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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蔡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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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歷史研習社
和平曙光的黯滅
1994年4月6日,這一天,非洲國家盧安達首都基加利晴空萬里,載著該國總統哈比亞利馬納的專機正準備降落在位於基加利郊區的機場。
就在幾天前,盧安達總統剛剛與該國的反叛武裝——由該國圖西族難民構成的“愛國陣線”達成了協議。雙方將停止戰爭,並組建新政府來分享權力,一切都是那樣的安詳與和諧。
(盧安達前總統哈比亞利馬納)
但是,伴隨著一聲巨響,冒著黑煙的專機由天空中墜下,機內人員無一倖免,全部殉難。
就在總統專機被不明武裝擊落的同時,在基加利郊區的叢林深處,幾個全副武裝的軍人聚攏在一架收音機旁,屏住呼吸傾聽著——
“我們偉大的總統,被蟑螂一般的圖西族人謀殺了。
算賬的時候到了,優秀的盧安達胡圖族人。
我們必須砍倒高的樹木!
找出這些叛國者,一個都別放過…”
(電影《盧安達飯店》劇照)
這聲音低沉而壓抑,但它卻讓這些武裝者感到興奮。他們立刻站起,快步跑到吉普車前啟動了它。嘈雜的馬達聲中,吉普車駛出了密林,開入了城區,基加利的上空忽然間被烏雲籠罩了。
是要下雨嗎?是的,看來,這將是一場暴雨。
那些武裝分子為何如此興奮?廣播裡為何又要把圖西人稱作是蟑螂?這,還得從比利時殖民時代說起。
殖民時代的“遺產”
胡圖族人與圖西族人,是盧安達這個國家的兩個民族。比利時人殖民時期,為了加強管理並達到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的作用,殖民政府宣佈對盧安達進行民族識別。
經過識別統計,鼻樑較高、膚色較淺的土著被委以協助治理之任,他們便是後來的圖西人,而與之相反的則大部分被登記為胡圖族。所以說,兩個民族在體格與血緣等方面並沒有什麼差別,真正讓他們有“我者”與“他者”的認同的,是比利時殖民者的政策。
接下來,比利時人將大量的圖西族人招入政府當中,卻對胡圖族人等的政治訴求加以排斥。這就直接導致了政府在處理社會糾紛的過程中總是偏袒圖西族人。而圖西族人因數量居於劣勢,更將政權抓的緊緊的。他們不知道,比利時人已經為他們日後的內訌埋下了禍根。
胡圖人掌權
1962年,盧安達宣佈獨立,比利時殖民者也不斷由此地撤離。比利時人的離開對政權結構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在盧安達的許多城鎮,為了維持行政系統的執行,政府充入了大量的胡圖人,鄉村地區更不必多言了。
胡圖人中的精英並不滿足於進入政府,他們還要進一步奪取整個國家的政權。這時候,機會來了。
外部勢力推波助瀾
比利時人的離開在政治領域產生了巨大的權力真空,而這個權力真空不僅本華人想填補,外華人也想。但是國外勢力如何插手呢?英法等國透過與當地土著的秘密談判,承諾向他們的部落提供武器與資金來協助奪權。作為回報,胡圖人等在奪權後也要給予其更大的商貿特權。
這樣一個政治交易很快達成了,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胡圖人迅速掌握了中央大權,並大肆迫害圖西族人,不少圖西族人被迫背井離鄉逃往鄰國。這也成為了後來“愛國陣線”力量培養的源泉。
動盪的狀態自然是不會長期延續的,到上世紀90年代,胡圖人政權中的溫和派已佔據了一定的話語權,他們期望同“愛國陣線”進行和平談判。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1994年初,雙方終於實現了停火,這也便有了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和平協議。
暗流湧動
但是,暗流也在湧動著,對和平協議恨之入骨者有之,他們就是胡圖人中的一部分高階軍官們。這些人生活腐化墮落,且極度仇視任何性質的改革。
因為,任何方式的改革都可能使他們失去自己的特權。當他們得知停火協議的達成後,他們驚恐萬分,為了阻止和平的實現,一個新的陰謀開始醞釀了。
這個陰謀其實很簡單,那就是重新挑起胡圖人與圖西族人之間的仇恨,並對其推波助瀾,以達到鞏固自己地位的目的。
可是這裡又有一個問題出現了,為什麼極端分子的宣傳會在民眾當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呢?
