷等重大禮儀場合的就是“柶”。他進一步提出，“（矢旨）”就是“柶”的初文，“柶”是見於文獻的後起字。目前看來，王暉的觀點是比較合理的。
骨笄是商代常見的長條形、尖頭骨器，本是用來束髮。從出土情況來看，它可能還有比較特殊的巫術意義。以殷墟婦好墓為例，隨葬器物一共一千六百餘件，其中骨笄就佔了四百九十餘件。如此多的數量絕非僅僅為了滿足日常使用。埋葬者先在槨頂上方、墓室中部偏南放置了大量重疊在一起的骨笄和象牙器皿，接著才把土填進墓室。由於不少骨笄上還粘有紅漆，考古人員估計它們原本裝在一個長方形“木匣”中，這種層位大約暗示著它們也具有某種神秘作用。安陽市鐵三路商代制骨作坊是當時最大的制骨作坊之一，僅三次發掘所獲骨骼重量就達到36噸之多。考古人員從半成品和骨料推斷出這裡的主要產品居然是骨笄，其次才是骨鏃，可見骨笄在商民族的生活中佔有多麼特殊的地位。
殷墟婦好墓骨笄、象牙器皿等出土情形
婦好墓的骨笄不但通體磨光，而且不少笄頭雕刻成夔龍形、鳥形等各種式樣。考慮到婦好在生前還有女巫的身份，這些式樣應該有通天通神的意義。在殷墟墓葬中發現不少這種帶有成夔龍形、鳥形的骨笄，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中出土了一些半成品的鳥形骨笄首和羊字形骨笄首，可見在貴族或巫師中，這種帶有巫術意味的骨笄相當流行。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骨笄
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的羊字形骨笄首
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的鳥形骨笄首
還有一些看起來很別緻的骨器，比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三件骨刻刀，它們和骨笄所擺放的層位相同，也像骨笄一樣，把柄端分別刻成鳳鳥形、龜形等不同的動物形象。從外觀上看，它們所雕出的形象比商代玉刻刀更加複雜、生動，這可能由於骨器比玉器方便加工，是由各自材料的特性決定的。
（四）商代骨器研究的漫漫路途
在商代，有賴於金屬工具的使用和濃厚的敬神氛圍，骨器的製造量增加了，生產效率提高了，類別增多了，質量幾乎可以稱為“空前絕後”，這幾點在商代遺址或墓葬中都可以得到證明。從造型上看，商代的骨器古樸而優美，從工藝上看，已經達到非常成熟的地步，從宗教意義上看，雖然不如青銅器在祭祀系統中的地位高，但也密切參與進商民們的精神生活之中。
和青銅器類似，骨器也堪稱商代藝術的代表之作，它不僅僅在起居和戰爭方面起作用，實際上也像青銅器和玉器一樣承載著敬神、通神的職能。即使它樣式不如青銅器繁多，也沒有體系化，難以成為劃分時代的標尺，但隨著商周考古事業的程序，對它的瞭解必然會越來越深刻，在材料足夠豐富的情況下，說不定將來會有一天，商代骨器也能成為考古型別學的分析物件。
骨器就是用動物的骨骼（包括角、牙等）製作出的器物。骨器的使用已經有上萬年的歷史，石器時代遺址中還沒有發現專門製作骨器的手工業作坊，應該是小規模地自作自用，工藝也比較簡陋。到了商代，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的鐵三路、大司空村、北辛莊等遺址都發現有規模不等的制骨作坊，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器。此時已經進入青銅時代，骨器加工難度相對減小，比較發達的畜牧業和狩獵業提供了骨料來源，這是商代骨器大規模出現的物質基礎。
目前研究者對商代骨器的關注不多，一則因為相對於陶器，骨器出土數量少，分佈區域也不像陶器那麼廣泛；二則骨器的體積有限，形態變化小，裝飾手法比較單一，文化特徵不顯著，不具備陶器那樣的斷代特性。因此商代骨器還未能在商代文化研究中佔據重要位置。但是換個角度來重新思考骨器，會發現它在商民的生活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商代獸牙角串飾，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素面骨角質串珠，材質有動物骨和動物角，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一）商代骨器：前所未有的繁榮
