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宋江出身是地主階級，其父是當地有名的宋員外，宋江本人是在縣衙裡當稱為押司的小吏，因此他不需要造反也沒想過要造反。只是宋江為人很講義氣，特別喜歡結交江湖上的三教九流，尤其是當江湖好漢遇到了困難和危機時，他都出手相救，被人稱為呼保義或及時雨。這就引申出問題第二個方面。宋江在得知好友晁蓋帶人劫了生辰綱事發被追捕時，他在法律和義氣二者之間選擇義氣，通風報信讓晁蓋等人逃上了梁山。之後宋江也因此受到牽連，被髮配充軍屢遭迫害，被逼無奈最終也上了梁山。在晁蓋中箭陣亡後宋江帶領梁山眾將為其報了仇，從江湖威望和組織能力講，大家一致推舉宋江坐第一把交椅，也是理所應當。只是宋江後來接受招安為朝廷東征西討，把梁山的大好局面都給葬送了。所以“手裡有一副好牌不容易，把一副好牌打好則更不容易”。

宋江是比較有遠見的人，落草為寇始終不是正規出路，再說看看水滸傳的那些人，差不多都犯有人命案子，革命的年代說是英雄，和平年代就是些亡命徒，做賊心虛，總會希望洗白，所以假仁假義的宋江成了他們的代言人

舉什麼旗，非常重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舉旗幟聚人心。

《水滸傳》成功的塑造了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宋代說書伎藝興盛，以宋江為代表的英雄好漢能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街談巷語，就是因為宋江身體裡有著根深蒂固的“忠”的本質，其言行具有非常富有的正義感、仗義疏財、濟困扶危、排難解紛的“義”的特徵，是一種對朝廷的“忠”和對江湖的“義”的性格，民間文學中推崇的魂魄是“忠義”而不是“造反”。

英雄們起義上山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逼是因為朝廷，有的是生活不下去，有的是反抗造反，有的是好打抱不平，有的是被惡人陷害，有的是看得破忍不過，有的慣走江湖，殺身成仁。他們雖是“十惡不赦”，但多數人是罪在“謀反”、“謀叛”和“不義”（謀殺官吏等）上、並非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和內亂之人。

既然是被逼出來的，就沒有什麼“主義”或“烏托邦”的理想了。如果隊伍是一夥烏合之眾，如果拉大旗不是“忠義”，而是諸如什麼“土匪”或“海盜”，能聚集這麼多英雄好漢，能流傳至今嗎？

宋江是水滸中唯一嚴重人格分裂的人，很獨特。

一方面宋江是個讀書人，衙門小吏，不是官。他對自己的設定的目標是光宗耀祖、封妻廕子，他對自己的地位高度內心是是嚴重不滿意的，但他又沒辦法，因為小吏永遠是小吏，永遠不可能做了官。

另一方面宋江內心又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從他很早就跟家人辦理了脫離關係的假手續、而又在自家的院裡早早挖了地窨子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宋江有造反的特質、也有造反的準備，他幾次拒絕上梁山，只是條件不成熟罷了。

第三，即使上梁山，宋江也絕不是久居人下的人，一定要做到自己足夠強大後再上，這又出現在江州一路上大串聯的動作，帶上山後宋江的實力已經不可小噓了。

第四，上了樑上後，宋江一心就是想做第一把交椅，一邊繼續籠絡人心，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一邊以“哥哥山寨支柱，不可輕動”為理由，斷了晁蓋建功立業的機會，一次一次使得自己的功勞遠遠超過晁蓋。

第七，宋江又決不能讓林沖做了山寨之主，也不可能讓山寨之中任一人做山寨之主。於是又繞了很大一圈，把盧俊義騙、害上山來，才把史文恭捉住。

第八，捉住史文恭後，本應該晁蓋之死謎團就可以輕易解開，想不到的是宋江不加審問，問都不問直接砍了頭。使晁蓋之死這一世紀謎團永遠不可能再揭開了。此時真正殺害晁蓋的人終於安全了。

第九，按照晁蓋遺言，此刻應該是盧俊義該做山寨之主的。但晁蓋初上梁山根本不敢，如果他不推辭，一定會馬上死於非命。即使投票也不可能是晁蓋做山寨之主，怕是一票都沒有，連自己和燕青都不敢投自己的票。