對於這一問題,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津巴多給出了答案——環境對人行為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在大屠殺當中,施暴者與受害者之間本沒有什麼仇恨,可是,在當時一種社會普遍貧窮的狀態下,以比齊蒙戈為首的軍事強人們借用廣播電臺,向社會肆意誇大與扭曲圖西人的影響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這些極端主義者試圖讓民眾相信,一切災難的根源都是圖西人,而奴役乃至於殺死他們則會擺脫這樣的狀況。仇恨的種子就此被播種下了,而真正讓他結出惡魔果實,便是傳到他們手中的殺人利刃。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災難降臨了。
慘劇發生了
就在盧安達總統專機墜毀的第二天,在謠言的煽動下,胡圖人的軍隊發動了對圖西人的迫害活動。他們將圖西人從房中拖出,肆意的毆打與辱罵,並對圖西族女性進行強姦和殺戮,手段血腥而殘暴。
除此以外,為了將這一迫害運動推向高潮,軍隊還向胡圖族平民提供了成千上萬箱的砍刀等利刃(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部落民兵”)。長期的貧困與飢餓的折磨早已讓他們難掩獸慾,他們立刻衝到大街上,並參與到了這樣一場大屠殺中。
好人變成惡魔並不難。
遭到凌辱與殺戮的不僅僅是圖西族人,在無法透過身份證確認族別的情況下,瘋狂的部落民兵將矛頭指向了那些僅因為“長得像圖西人”的平民。越來越多的人被殺死,維多利亞湖邊躺滿了死屍,局勢愈發的複雜了。
寫到這裡,筆者不禁想起了二戰時期納粹的種族滅絕活動,600多萬猶太人在法西斯的摧殘下慘死於集中營當中。這些遇難者在臨死的前一刻甚至都不知道是誰出賣了他們,也沒有人去追問為什麼要迫害這個無辜的民族。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
西方列強伸出援手?
在胡圖人極端勢力肆意橫行的同時,聯合國的維和部隊與部分西方國家的軍隊干預到了這樣一場亂局中。可是,這些西方勢力干預的目的僅在救出本國僑民,並儘可能撤出自己的投資。當這一切做完時,他們便腳底抹油——溜了。
而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雖然試圖在極端勢力與難民之間構築起一個隔離帶。可是,由於自身力量的單薄,這個隔離帶迅速被狂熱的人潮衝破了,大屠殺並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沒有人來干涉我們的事了,西方列強拋棄了我們。”
(無助的難民)
有人發出了這樣的哀嚎,誰能知道,下一秒迎接他的又會是什麼?
殘酷的殺戮在持續著,但是,古語云,多行不義必自斃,胡圖族極端勢力的罪行很快招致了不少國家的指責與抗議,他們呼籲政府為圖西人掌握下的“愛國陣線”提供更多的援助以阻止這樣一場暴亂。
(盧安達大屠殺的遇難者達百萬之巨)
愛國陣線的反擊與屠殺的終止
在7月初,援助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愛國陣線武裝突破了胡圖武裝在邊境構築的陣地,並發動了對基加利等城市的進軍。比齊蒙戈的政府軍與部落民兵兵敗如山倒,在猛烈的攻勢下,這些極端勢力的殘軍逃入了剛果、烏干達與坦尚尼亞等國家。
這場屠殺的製造者比齊蒙戈等也被送上了聯合華人權法庭,經過審判,他們被判處終身監禁。盧安達的公路與街巷中已不見喪心病狂的極端分子,可是貧窮與疾病仍在折磨著這個年輕的國家。未來,他又將如何走出困局呢?