從實用性和加工難度來說，材料硬度是一個關鍵指標。硬度太低容易折損，難以長久儲存，硬度太高則不便加工。動物骨骼的硬度比陶、石、銅低，又比木、竹、麻高。雖然骨器體積偏小，但它取材容易，本身色澤較好，因此石器時代就已經很流行。大約在3萬年前，遼寧海城小孤山等地的先民們就已經開始使用骨針、骨鏟、骨魚鏢等骨器了。
商代已經進入青銅時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商代比周代更應該稱作青銅器的黃金時代。不同於以生產工具為特點的西方青銅時代，商代以青銅禮器製造為特點。當時礦料來源不足，開採困難，而且冶鑄過程也極費人力，技術要求較高，再加上石器工具在硬度和鋒利程度上大致能夠滿足生產使用，因此青銅被視為珍寶，幾乎全部作為禮器用於祭祀等場合之中，農業生產工具仍然像石器時代一樣普遍採用石器、木器，在器型上也與石器時代沒有多少分別。
不過商代骨器並不主要用於農業生產。正如同商代青銅器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商代骨器也發展到了頂峰。商代是骨器作用最大、意義最豐富的時代。商代骨器有以下特徵：
首先，商代骨器也可以用於農業，比如用肩胛骨製成的骨鏟能用來翻土，骨斧可以砍削，但這種作為生產工具的骨器出土數量極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商代比較流行的骨器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卜骨等與祭祀有關的骨器，絕大多數刻辭骨器都屬於這類，比如下圖中商代武丁時期的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它的刻辭記錄了商代社會生活和天文氣象方面的資料，總字數多達160餘字；二是生活用器，包括骨笄、骨錐、骨匕、骨針、雕花骨板等小型器具，它們大多用於日常起居；三是作為武器的骨鏃。目前發現的商代骨鏃數量超過了銅鏃和石鏃，可見它在戰爭方面有一定重要性。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
卜骨，商王武丁時期，傳河南安陽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骨笄，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骨鋸，象牙質魚形圓雕件，骨匕，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其次，商代出現了集中製作骨器的制骨作坊，使骨器從個體生產轉入集體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體系。這些依附於官營作坊的長期勞動者對提高骨器製作工藝很有幫助，使骨器生產進入規模化、專業化和規範化階段。發掘殷墟的制骨作坊後，考古人員認為“晚商都城制骨業具有驚人的規模、高度的專業化水平和複雜的生產組織”（見《河南安陽市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
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發掘現場
再次，安陽殷墟大司空村、北辛村、鐵三路的制骨作坊遺存中，廢骨料的切割面上普遍具有以銅鋸鋸切留下的連續細密線痕，有的制骨作坊發現有青銅鋸，說明青銅工具已經廣泛應用於骨器加工過程中，提高了骨器製作的效率和質量。此時骨器生產已經形成比較清晰的步驟，包括選擇骨料、切割骨骼、擷取坯料、整治成形、雕飾花紋、打磨拋光等工序。
最後，商代出現了大量製作精美、裝飾華貴的高品質骨器，不但在細小的骨器上雕刻出複雜的花紋，甚至把綠松石等寶石鑲嵌到骨器上。這種骨器應該特別為商代的王族、貴族或神職人員提供，具有特殊的內涵。
鑲綠松石獸面紋骨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馬蕭林在《關於中國骨器研究的幾個問題》中指出，制骨作坊出現在青銅時代都邑性遺址中，骨器生產規模化，這是時代發展的產物。但他並沒有結合時代特徵來詳細介紹是怎樣的“時代發展”才催生出如此繁榮的制骨手工業。商代骨器製作的時代語境，還需要進行認真的分析。
