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中國西晉文學家。字太沖。臨淄（今山東淄博）人。生卒年不詳。出身寒微，其貌不揚，然而才華出眾。晉武帝時，因妹棻被選入宮，舉家遷居洛陽，任秘書郎。晉惠帝時，依附權貴賈謐，為文人集團“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員。永康元年因賈謐被誅，退居宜春裡，專心著述。後齊王司馬冏召為記室督，不就。 太安二年（303），因張方縱暴洛陽而移居冀州，不久病逝。

左思風力是對左思詩歌的評價。左思的詩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詠史》，借詠史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及感慨，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氣勢昂揚，是對建安風骨的繼承與發揚，他詩歌創作的這種精神，即是後世所說的“左思風力”。

左思，字太沖，是齊國臨淄人。他的祖先齊國的王族中有左、右公子，就以“左”為家族這一分支的姓。左思的家族世代學習儒學。父親左雍，小吏出身，憑藉自己的才能被提拔為殿中侍御史。

左思詩歌的獨特的審美特徵，其代表是《詠史》詩八首，主要抒發了寒士的不平以及對門閥士族制度的蔑視與反抗。在他的詩作中，多引史實，借古諷今，對現實政治的批判深刻而恰當，起到了諷喻的作用，鍾嶸評之為“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喻之至。”而且，他還創造性地將詠史和抒懷結合在一起，並開發了一詩寫數人數事的新寫法，大大地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由於其詩歌風格與建安風骨一脈相承，詩風雄渾，語言遒勁因此後世便將其詩歌風格稱為“左思風力”。

這是鍾嶸《詩品》對左思詩歌的評價。左思的詩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詠史》，借詠史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及感慨，情調高亢，筆力矯健，氣勢昂揚，是對建安風骨的繼承與發揚，他詩歌創作的這種精神，即是後世所說的“左思風力”。

“左思風力”語出鍾嶸《詩品》。

鍾嶸在評價陶淵明詩歌的時候，用了一句評語：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是說陶淵明的作品風格主要和“建安七子”之一的應璩比較接近，除此之外，還能看到點左思風格的跡象。

因為應璩詩歌流傳比較少的原因，鍾嶸的這個評歷來也讓人有所懷疑，但既然同時提到了建安七子和左思，當可知道兩者之間有相似性。

要理解“左思風力”，須知道何為“建安風骨”

說起“建安風骨”，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三曹”、“七子”一類的文學名士，那到底什麼才是“建安風骨”呢？

“建安”只是年號，“風骨”的含義歷來解釋比較多，莫衷一是。

但總體來看，“風”與“骨”大概指的是作品的內涵風格和表現形式。

“風”和《詩經》中的“國風”有關，指作品真切、動人的渲染力。這種觀感是由作品內容所帶來的，但並不是作品本身。

也就是說，寫出來的作品因為有“風”，所以才會動人，是蘊藏在作品本身中的一種文風。

類比於作家的話，每個優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風”，“風骨”中的“風”抽象出來的話，大概就是那個時代優秀作品所共有的文學風格。

“骨”指的是作品表達形式給人帶來的剛健感覺，也不是指形式本身。

“骨”的形成和作品的語言、格式以及內涵有關。簡潔、真摯、深刻是形成“骨”的條件。

比如說，曹操《蒿里行》寫道：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沒有任何華麗的辭藻，語言非常幹練，但其蘊含著真摯的傷痛、深刻的社會批判力，自然就讓這首詩變得剛健有力，讀起來有著一種“骨”感。

建安時期的詩歌多屬於這種類別，當時的作家比如“七子”、“三曹”甚至諸葛亮等人，作品中贅餘成分極少，所有文字往往都直接指向作品的主題，不講求鋪陳、修飾等等技巧。

這從曹植幾首詩的起句裡可以更形象地看出來：

《雜詩》：

轉蓬離本根，飄搖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這些語句如果放在唐朝，除了李杜等大家才力雄厚之外，在其前面基本上都有一段鋪陳。如此宏大的起句是很難續寫的。