“我想,歐洲人從電視中看到了這裡血流成河的場面,他們會說——哦,上帝,多麼恐怖和殘忍。然後,就會繼續去享用他們的晚餐吧。”一個親歷者如是說。
活著就很好了。
參考文獻:
熱拉爾·普呂尼耶《盧安達危機:大屠殺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8月
(美)津巴多《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 三聯書店2015年10月
終日勝《盧安達往事》 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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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網際網路的扒皮王
演員讓人緊張,但平凡人在如此境況,就是這樣的吧。 仇恨,是有人不斷播種的。個人,如何清理、處理、面對別人播種的仇恨?如何面對那些容易被仇恨點燃的人?明哲保身,如何保,保下來的是什麼,保下來後又如何繼續生活? 快樂,到底屬不屬於人生?人,是否有資格享受快樂? 面對別人的cowardice,勇敢的人應如何做? 自救,永遠都是這樣。這力量,從何時、如何準備起? 小小人跳的舞,一看便知,是已經領略了音樂內質的人。那麼精靈的人類呢,卻不得不活在塵土中。 小的時候是該自由的交流的,可我們卻沒機會。等到長大了,卻都不知如何,甚至都不知自己只是需要交流而已。早已喪失交流,這一途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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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走過夢劇場
冰冷的資料令人難以感受真實的鮮血淋漓,而當看到電影中那些鮮活的黑人小孩、盧安達的婦女更令人感到生命在戰爭面前的卑微。聯合國部隊前來救援所有被困的百人時,黑人被捨棄了。電影中為了烘托出黑人和白人的區別,在白人被接走的車上甚至還有一隻狗,而所有的黑人都被困在這裡,迎接死亡。所有白種人都會撤離出、所有的援軍只負責接本華人。
當小孩子看到白人們離開的時候內心的絕望沒人可以體會。電影採用了比較悲壯的配樂,小孩子歡快的聲音和悲壯的配樂,形成一種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之令觀影者感到悲痛。 屠殺非常可怕,更可怕的是對屠殺的漠視。電影中所展現出的死亡是九牛一毛,這部電影是沉重的、也是偉大的,因為在所有人選擇漠視這場悲劇的時候,電影的製作人員選擇,正是這部電影讓人們瞭解曾經的悲劇。
當然,這部電影也有一定的不足之處,因為用電影表達100萬人的屠殺是很難的,但是電影的製作人員把這場屠殺搬上熒幕就已經非常偉大,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充滿鮮血的故事,這一段歷史需要被人所銘記,用電影的方式把歷史悲劇表現出來,對後世的意義是一種極大的警醒
回覆列表
影片取材於歷史上真實的盧安達大屠殺事件,這次大屠殺不是遙遠的納粹集中營,而是二十世紀末的1994年,距今天僅僅24年,短短的一百天內,盧安達近100萬人“被”自己的同胞“消失”。
大屠殺發生在盧安達國內的兩個種族:胡圖族與圖西族。
胡圖族和圖西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在中非的小國盧安達和蒲隆地的土著族群, 圖西族雖然人數少,但他們的經濟地位高於胡圖族,成為國家的上層統治者,他們把牛借給貧窮的胡圖族,作為回報,胡圖族給予圖西族忠誠和政治支援。
這種和平的系統被打破,源於歐洲殖民者的入侵。
1959年,胡圖族取代圖西族成為盧安達掌權者。1962年,盧安達取得民族獨立,結束比利時的殖民統治。
德華人走了,比利時人也走了,留下了矛盾日深的兩大種族自相殘殺。拿到政權的胡圖族人,開始讓圖西族對自己以往所受的壓迫進行償還,這償還是血的祭奠,是滅絕的清洗。
影片便是講述主人公保羅——盧安達大飯店的客房經理,在這場浩劫中竭盡全力地自救與救人。盧安達飯店成為盧安達人唯一的避難所,最後,保羅和盧安達飯店拯救了1268人的生命。
保羅是非洲版的辛德勒,他不是完人和聖人,在生命的選擇權面前,他也會將自己的家人放在最前面,但他是一個勇敢之人,他擁有不自覺的善良天性,無法捨棄那麼多生命,這就是他偉大的地方。
這場種族滅絕大屠殺長達4個月,盧安達700多萬人口中將近100萬人的生命被消失,400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200萬人逃亡國外。除了圖西族人在仇殺中死去,也有胡圖族人被濫殺。
影片是記錄歷史中最接地氣的一種方式。在歐洲人用《辛德勒名單》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時候,非洲則用《盧安達飯店》記錄著驚心動魄的大救援。它的感人在於其高度的真實性,戰爭的殘酷,人性的黑暗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