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宋濂（1310年11月4日[1] —1381年6月20日[2] ），初名壽[3] ，字景濂，號潛溪，別號龍門子、玄真遁叟、仙華生、元貞子、元貞道士、仙華道士、幅子男子、無念居士、白牛生、南山樵者、南宮散史、禁林散史[3] ，漢族，祖籍金華潛溪，至宋濂時遷居金華浦江（今浙江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並稱為“浙東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其為太史公、宋龍門。[3] 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貧寒，但他聰敏好學，號稱“神童”。曾受業於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人。元末辭朝廷徵命，修道著書。明初時受朱元璋禮聘，被尊為“五經”師，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時朝廷禮儀多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辭官還鄉，後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於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歲。明武宗時追諡文憲，故稱“宋文憲”。宋濂與劉基均以散文創作聞名，並稱為“一代之宗”。其散文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臺閣文學，文風淳厚飄逸[4] ，為其後“臺閣體”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範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為《宋學士全集》（亦稱《宋文憲公全集》或《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3] 希望採納！謝謝！ ------------- 如果我回答對你有幫助，請關注我一下。或有其他問題也可以關注我，給我發私信

曾被屢推為明朝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作為明初的著名文學家、史學家，其文學成就，當推傳記文學創作最為突出。

他的傳記創作，上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下啟歸有光、王世貞、袁宗道、黃宗羲等。在中國傳記文學史上，他處在唐宋傳記文學與明清傳記文學之間，是一位承先啟後的重要作家，是一位實至名歸的傳記文學大家。

宋濂劇照（左）

宋濂筆下的傳記人物從中下級官吏到市井小民，從文人書生到奇才壯士，從貞節婦女到賣唱歌妓，從隱逸之士到僧侶道人，無所不包。綜合這些人物型別，宋濂所寫的傳記文主要有以下5種人格型別：

1、以言行“忠義”為主特徵的忠臣型人格；

2、以普通人間的扶危濟困為主要特徵的平民義士型人格；

3、女子不畏生死，維護貞潔的剛烈堅貞型人格；

4、以儒道互補為特徵的隱士型人格；

5、投身佛道，以宗教意識為特徵的僧道人格。

我將從這5個方面，回答問題。

01 以言行忠義為主要特徵的忠臣型人格

這是一種正統的儒家理想型人格。這類作品以《雜傳九首》和《浦陽人物記》中“忠義”人物傳為代表。

《雜傳九首》所寫的是婺州地區先民傳。其中有的人物忠於國事，如《葉秀髮傳》描寫了宋代金華人葉秀髮桐城斬諜的愛國事蹟。

葉秀髮是宋代安慶府桐城的一個縣垂，金人侵犯蘄、黃二州，相鄰的桐城受到威脅。其中寫道：

“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髮嘆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髮擒之，亟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城賴以完。”

葉秀髮的愛國行為，理應褒獎，但上司忌其功，說他“擅斬非法”，葉秀髮因此事一再受到打擊。

宋濂為他作傳，一方面表彰歷史上愛國有功之臣，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宋代政治的腐敗。

《浦陽人物記》中所寫的梅執禮也是一位忠義人物。宋朝靖康末年，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梅執禮不勝其憤，團結軍民十餘萬，謀劃奪取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使徽、欽二帝歸來，可惜謀議洩露而被害。宋濂對此評價道：

“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則二帝未必北巡，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悲夫！”

如上述葉秀髮、梅執禮的人格側重表現在忠於國家，甚至為國獻身。

宋濂還寫了一些偏重在“義”的人物，這些人主持正義，剛正不阿。如《雜傳九首》中的《劉滂傳》，寫了宋代武義人劉滂，他的祖父與權臣蔡京為布衣交，蔡京要想拉他結為同黨，他拂衣而去，為此他被十餘年不調工作。宋濂寫他：

“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

他不願與蔡京結黨，正是他“嫉惡如仇”的人格表現。

再如《雜傳九首》中的《俞侃傳》記下了宋代義烏人俞侃營救陳亮的事蹟：

“陳亮為世議所扼，當路必欲置之死地，凡再下詔獄。侃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侃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

俞侃營救南宋著名思想家陳亮完全是見義勇為的人格表現。

02 以普通人間的扶危濟困為主要特徵的平民義士型人格

這是宋濂傳記文中最有創造性意義的人格模式。如《李疑傳》中所寫的李疑是明初在南京開小客棧的店主，以“尚義”與“賙人之急”名於時。

這篇作品中作者重點寫了李疑樂於助人的兩件事：其一是收留和服侍一個重病垂危的老太婆，直至其死後為之送殯；其二是把一個快要分娩的罪犯之妻接回家中，“使其母子免受風露而俱死”。

可貴的是李疑做這些扶危濟困的好事不要報答，完全出於人格的自覺。當那個重病人臨終前要報答他時，他說：

“患難相恤，人理宜乎，何以報為！”

李疑的“尚義”，已深深突破了封建倫理的範圍，而體現了普通平民之間患難相助的優良風尚，表現了平民義士的高尚人格。

再如《杜環小傳》寫了明初南京書生杜環收留和奉養父親朋友的母親張氏的事蹟。

杜環“重然諾，好周人急”。他的父親死了不久，父親的朋友常元恭也已死了。常元恭的母親張氏來投靠杜環。當時正值兵後歲飢，杜環自己家裡很窮，但毅然熱情收養了張氏，代之如親母，奉養張氏至死，並加安葬祭祀。

宋濂稱揚杜環為：

“雖古所稱依烈之士，何以過？”

杜環封樣一位他性老人的這種孝義，也已不是封建倫理觀念所能包含，這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極美好的品性，是一種自覺的濟困扶危的人格意識。