第十，這樣排除了林沖的可能性，排除了梁山其他人的可能性，排除了盧俊義的可能性，再客觀上否定了晁蓋的遺言，還有誰？只能是宋江自己做山寨之主了。

某種意義上講，宋江做山寨之主，不是眾望所歸，而有竊取的意思，還有可能山寨之主錦袍上還帶著血。

當然那些後期本不想上山而被賺取上來的軍官、富豪，也願意讓宋江做山寨之主，因為招安又可以做官，光宗耀祖，封妻廕子。

對於那些對朝廷徹底失去信心的比如魯智深、林沖、武松等人是最痛恨招安的，魯智深甚至說出散夥的話。

但總歸是招安了，招安的開始，便是魯智深、林沖、武松等人痛苦甚至死亡的開始。

謝邀！不過題主有一點說錯了，就是『宋江並不反對造反』，而且並不是所有人都推舉他當首領。只是晁蓋意思意思謙讓，而宋江則虛偽推讓。並不是我在槓，就看晁蓋七人「智取生辰綱」之後東窗事發，宋江通風報信就可以看出，宋江對大宋江山並沒有多少忠誠，只是對大宋公務員待遇和名氣有極度的渴望而已。最後騙李逵喝下毒酒，也只是為了維護宋江打拼出來的“人設”。

不過有句話說得好『時勢造英雄』！什麼時候才是好機會、好時勢？這個很難說。但有一點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時，關羽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三國中“被迫”逐鹿天下的諸侯們。整部三國都是時勢造英雄。

宋江的時勢呢？他是被自己逼的。智取生辰綱的晁蓋，宋江逼著自己冒著殺頭的罪名，為了維護“及時雨”的名聲通風報信。潯陽樓題反詩，宋江逼著自己壓入心底，對自己的遭遇笑臉相迎。入夥梁山，逼著自己對頭把交椅視若無睹。晁蓋反對招安，逼的自己陰謀、暗招層出不窮。

宋江可以不這麼累嗎？可以，但他不甘心。他覺得自己別任何人都聰明，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應該得到更好的。所以，他逼的晁蓋一步步走下頭把交椅的權力之座。晁蓋死後，謀略之下逼的晁蓋親信以表忠心。招安計劃在即，一個天罡地煞逼的中立之人投向宋江陣營。梁山壯大，更是逼的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所以，宋江骨子裡並不反對造反，只是反對沒有好飯。至於為啥推舉他當首領，那就是他的權謀威逼下的成果。為了達成他吃好飯的目的，為了他招安的前提，他必須逼的眾人推舉他當首領。

《水滸傳》裡，主角宋江這個人物，儘管在主流社會是一個“小人物”，但是他卻是一個有很大的“野心”的小人物。宋江的野心，其實不僅僅是“建功立業”那麼簡單，他的野心是要成為“名留青史”的主宰式的人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自知在“主流社會”沒有實現野心的希望的情況下，宋江選擇了“江湖”這個對主流社會地位不是十分在意的“另一個社會形態”，在這個社會形態裡，宋江混的風生水起，但是他“混江湖”的所有的資源幾乎都來自於“主流社會”---縣衙的押司這個在主流社會不起眼的職位和利用主流社會的規則得到的家族財富，就是宋江混跡江湖的本錢。

因此，宋江從本質上來講，算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機會主義者，無論是在鄆城縣做一名押司，還是在江湖上做一名“樂善好施，扶貧濟弱，仗義疏財”的“及時雨”，宋江的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用自己的小小的權力和白花花的銀兩，博得一個顯赫的“江湖地位”，並且透過自己的江湖地位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宋江的人生理想所得簡單一點就是兩個字“功名”，在中國古代，“功名”二字是幾乎所有的讀書人的最高理想，宋江是一個讀書人，也不例外。宋江，姓宋名江字“公明”，公明者，“公明”也。但是和一般的讀書人不同，宋江的追求“功名”之路，算是“劍走偏鋒”，他並不是依靠讀書趕考獲得“功名”，而是選擇了依靠“江湖”來獲取更大的功名。

從這一點上來講，宋江的骨子裡，並不反對造反，至少是不排斥透過早飯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對造反的態度，在江州潯陽樓上題的那兩首“反詩”當中應該看的很清楚，詩裡面透露出來的對造反態度也應該是比較可信的，因為宋江在潯陽樓上題反詩，既有“酒壯慫人膽”的因素，也有“酒後吐真言”一般規律，宋江的這兩首反詩，就是宋江在酒後藉著“酒膽”所吐的真言。

其實，幾乎所有的“江湖人士”，在骨子裡都有一個“造反情結”，一旦環境條件成熟，造反的意識就會變成造反的行動。中國的很多所謂的“農民起義”，其背後多多少少都會有“江湖勢力”的支援和參與，甚至是以江湖勢力為主力。

