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神武的帝辛，征戰四方，力挽狂瀾，可惜被內鬼出賣，讓陰狠毒辣的姬發鑽了空子，俘虜被殺，讓姬發一把火燒了，汙衊為紂王

按甲骨和史料，商代帝王以天干稱呼，如帝武丁、帝乙、帝文丁等等，商紂王商代稱帝辛。帝代表君王，辛是他的稱號，而他本人姓子，名受。商紂王是周人帶有侮辱、蔑視性的稱呼。周人開始有了“諡”法。即在人去世後，根據他在世時的表現，用一、兩個字總結他的一生。“商”是前朝，“紂”代表了殘暴，《史記·殷本記》，《諡法》注中說，“殘忍捐義曰紂”。商紂王翻成俗話，就是商代那個殘暴混蛋的王。

那麼商代的帝辛子受，吃著火鍋唱著歌，怎麼就被商紂王了呢？

關於商紂王的惡行，最早的記載來自於《尚書》。《尚書》的意思是上古的史書，雖然這本戰國時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而且中間丟失過，改動過，但卻是彌足珍貴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尚書》中關於商人事蹟的記載基本都是傳說，我們只能從周人的記載中，看到有關商紂王的“犯罪”記錄。《尚書》中周人關於商紂王犯罪記錄的記載主要有《泰誓》、《牧誓》、《武成》三篇。《泰誓》是周武王觀兵孟津時的檄文，《牧誓》是商、周牧野大戰前的戰鬥動員令，《武成》是周武王戰勝後祭天祀的祭文。三篇討商文誥中，《武成》作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為正規、嚴肅，可信度也相對較高，而《牧誓》、《泰誓》作為戰前動員講話和討伐商紂王的檄文，一定存在著極力詆譭敵人，誇大敵人的罪行的因素，檄文就是檄文，不是頌歌，而無論是檄文還是頌歌，其真實度已都會打折扣。

我們看《牧誓》中有關商紂王的“犯罪”記錄：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

一是聽信女人，惟婦言是用。二是昏無厥肆祀，對祖宗的祭祀不問，三是捨棄先王的後裔、同姓長輩和兄弟不用，反而尊敬重用從四方諸侯國逃亡到商國的罪惡之人，讓他們做官掌權，使他們殘暴地對待老百姓，在商國內外作亂。

《尚書》之後，《左傳》也有相關的記載，比較零碎。後來，司馬遷的《史記》將《尚書》、《左傳》等史料做了歸納。

《史記》還是相對客觀的，司馬遷首先稱讚商紂王，認為商紂王很有才，所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說商紂王紂天資聰穎，能言善辯，行動迅速，接受能力很強，而且氣力過人，能徒手與猛獸格鬥，很像一個英雄的樣子。但《史記》就是《史記》，誇著誇著就變成了諷刺了。說他“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意思是商紂王聰明，聰明過了，他的聰明都用到了拒絕臣下的諫勸，他的口才好到了掩飾自己的過錯。他的才能用在顯擺誇耀自己，憑著聲威到處抬高自己，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總之，是說商紂王不是笨，無能，還是聰明過了頭，過猶不及，還不如一個笨國王，有人笑話，但至少沒有這麼多持續發展的後人加入罵他的歷史隊伍之中，所以華人稱錯誤為過。

司馬遷的《史記》中關於商紂王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剛愎自用，驕傲自滿。聰明過度，自以為是超人，處處抬高自己，顯擺自己，誇耀自己的功績，掩飾自己的過錯，以為天下之人都不如自己。

第二，拒絕勸諫，殘害忠良。他的哥哥微子叔叔比干、箕子曾多次勸諫，紂王不僅不聽勸諫，且殘害忠良，比干被害，箕子被囚。

第三，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作為一國之主，好酒淫樂，把它作為頭等大事，將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飲酒與寵愛女人的事業中去。成為女人的傀儡，一切都聽從妲己，導致朝政荒廢。

第四，荒淫無度，生活腐化。商紂王的宮中填滿了大量的良犬寶馬和新奇的玩物，擴建沙丘的園林樓臺，用酒當做池水，把肉懸掛起來當做樹林，讓男女赤身裸體，在其間追逐戲鬧，飲酒尋歡，通宵達旦。