《孟子》雖然說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能實踐這一點確很不容易。

如果和那個置老母於不顧的張氏親生兒子伯章比起來，則杜環的行為就顯得尤為可貴，其人格更為光彩照人。

03 女子不畏生死，維護貞潔的剛烈堅貞型人格

宋濂在其傳記作品中，寫了很多表現女子以死抗節的崇高人格的故事。比如《蔣貞婦傳》描寫蔣貞婦以死抗節的行為：

“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發，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

這段文字將賊兵的無恥、兇狠與節婦的反抗、憤怒進行對比，突出表現了貞婦剛強的個性和臨死不懼的大無畏精神。

還有如《記李歌》也透過李歌的言行展示其堅強個性，她憤然拒絕鴇母教她學習歌舞：

“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為倡邪？”

並大罵欲強行霸佔她的縣令：

“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即來！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

此時的賊人見李歌有異色，意圖殺了其丈夫，李歌護住丈夫並大罵賊兵：

“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

李歌這幾段鏗鏘有力的話和不畏生死的行動，表現她出汙泥而不染、剛烈堅貞的崇高人格和高尚情操。

這類作品還有很多，諸如《謝烈婦傳》、《宋烈婦傳》等等。而且值得一說的是，宋濂曾多次到烈婦涯處憑弔，並訪問與傳主相熟的人，以表現這類作品的真實性。

04 以儒道互補為特徵的隱士型人格

由於長期的儒學薰染和歷史傳統的影響，封建社會計程車人一般都積極入世，熱衷於追求功利。但當他們目睹封建官場的險惡與政治前途的莫測，往往又易於接受道家的出世思想，不同程度地產生遁世念頭，做一個隱士。

宋濂筆下的隱士可分兩類人，一類為出於對現實的不滿而暫時隱居者，這一類人是多數；另一類人是出於對個人自適的追求，這一類是少數。

寫前一類人的有《王冕傳》。王冕是元末的名士，工詩善畫，性格怪而奇。作品寫了他由牧童而成通儒，又成為隱士，最後成了朱元璋諮議參軍的經歷。

他之所以成為隱士，是出於對元末天下大亂的預感，他不願為元朝政權殉葬，因此表現出不少怪而奇的言行：

“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備奴使哉？”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

王冕的隱居是為了藏器待時，他在隱居期間仿《周禮》著書一卷，設計未來的政治藍圖。他胸懷伊、呂之志，等待英主的出現。後來形勢的發展果然不出他的預料。他看準了朱元碎，進了朱的幕府。

王冕起初拒絕在元朝做官面隱居，血後轉為朱元璋的諮議參軍，實際是一種獨立人格的表現。

宋濂在作品中不是把他作為一個畫家來描繪，也不把他當成一個終身隱士來敘述，而是把他作為一個先知先覺的奇才、一個暫時高臥隆中的諸葛亮似的隱士型人格來寫。

有意思的是，宋濂本人就以這種人自命。元朝至正九年，他40歲，朝廷曾徵辟他任國史院編修官，他推辭不就。後來朱元璋叫他去南京，他欣然前往，可以說《王冕傳》中分明有宋濂自己人格的影子，寄寓了他自己的人格觀念。

與《王冕傳》類似的還有《張中傳》。張中是元未臨川人，文中寫他：

“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幕府山”。

他的隱居也是暫時的，後來被朱元璋召去。朱元璋常向他請教一些軍事活動情況，他能預測戰況、結果，大多準確。

比如，陳友諒包圍豫章三個月不解，朱元璋問張中何時能解，張中預測50天當會大勝。結果五旬後陳友諒中箭死，其部下五萬人投降，朱元璋親自命宋濂為他作傳。

張中雖未作官，但也曾受到朱元璋“寵遇有加”。所以，張中也是短期隱居者，屬隱士型人格。

另一類隱土的，有《嚴宗奭小傳》。嚴宗奭是餘姚人，漢代隱士嚴子陵之後裔。他的隱居不是藏器待時，只是不滿於汙濁的社會現象，而追求個人的自適。

有人勸他出仕，他不應，自號客星樵隱，且說：

“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矯夫汙濁而冒利者。”

宋濂還有一篇《樗散生傳》，寫元末明初的樗散生，善為詩，而不願出仕，以賣藥隱於民間。他認為：

“豈若守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

他的隱居是為了使個體人格具有更多的自由自在，以這到自己精神上的“自適”。

05 投身佛道，以宗教意識為特徵的僧道人格

宋濂寫僧道的傳記有《李大猷傳》、《劉真人傳》、《空同外史傳》等，其他還有不少為僧人作的神道碑、塔銘、這些傳記意義不一，但傳主都以宗教信仰作為人格依據。

《李大猷傳》記明初僧人李願證，其字大猷，曾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

朱元璋召見過他，命吏部給他官做，但他不久病死。可見當時僧人將佛教理論與儒家思想溝通的努力，也反映了宗教對統治者的依附。

《劉真人傳》記元代道士劉真人曾以“六甲飛雄丹”治癒元世祖忽必烈的足疾。元世祖問他年齡多少，他說已過七十。又問他面色為何還像孩童，回答說：

“亡思，無慮，勿擾其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真。”

他雖出入宮廷八年，後來自己要求惠山，可見仍信守自己的道人人格。

最後補充說一點，宋濂的傳記文為何要塑造多種人格型別呢？首先是現實生活的需要，再者也是他自己審美理想的體現。作家們立傳刻碑, 就是塑造他們理想人格美的一種重要而普遍的途徑。

宋濂生活在元末明初, 社會由動亂轉為安定，他表彰忠義官吏、民間義士, 肯定隱士, 實錄僧道, 特別是為杜環、李疑等社會下層人物作傳, 提倡和肯定他們的高尚人格, 有利於社會的安定, 符合人民的願望。

回答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