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相繼任用商秧及李斯等人變法革新，使秦國逐步統一了其他六國，最終建立起來了一箇中央集權的地主階級統治的帝國;但統一後需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使百姓安居樂業。然而秦二世卻聽任趙高的教唆，強加農民的負擔，並嚴酷施法，因而激起民憤，至使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造成天下大亂，秦帝國迅速崩潰!

最新考古發現，陳勝吳廣所謂遲到就要被殺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家並不是我們說的那麼殘酷。

給我們形成法家殘酷無比印象的，是儒家，儒家文人在寫歷史。儒家與法家是死對頭。

秦國成於法家，是對的，這個是公認。但說敗於法家，則言過其實。

秦國滅亡有幾個原因。

一是內部統治者離心離德。最典型的是胡亥與公子扶蘇集團的權力鬥爭。趙高為非作歹，導致統治集團四分五裂。

二是六國貴族亡秦國之心不死，而秦始皇因為去世早了一點，沒有時間統一思想，剪除六國分裂勢力，在六國貴族搗亂之下，一點火星成大火，秦國被滅（有一點讓人很意外，為什麼最後勝利得是沒有貴族身份的劉邦，而勢力龐大的六國貴族一個沒出頭，這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

三是軍功集團勢力太大，未能及時轉變為建設者。導致財政入不敷出，老百姓生活困苦。

秦朝的衰亡不能把主要原因全歸結於法家，不得不承認，法家是秦國逐漸強大併吞並天下的基礎，依法治國確實是秦朝的國策，自商鞅入秦建立法制到李斯掌權法家到達統治巔峰，一代秦帝國雖然短暫，但它確是為中國以後數千年的統治建立了政治基礎和治國理念。

秦亡，個人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縱使以法家為國策，但不能說是因法家而亡國。

第一：國家形態的變化。秦滅六國後，各諸侯國全部統一為一個政權之下，社會政治結構、經濟執行方式和文化理念融合必然會產生巨大分歧，人們一時難以適應，改分封為郡縣制，完全打亂了原來的社會結構基礎，也摒棄了重新列國的念想，這為暴力反抗埋下了種子。

第二，秦始皇的暴政。作為依靠戰爭而取得的天下， 統治早期需要靠暴力來推行各項政策，除秦人外，其他各華人民只能為奴，被奴役的人民毫無權利可言，就得做出犧牲，大量原各諸侯國的人民去幹苦役，修長城，建宮殿，開疆土，死於各種苦役和戰爭之中是他們惟一的結果。

第三，統治思想的強行推廣。秦以法家治國，但其他諸侯國並不如此，整個戰國時期，秦國作為西北荒蠻民族並不被中原文化認可，從早期對秦國的蔑視到後期諸侯因害怕而聯合抗秦，都是因為國家思想的對抗。秦始皇滅六國後，必然就要對其他思想進行消滅，諸子百家全禁，以鞏固統治。各國倖存下來的人由於跟前朝的恩情和習慣，在思想上也就立下復國報仇的根基，秦後期的各種起義都是打著復國的口號和願望進行的。

第四，嚴刑峻法的苛刻。秦法本身就很苛刻，對待外族就更加嚴厲了，就是處死也不是簡簡單單的殺頭，腰斬、車裂、凌遲、鑊烹無所不用。犯任何一點錯都有可能被處以極刑，外族犯錯也就是死法不同的區別而已。所以犯錯之人不反要死，反了也是死。

第五，帝位傳承的陰謀。不管我們怎麼評價秦始皇的暴政統治，但扶蘇是他精心選擇的結果，趙高李斯胡亥陰謀殺害扶蘇，奪取政權，暴政傳到二世，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盛。任何一個朝代的開啟都是以暴力開始，隨後社會需要平穩過渡才會穩固。胡亥不僅沒有平衡，反而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等到子嬰繼位，社會已經極度混亂，也不是殺一個趙高就能緩和的了。

所以，法家作為治國之策，在於維護國家的發展和運營，任何一種思想承擔不了亡國的罪責，社會的變革由多重原因集合於一時一地而爆發。

陳勝吳廣起義不能歸結於一個社會階層的意識反抗，簡單點說就是為了活命，他們起義的歷史意義僅僅是為後來爆發的各種反抗開了個頭，各地積累下來的反抗意識和力量才是推翻秦國統治的外在直接因素。

何為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自理官。——《漢書》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晉國郭偃、鄭國子產等人頒佈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促進封建化程序。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也進入到一個"注重人事"、"私學"大興、"百家爭鳴"的新時代。在那裡，傳統的神權觀念和神權思想受"德"、"仁"思想猛烈衝擊、批判，"士"階層開始出現，私學大興。這些"士"階層有文化知識、政治謀略、軍事才能，他們的活動不受國界的限制，無論走到哪裡，都受到統治者的禮遇，從這個意義上講，士人的活躍，奠定了思想文化繁榮的基礎。戰國時期法家先賢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等相繼在各國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可以使平民透過開墾荒地、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讓平民有了做官的機會，瓦解了自周朝以來的貴族等級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繫的貴族政體。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號是"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秦時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秦時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