（二）神聖的牛：重回商代語境
商代骨器製作有一定的選材傾向，多采用骨壁厚、骨節長的牛骨。牛在商代大量馴養，為骨器製作提供了充足的優質原料。鐵三路制骨作坊的骨料來源為黃牛、水牛、豬、羊、鹿等動物，黃牛骨骼佔絕對多數。粗壯的牛骨便於加工制器，不過牛隻是商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動物之一種，殷墟同樣出土了大量羊、豬骨骼，它們也在殷墟居民的肉食結構中佔有重要地位，在骨器中所佔的比例卻遠遠不如牛骨。
實用性當然是骨器製作加工中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唯一因素。在商代這個“率民以事神”的巫術當道的年代，忽略骨器中存在的原始信仰內容，就無法摸清骨器的文化性質。
刻干支表牛骨，殷墟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有出虹自北飲於河”卜骨，商王武丁時期，傳河南安陽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以牛骨為器，只是因為牛骨在材料上的特性嗎？看看牛是商代地位最高的祭牲，在祭祀時用大量牛作為祭品，甚至一次祭祀就用到“五百牢”或“千牛”，再看看在商代青銅器上非常普遍的牛頭紋、牛頭飾，青銅器最主要的裝飾紋樣獸面紋在商代後期也越來越演變為牛頭紋，聯想到商王武丁為祭祀其配偶婦好而製作的“司母辛”石牛，我們也許就能理解牛在商民族精神世界中的神聖地位。那麼，牛骨製作的骨器，必然與巫術、與原始信仰相關，或者說，牛骨器在很大意義上是作為巫器存在的。
牛方鼎
先民們還處於矇昧中時，他們對強大的動物感到畏懼甚至不可思議，因此動物崇拜普遍出現於遠古時期的部落和氏族裡。佩戴獸角、獸牙、獸骨製作的各種飾物，一方面意味著審美意識的萌芽，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這種萌芽寄生在巫術意識之中，還沒有獨立出來。與其說先民們認為“這種飾物很美”，不如說他們感到“這種飾物很神奇”。
山頂洞人佩戴項鍊示意圖，圖片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不一定是他們心目中的“藝術品”，恐怕是他們眼中的“神器”。我們看看這些骨器上所精心雕刻出的紋飾就知道了——商代雕花骨器以獸面紋為主要裝飾，可以看出明顯的臣字目、獸角，這與青銅器紋飾如出一轍，它和青銅器所體現的是同一種商代文化精神，都是濃郁巫風的具象。
獸面紋骨角質串珠，材質有動物骨和動物角，安陽博物館藏
獸面紋角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虞禺在《商代的骨器製造》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周代和商代一樣是青銅器時代，為什麼骨器製造業不發達呢？他認為是骨料問題，周代沒有商代那麼多的牛骨骨料。這種解釋有一定合理性，但還沒有觸及根本：《禮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的文化態度則完全不同，他們制禮作樂，聲稱“天命靡(無) 常，惟德是輔”，周公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神靈的光輝仍然照耀在周民身上，但遠不如商代那樣濃郁、那樣具有統治性的地位。周人遠比商民理性，具有豐富巫術內涵的骨器不再適應周代的時代氛圍，衰落下去也就很正常了。
（三）雕骨：信仰與審美之間
在商代的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以動物的骨、角、牙為材料製作的雕刻“藝術品”，這就是雕骨。目前還沒有出土過商代以前的雕骨，最早的出土雕骨來自安陽侯家莊西北岡1001墓(HPKM1001)，這是一座商王大墓。之後商代雕骨出土數量不少，表現手段也多種多樣。