但這就是建安時期詩歌的樣子，不要鋪陳和修飾，一落筆就直指核心。這就像看一個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外表，而是其內裡極為硬朗分明的骨頭。

建安的這種文學風格和之前漢大賦的鋪陳以及後來玄言、遊仙、山水、宮體等等詩歌風格都是迥異的，在此之前幾乎沒有出現過，所以在文學史上有著極為鮮明的特色。

“建安風骨”表現出的名士風流同時又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其內裡往往有著“憂國”、“報國”的理想或憂憤。這和兩晉時期的名士有著完全不同的風格。

左思的詩歌，精華在於《詠史》

左思作品比較多，但從流傳下來的有限作品中看，其獨具特色的《詠史》詩歌是其文風的代表。

《詩品》當中，鍾嶸直接點評左思：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喻之致。

鍾嶸說左思的詩風有點類似於“公幹”，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劉楨。

劉楨有一首《贈從弟》非常著名：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這首詩歌和左思的風格非常相像，可以兩者參看。

鍾嶸還說，左思的詩歌典故用得精切恰當，內容多為“怨憤”，作詩的目的多是“諷喻”。

從其作品來看，“渴望建功立業”、“反對門閥等級”以及“隱逸避世”是左思詩歌的主要內容。

比如其《詠史》：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可以看到，其形式和風格與劉楨的《贈從弟》比較接近，開篇就用“諷喻”手法，引出對“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強烈不滿，並且用典故來佐證自己的觀感，形式嚴密，情感充沛。

而左思《詠史》詩歌最為重要的特徵就是他對所引“史事”的處理方式。

在左思之前，班固等人詠史的方式比較單一，要麼單純地講述歷史，要麼在其中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但往往都是“一詩詠一事”。

左思在創作手法上進行了創新，他更注重表達自己的觀點，用史事來佐證，並且打破了“一詩一詩”的成例。

如果說之前的《詠史》詩歌是根據史事來抒發情感，左思的《詠史》就是根據情感來選擇史事。

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價：

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

雖然現在來看，像後來劉禹錫等人的詠史詩歌也是走的這條路，但這種思維轉變的方式確實是從左思開始的。

激憤的情感抒發，配合上其錯綜史實、連類引喻的創作技巧，就形成了獨特的作品風格，也就是“左思風力”。

其中的“風”是由激憤的情感所帶來的，而力就是其創作技巧所達到的效果，既有“建安風骨”的繼承，也有著鮮明的個人色彩。

左思為什麼被稱為左思風力？

左思是西晉文學家，以一篇《三都賦》名揚天下，留下了“洛陽紙貴”這個成語。中國歷史從三國入魏晉，經歷了太多的英雄霸業和禪讓詭計，最大的影響就是經學的沒落。漢朝儒家所信奉的那一套到了群雄並起的時代，已經完全失去了人心。

被統治者裹挾的上層文學——詩歌也開始逐漸失控，開出不同於原本端莊穩重特色的奇花來。魏晉時期詩人多、風格亂、變化快，從《詩經》傳承的四平八穩的詩歌風格被迅速改進，除了主要形式變成五言詩之外，行文方法、個人風格都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

進入西晉，在晉武帝司馬炎一統天下後，迎來了難能可貴的一段繁榮時期，即“太康盛世”。

經濟繁榮，政治穩定，自然就出現了一大批詩人。這一時期的詩歌特色開始分化，詩人也非常多。著名的詩人、文學家主要有“三張、二陸、二潘、一左”，“三張”指詩人張載與其弟張協，張亢；“二陸”指文學家陸機與弟陸雲；“兩潘”指文學家潘岳與侄子潘尼；“一左”就是我們今天這篇文章的起興人物左思。

這些人物就不具體說了，只說其中大家比較熟悉的幾個人。陸機、陸雲是兩兄弟，是著名的陸遜的孫子，也是“華亭鶴唳”的主人公，這個好像現在有電視劇在熱播，說的什麼不知道。反正這個成語就是打他這裡來的，具體可以看前面關於“華亭鶴唳”的文章。陸機人品一般，但是詩寫得非常有才華、有情感。