宋江被包括晁蓋在內的水泊梁山的“江湖勢力”所接受，除了“報恩”的心態之外，還有就是宋江在江州潯陽樓上所題的反詩當中的那種“敢笑黃巢不丈夫”的“造反”精神。在水泊梁山的晁蓋時期，梁山泊的好漢們最根本的選擇就是與朝廷的“不合作”，儘管這個時候水泊梁山還沒有扯起造反的大旗，但是，這種不合作的態度最終必然會演變成對抗的局面，進而演變成扯旗造反的結果。

宋江表現出的“造反精神”還是讓水泊梁山的好漢們看到了希望：以宋江的江湖名望，聚集力量與朝廷抗爭，還是很有前途的，正如李逵的理想“晁蓋哥哥做個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個小皇帝”，這恐怕是當時水泊梁山的好漢們的主流想法。

如果說，晁蓋這位老大，是因為幹了超痛所不容的“搶劫”勾當而被官府所不容，為了躲避官府追捕而上水泊梁山落草為寇的話，宋江因“題反詩”而成為“反賊”上梁山落草為寇就顯得更加有反朝廷的徹底性。水泊梁山的好漢們對這位並非因為“個人利益”落草為寇的大哥應該是更加的敬佩有加，這也是宋江上梁山之後很快的就能“眾望所歸”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好漢們還是小看了宋江的理想，宋江能夠“視金錢為糞土”並非真的是“義字當先”，只能說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宋江的理想，好漢們絕大多數是猜不透的，能一眼看穿的只有同為讀書人的“軍師”吳用。

對於宋江來講，造反僅僅是實現自己“建功立業，封妻廕子，光宗耀祖”的“鴻鵠之志”的一個選項，對於機會主義者宋江來講，造反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也是理想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

但是，宋江的“造反意識”在江州“題反詩”被打進死牢，在行刑的法場被晁蓋帶著水泊梁山眾好漢救出上了梁山之後，就被宋江徹底放棄了，他開啟了實現自己理想的另一個選項，就是透過與朝廷的合作，透過用自己的“江湖資源”為朝廷服務來實現自己的理想，獲取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所謂的“招安”。

導致宋江放棄“造反”的選項的根本原因，還是宋江的機會主義者的本質。一般情況下，機會主義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通常都是“不擇手段”，宋江也不例外。宋江的“招安意識”和“造反意識”一樣，都是一種手段。

在經歷了銘心刻骨的因“造反”而成為死囚的過程之後，僥倖撿了一條命的宋江大概知道了“造反”這條路的極端兇險，選擇造反的手段實現理想的代價幾乎是不能承受的，幾乎被嚇成精神病的宋江，估計會在夢中被明晃晃的屠刀驚醒。以生命為代價的實現理想的手段肯定不會是宋江這個機會主義者的理想手段。

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當中，瞿恩有一段話：實現理想有兩種，一種是“我實現了我的理想”，另一種是“理想因我而實現”，大體上前者就是趨向於機會主義，而後者則是一個完美的理想主義。宋江屬於“不擇手段的實現我的理想”的極端機會主義分子。

所以，宋江上梁山之後，就要旗幟鮮明的“反對造反”而極力鼓吹“替天行道”，極力宣傳“招安”的優越性，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標誌，同時這也算是給朝廷一個明確的訊號：選擇合作和順從是水泊梁山的“基本方針”。水泊梁山這條大船開始調整航向，駛向朝廷的港灣。

為了讓這條大船順利的向朝廷靠攏，宋江對梁山泊的人員結構進行了大幅度調整，上船的“好漢”都是願意搭著宋江掌舵的這條大船實現自己理想的“機會主義者”，而那些本來還有那麼一點“抗爭精神”的“準理想主義者”已經無力改變這條船的航向，選擇“從眾”就成了必然。

在這樣的調整和改造下，水泊梁山的“造反派”已經沒有了什麼有影響的實力，無論是魯智深、武松，還是阮氏三兄弟，其實能有的選擇僅僅就剩下了“是不是棄船而去”這個唯一的選項。客觀地講，僅僅從風險角度來講，僅僅是從“建功立業，封妻廕子。光宗耀祖”這個角度來講，選擇招安肯定要比選擇“造反”的風險小許多，所以，造反派們最終也就不再堅持而選擇了“順從”，最終說明，所謂的造反派，也不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而僅僅是“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