第五，迎和低階趣味，敗壞社會風氣。讓樂師製作低俗音樂，所謂北里舞曲，靡靡之音。音樂是人心靈裡面的聲音，他推崇低俗的音樂，去迎合邪惡之人，或者去啟用好人心中那些殘存的邪惡聲音，敗壞了社會風氣。

第六，加重賦稅，盤剝百姓。把鹿臺錢庫的錢，也就是國庫裡的錢堆得滿滿的，把鉅橋糧倉的糧食把自己的糧庫裝得滿滿的，而不管百姓的死活。

第七，嚴刑峻法，濫用酷刑，設定了炮格等酷刑。紂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個美麗的女兒，獻給了紂，她不喜淫蕩，紂大怒，殺了她，同時把九侯也施以醢（h2i，海）刑，剁成肉醬。鄂侯極力強諫，結果鄂侯也遭到脯（f^，斧）刑，被製成肉乾。西伯昌只是嘆息。也被囚禁在羑里。

第八，任用奸臣。紂王重用費仲、惡來管理國家政事。費仲善於阿諛，貪圖財利，惡來善於毀謗，喜進讒言，這兩個人掌權，殷人和諸侯就與紂王離心離德了。

第九，對鬼神傲慢不敬。

《尚書》、《左傳》、《史記》是正統的史書，因此，對後世影響很大，此後的人們多以《史記》為望遠鏡或望古鏡，透過這個望遠鏡來認識遠古的商紂王，分析殷商王朝的亡國。儘管司馬遷距離紂那個時代已有九百多年了。

民間關於商紂王根深蒂固的觀念來自《封神演義》，作為小說，《封神演義》有很強的主觀情感性。在這部小說中，商紂王被妖魔化，成為人們對現世暴君情感的宣洩，雖不真實，卻極有影響力與傳播力。此後，世人皆知商紂王。因此，千萬不要小看戲曲小說，也千萬不要得罪寫小說的，他會讓你的形象非常難看。比如那個什麼機。

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顧頡剛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在這篇文章中，顧先生對商紂王罪惡的出處進行了考據，顧先生髮現，紂的罪行在周人的《尚書》中只有六點，戰國書中增加了二十七事，到了西漢的書中又增加了二十三事，東漢時增加了一事，東晉時增加了十三事，於是商紂從最初的六罪升為七十罪，變成自古未有的殘忍暴君了。（如春秋時期，比干的死也只限於“諫而死”，到了戰國，屈原說他是淹死的，呂不韋的門客說他是被剖了心。到了漢朝，則有紂王為滿足妲己的好奇心，看看聖人是不是真的心有七竅的說法。）宋代著名的史學家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認為：“紂大造宮殿，建酒肉池林，寵信女色，囚禁賢人，殘害忠實等罪惡，與桀的罪惡如出一轍，凡桀的罪，就是紂的罪，桀紂不分，這些都是出於模仿。”因此，顧頡剛先生認為：“現在傳說的紂惡是層累積疊地發展的。時代越近，商紂王的罪行越多，也越不可信。”

但越不可信卻越有人相信，反映了專制環境下，人們對於暴君的痛恨，商紂王成為一個標籤，一個符號，成為一種政治消費品，一提到暴君，就消費商紂王。而他身邊的人也被指為助紂為虐。紂王成為中國最壞帝王的代表。只要反暴君，就舉例商紂王，而不認真地拷問，商紂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對此，孔子的大弟子子貢曾說過一句很發人深省的話：他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篇第十九》）。子貢的意思是，紂王的罪行，不像人說的那樣嚴重。所以君子憎恨處於下游。如果處於下游，一切汙泥濁水都會流到他好那裡，什麼屎盆子、尿盆子、臭雞蛋爛菜葉都會往他身上扔，天下的一切壞事都會附加在他的頭上。這就是華人為什麼特別在乎自己的名聲。因為一個人一旦名聲不好，則做什麼事情都是錯的，即使做了好事，也會被認為是別有用心，很難得到人們的讚揚和肯定。名聲就是資源，名聲不好，只有負資產，一個有負資產的人名，是很難在社會上混的。不僅好事很難落到他的頭上。而且一切沒人認領的壞事都會扣到他的頭上，所謂牆倒眾人推，人人都像瘟疫一樣避而遠之。更要命的是這種壞名聲是可持續發展的，因為因果迴圈，越往後走，名聲越壞，名聲越壞，越遭人嫌，越遭人嫌，名聲越壞。因此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千萬不要落個壞名聲。壞名聲的對立面是好名聲，好名聲則是贏者通吃。只要名聲好，什麼好事都是你的。即使你不幸犯了錯誤，甚至是有意做了壞事，人們也從善意的角度對你的行為進行解釋，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謂的光環效應和馬太效應。