潘岳就是“貌比潘安”的潘安。潘安不僅長得好看，文學水平也是高得不得了，是詩歌史上“悼亡詩”的第一人。在詩歌文化中，“悼亡詩”專指悼念妻子，這就是他的貢獻。這個中國古代四大美男子之首不僅長得好看、文采高、還專情，就是死於政治亂鬥，有點慘。

左思就比較有意思了。潘安出行，擲果盈車——潘安坐著車子出去轉一圈，美女們爭相送水果給他，直接往車上扔，把車都裝滿了。

左思很不服氣，就來了個東施效顰，也出去轉了一圈，結果差點沒讓石頭砸死。

因為左思非常醜。

但是他文采好啊，因為《三都賦》的出現，讓整個洛陽的紙都漲價了。作為一個對首都市場都產生影響的文豪，左思卻並不是很受文人圈子裡的待見。

因為醜？當然不是。

我們多次說過，魏晉南北朝是門閥政治時期。這些有名的大詩人，個個都是出自名門，唯有左思，出自寒門。雖然寒門之士相對於平民來說還不錯，但是和那些紅二代、三代比起來，一個小小公務員的家庭出身自然會讓別人產生門第之見。

而這種有真才實學卻被人輕視的感覺，表現到詩文裡面就是充滿了憤憤之意和表達慾望。

左思的詩，就帶有不平之意，並且敢於明確表達，這就比三張、兩陸、二潘寫得有力道，所以有“左思風力”之說。

我們看左思的代表作《詠史·鬱郁澗底松》：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前四句寫景，但是切入角度奇特。我們代入左思的意難平，就能很容易讀懂。我就是蒼蒼鬱鬱的山谷下面的松樹，而你們是山頂上的野草。你們不過是地勢高罷了，就敢遮蔽百尺之高的松樹。

中間四句可能覺得前面打比喻還不過癮，就直接開罵了——這就是“左思風力”。世家子弟能登上高位獲得權勢，有才能的人卻被埋沒在下級官職中。這種情況恰如澗底松和山上草一樣，是地勢造成的，歷來就是如此。罵完了，還展開一下，作出解釋。

最後四句開始用典，用史實作為論據來支援自己的觀點。漢代金日磾和張湯二家就是靠了祖上的遺業，子孫七代做高官。馮唐難道還不算是個奇偉的人才嗎？可就因為出身微寒，等到白頭仍不被重用。

我們可以看到，詩歌在太康年間基本上已經很少有建安風骨的氣質了，而左思所傳承的這一丁點特色，其實和建安風骨也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差別在哪？

建安風骨反映社會、是時代的吶喊；而左思風力，抒發不平，是個人的意氣。

這像不像從八十年代社會追捧高倉健開始，到如今滿眼的娘泡帥哥的演變？而左思可能是這個時代中少數的具有男性荷爾蒙氣息偶像。雖然和革命前輩那種鬥天鬥地的悲壯情懷無法比擬，但是放在這種男性弱化的時代裡，是不是夠格稱得上一句陽剛？

在整體詩風向繁麗多彩、旖旎頹靡的泥潭下滑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像王朔一樣罵天罵地的人，是不是讓人感覺特別有範？左思就是太康盛世時期的這麼一個人。

在那一個整體向下的時代，雖然他的詩風無法媲美建安風骨，但還是讓人心中振奮。所以南朝文學批評家鍾嶸在《詩品》中點評左思：

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喻之致。

左思的詩風還是保持了“諷喻”的特色的，然後在說到陶淵明的時候，直接給出了“左思風力”這個概念：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其實我們理清楚魏晉南北朝詩風衍變，就會發現這種“有骨力”的詩風逐漸消失，文字力量從曹操、王粲開始，經過左思，再往後發展，是越來越弱的趨勢。

最後到達極致，就出現了“齊梁體”。

然後在初唐被糾偏，走上正軌，再進入晚唐，又墮落下去。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文學風格也一樣，太陽底下從來沒有新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