角質魚形圓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獸面紋骨雕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雕骨往往有一定實用性，但裝飾性又蓋過了實用性，其裝飾目的不僅僅為了美觀，大約還有通神、辟邪、護體的功能。骨器的材質均勻緻密，打磨、拋光後有光澤，這一點和玉石很相似。從所謂骨刻刀、骨梳等造型來看，骨器和玉器在宗教意義上比較接近，雕花骨器近似於玉器的替代品。商民像對待珍貴的玉器一樣，認真地在雕骨上刻製出各種繁密的花紋，還特意在重要器物上鑲嵌綠松石。下面這個鑲綠松石獸面紋蟬紋骨柶，不少綠松石已經脫落了，否則整體看起來更加華貴。
鑲綠松石獸面紋蟬紋骨柶，殷墟出土，安陽博物館藏
商代雕骨中，有兩類器物尤其引人注意。一是骨柶，二是骨笄。
骨柶又稱骨匕。有宰豐刻辭的宰豐骨棲據說出自河南安陽，也叫宰豐骨匕。它一面刻龍紋、獸面紋及蟬紋，刻紋中鑲嵌有綠松石，另一面是刻辭：“壬午，王田於麥辳，復商戠兕，王易（錫）宰豐，寢小（矢旨）兄，才（在）五月，隹（唯）王六祀肜日。”說的是商王獵獲一隻兕，並把它賞賜給宰豐。這件骨柶應該就是用這隻兕的骨骼製作的。
“宰豐”雕花骨柶，傳河南安陽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關於骨柶的功能，王暉認為和匕相同，二者都是取食用的器具。宰豐骨柶的刻辭下方骨面被挖去一段，大約就是為了方便舀取酒食。但匕、柶的所用場所不同，日常家用的為“匕”，以獸骨製作、雕上花紋用於宗廟、朝廷等重大禮儀場合的就是“柶”。他進一步提出，“（矢旨）”就是“柶”的初文，“柶”是見於文獻的後起字。目前看來，王暉的觀點是比較合理的。
骨笄是商代常見的長條形、尖頭骨器，本是用來束髮。從出土情況來看，它可能還有比較特殊的巫術意義。以殷墟婦好墓為例，隨葬器物一共一千六百餘件，其中骨笄就佔了四百九十餘件。如此多的數量絕非僅僅為了滿足日常使用。埋葬者先在槨頂上方、墓室中部偏南放置了大量重疊在一起的骨笄和象牙器皿，接著才把土填進墓室。由於不少骨笄上還粘有紅漆，考古人員估計它們原本裝在一個長方形“木匣”中，這種層位大約暗示著它們也具有某種神秘作用。安陽市鐵三路商代制骨作坊是當時最大的制骨作坊之一，僅三次發掘所獲骨骼重量就達到36噸之多。考古人員從半成品和骨料推斷出這裡的主要產品居然是骨笄，其次才是骨鏃，可見骨笄在商民族的生活中佔有多麼特殊的地位。
殷墟婦好墓骨笄、象牙器皿等出土情形
婦好墓的骨笄不但通體磨光，而且不少笄頭雕刻成夔龍形、鳥形等各種式樣。考慮到婦好在生前還有女巫的身份，這些式樣應該有通天通神的意義。在殷墟墓葬中發現不少這種帶有成夔龍形、鳥形的骨笄，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中出土了一些半成品的鳥形骨笄首和羊字形骨笄首，可見在貴族或巫師中，這種帶有巫術意味的骨笄相當流行。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骨笄
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的羊字形骨笄首
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的鳥形骨笄首
還有一些看起來很別緻的骨器，比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三件骨刻刀，它們和骨笄所擺放的層位相同，也像骨笄一樣，把柄端分別刻成鳳鳥形、龜形等不同的動物形象。從外觀上看，它們所雕出的形象比商代玉刻刀更加複雜、生動，這可能由於骨器比玉器方便加工，是由各自材料的特性決定的。
（四）商代骨器研究的漫漫路途
在商代，有賴於金屬工具的使用和濃厚的敬神氛圍，骨器的製造量增加了，生產效率提高了，類別增多了，質量幾乎可以稱為“空前絕後”，這幾點在商代遺址或墓葬中都可以得到證明。從造型上看，商代的骨器古樸而優美，從工藝上看，已經達到非常成熟的地步，從宗教意義上看，雖然不如青銅器在祭祀系統中的地位高，但也密切參與進商民們的精神生活之中。
和青銅器類似，骨器也堪稱商代藝術的代表之作，它不僅僅在起居和戰爭方面起作用，實際上也像青銅器和玉器一樣承載著敬神、通神的職能。即使它樣式不如青銅器繁多，也沒有體系化，難以成為劃分時代的標尺，但隨著商周考古事業的程序，對它的瞭解必然會越來越深刻，在材料足夠豐富的情況下，說不定將來會有一天，商代骨器也能成為考古型別學的分析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