商鞅，原名衛鞅，也叫公孫鞅，戰國時期衛華人。商鞅早年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孫痤病死後，魏王並沒有重用商鞅。後來聽說秦孝公下令求賢者，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透過秦孝公寵臣景監，三見孝公，拿出了三套改革方案，分別為"帝道"、"王道"、"霸道"。商鞅暢談霸道的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改革變法理想的舞臺。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制，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後方糧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後，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李斯，戰國末年楚華人。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為秦王政所採納，不久官居廷尉。在秦王政統一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燬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

儒家撰文詆譭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在封建專制社會，一切用法來衡量和判斷。

法家認為"權制斷於君則威"，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主(國家)手裡，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種"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君主極端專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則凌駕於法之上，超越於法之外。至秦始皇時更加剛剛愎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實現個人慾望的工具。現代社會的我們知道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是可怕的。《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載:"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早期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

"刑用於將過"

法家認為在人們將要犯罪而尚未構成犯罪時，就應處以刑罰。《商君書.開塞》說:"刑加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兩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就不應定罪處罰。因此，處罰"將過"實質上是按人們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為定罪。法家將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為的罪犯等同起來，給予同樣的刑罰，這與現代意義上的法理是極不相符的。此外，法家這種"刑用於將過"的理論，還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無疑是重刑主義的表現。

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法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法家認為是農戰，但法家認識到"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農事之苦，戰事之難是推行農戰的極大障礙，那麼如何驅民耕戰暱?法家認為，必須置民於貧窮困弱之中，然後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己之難，以赴耕戰,只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會強盛。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上，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力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存時，他們就會起來奪食，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復存在。這個簡單的對立統一規律法家沒有認識到。所以強秦二世而亡，因為沒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君主，而法家也因缺乏君主扶持漸漸被相容幷蓄的儒家所代替。

依靠法家成就大業的秦國，又是如何在法家的影響下，走向衰亡的？

不可否認的是，法家學派著眼於“依法治國”的理論，對戰國時期秦國統一其它諸侯國，建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大秦王朝建立後，從當初的全面變法圖強，轉到了單靠“嚴刑峻法”治國的窄道上來，最終又把自己“治”成了第一個短命王朝。

當初，戰國時期的秦國，與其他諸侯國一樣，處於社會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諸侯國之間，攻伐征戰不休，弱肉強食。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唯有積極地變法革新，國家才能富強起來，才能不被他國滅亡。

而當時的先秦諸子們，針對社會現狀，都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張。墨家的“兼愛”思想，儒家的“仁愛”思想，都試圖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

在道家看來，墨家和儒家的主張扯得太遠了，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對之嗤之以鼻，說什麼這個“愛”那個“愛”的，都不能救國救民，唯一的好辦法就是“無為”，只有大傢什麼都不做了，也就沒有戰爭、沒有殺戮了，天下也太平了，國家也就保住了。

正當墨、儒、道三家喋喋不休的時候，法家的人閃亮登場了，他們主張全面變法革新，提出“以法治國”思想，以及具體的“富國強兵”措施。

秦孝公在位的時候，為了尋求秦國發展所需的人才，專門下令求賢。當時，身在魏國的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沒得到魏王的賞識任用，就來到了秦國。秦孝公認真聽取了商鞅有關變法革新之策，大喜過望，立即決定任用商鞅開始變法。

商鞅變法涉及軍事、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的各方面，是戰國時期比較徹底的一場變法革新。變法後的秦國迅速強大起來，為後來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面對秦國當時的社會亂象，也為了狠狠打擊犯罪，商鞅依據人人都有的“趨利避害”心理，採用“嚴刑峻法”“輕罪重罰”的威懾手段，“重刑治亂世”，使人們權衡利弊後，知曉犯罪的害處大於利，從而自覺地做出“不犯罪”的決定，以此發揮法律預防犯罪的功用。

透過商鞅變法，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並最終統一了各諸侯國，結束了戰亂紛紛的時代，建立起了大秦王朝。

大秦王朝建立後，從秦始皇到秦二世，繼續堅持法家的“重刑思想”，繼續熱衷於以“嚴刑峻法”治理國家。

秦始皇時，把嚴刑峻法推崇到了極致，一心專用“獄吏”，專任重罰，繼續推行連坐之法，廣泛株連無辜；繼續施行殘酷的血肉之刑，有腰斬、車裂、梟首、戮、坑、磔、抽脅、鑊烹等等，弄得人人愁怨，人心漸漸潰而叛之。

到了秦二世胡亥統治的時候，依然堅持法家“嚴刑峻法”的治國思想。有一次，胡亥心事重重地問精通律法的趙高：“卿有何高見，但說無妨。”趙高說道：“陛下唯有嚴刑峻法，將有罪之人連坐誅族，對心懷不滿的大臣及諸公子逐一打擊……才可確保高枕無憂，肆志寵樂矣！”

胡亥採納了趙高的意見，肆意揮舞“嚴刑峻法”的大棒，從民間一直“重罰”到了皇室諸公子、皇家大臣，簡直就是對誰也不客氣了。

此時秦朝的社會狀況，已經是危機四伏了，從始皇開始實施的酷法暴政，傳到胡亥的時候，更是變本加厲了。

最終，在法家“嚴刑峻法”思想的統治之下，不斷加深了秦朝社會的各種矛盾，終於導致了“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大秦王朝就這樣把自己給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