光環效應是說，一個人的某種品質給人以非常好的印象，在這種印象的影響下，人們對這個人的其他品質也會給予較好的評價。

成王敗寇，歷史是勝利者寫的，失敗者往往被汙名化。因此，子貢的意思是千萬別當失敗者，其結果是極其可悲的。在中國歷史上，亡國之君的下場都極可憐，儘管如此，像帝辛這樣因為名聲壞被不斷地抹黑卻是少有的。從此可以看出周人宣傳與輿論工作的成就。

近代，隨著殷商甲骨文的發現，有關商紂王，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馮友蘭先生根據《詩經·商頃·玄鳥》中“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祿是荷”的詩文認為，商代在武丁之後是存在一位武功極盛的君主的，且有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證，但沒有指明這個武功極盛的君主的姓名。郭沫若先生認為：這個人就是帝辛。郭沫若先生是堅決挺帝辛的，他在《青銅時代·駁說儒》裡說：商紂王“被周及以後的人說得萬惡無道，儼然人世間的混世魔王。其實那是很不公道的。紂王這個人對於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倒是不可淹沒的。殷代末年有一個很宏大的歷史事件，便是征服東夷，經營東南沿海。這件事幾乎為周以來的史學家完全抹殺了。”這件事，在郭沫若先生看來，“比起周人的翦滅殷室於我們民族的貢獻更偉大”。郭沫若先生說，在牧野大戰後，“殷人被周人壓迫，道路是向著帝乙、帝辛兩代經略出來的東南走”。“中國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們是應該紀念殷紂王的。”因此，“在殷人心目中一定不會把殷紂王看得來和周人所看的那樣。他們就要稱他為‘武王’，要紀念他，其實都是說得過去的了”。郭沫若在殷商故地寫下了這樣一些詩句讚揚帝辛：偶來洹水憶殷辛，統一神州肇此人。百克東夷身致殞，千秋公案與誰論？“中原文化殷創始，殷人鵲巢周鳩居”。“殷辛之功邁周武，殷辛之惡莫須有。殷辛之名當恢復，殷辛之冤當解除。”徹底為帝辛翻案。

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讀史筆記中也認為，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紂王伐東夷，打了勝仗，但損失也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當時微子是裡通外國。為什麼紂王滅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比干反對他。紂王去打東夷，把那個部族征服了。紂王是很有才幹的。後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不要聽。”“紂王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老百姓很擁護他。紂王自殺了，他寧死不投降。”（《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P1157）。

曾代理北大校長的學者傅斯年先生曾調侃地說：世傳紂惡，每每是紂之善。紂能以能愛亡其國，以多力亡其國，以多好亡其國。雖所以他認為，殷周之際事可做一齣戲，紂是一大英雄，這個大英雄是德國民間史詩中的大英雄齊格弗裡德（《尼貝龍根之歌》）所不能比擬的。但其民老矣，他的人民跟不上他的思想，其臣迂者如比干，鮮廉寡恥如微子，箕子則為清談，諸侯望包藏陰謀，將欲借周自取天下，遂與周合而夾攻，紂自己多好而縱情，乃以大英雄之本領與運命爭；終於不支，自焚而成一壯烈之死。

傅先生的話是有些道理的。比如，《尚書》中說帝辛“惟婦人言是用”，聽女人的話未見得是什麼十惡不赦的事情，作為女人，只要深明大義，有遠見卓識，她們的話就應當聽。但是從周代開始，從所謂“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論斷開始，女人干政就成為“禍水”，女人必須無才、必須回到家中。於是，從周代開始，中國封建的上流社會中，再沒有婦好那樣的巾幗英雄了。說他不重用同姓的長輩和兄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則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帝辛選賢任能，唯才是用，不任人唯親，任人唯賢。

其實，孟子對商紂王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尚書》中記載周武伐紂的一個章節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故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之流杵也？”意思是：完全相信書本上的話，那還不如沒有書。對於《武成》這篇文章，只能相信其中一小部分罷了。假如周武王真是仁人君子，那天下是沒有敵手的。現在為了侵奪殷商的土地，竟然使將士們的血流得可以把木棒漂起來。這怎麼能讓人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