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著名學者麥克盧漢在1969年出版的《地球村－戰爭與和平》中提出的“地球村”概念，今天不僅已經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詞語，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領域也已經成為現實。在全球化進展迅速的世界大潮下，民族的、個性的東西越來越少，西方教育模式、西方經濟模式、西方武器、西方服裝、西方食品等等都在成為世界的，或這個“村”裡的。然而，在東西方文化中，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東西，尤其是涉及到人，差別就更為明顯。例如：

東方更多的是強調悟性、靈性，西方更多強調的是知性和理性。

東方人比較務實，講實用。不能實用，乃至立竿見影的東西，東方人一般不感興趣。而西方思維裡有一種難能可貴的思維品質，即打破沙鍋問到底，探究事物的本原。

情、理、法三件事情排序的話，華人排序，一定會把情排在第一位，其次是理，第三才是法。美國會把法律排第一位，理排第二位，而情排第三位。如果讓一個德華人回答這個問題，一定是把理排在第一位，法第二位，情第三位。

這一切歸因於不同的人，不同的思維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思維方式是文化的重要內在生態因素。為了更深入地瞭解西方文化的生態，清楚認識西方人的思維方式與其他思維方式的差異，西方思維方式的特點，以及形成這種思維方式的原因是十分有意義的。

在他的《邏輯學》中亞歷士多德認為，人類思維遵循著普遍規律，這成為西方的一個共識，後期的絕大多數哲學家、科學家，如休姆、洛克、米爾和皮亞傑等都相信所有人類群體都以同樣的方式看待世界，理解問題。1980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貝教授在《人類推理》一書總結為，每個人的基本認知方法都是一樣的，毛利牧人和網路企業家都依靠同樣的工具理解、記憶、分析、分類和推理。如果有不同，是因為他們所接觸世界的方面不同 ,或者因為他們所學的東西不同。

然而無數事實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確在思維方式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例如：

東方人在思考問題的時候，通常是從整體的角度去把握，從事物的普遍聯絡當中把握內在的規律性。而西方更多的強調的是功能，強調從區域性入手，化整為零，這點在西醫和中醫方面表現的尤為突出。中醫看病是望、聞、問、切，從整體把握，看你的陰陽是否平衡，你的經絡是否很通暢。而西醫一般會開一連串的單子做生化指標，讓你做CT、核磁共振、B超，甚至做手術、放療、化療等等。每個區域性研究的很清晰，但對整體卻不怎麼關注。

在觀察客觀事物時，這一差別同樣明顯。理查德·尼斯貝教授比較了中美學生在觀察圖片時的眼睛轉動。這些圖片由物體和特定背景組成（例如草原裡的一頭獅子）。心理學家發現，美國學生專注於中心物體（獅子），而中國學生花更多時間觀察背景（草原），透過環境看物體。另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讓這兩組學生觀察並形容印有池塘和魚的照片，結果美國學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池塘裡的魚上。比如，美國學生會說：“看起來有一條魚正遊向右邊。”而東亞學生則傾向於關注池塘周圍的情況，他們會說：“有一個湖或池塘”。

斯坦福大學的邁克·莫里斯（Michael Morris）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彭凱平，對中英文報章上的犯罪報道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們發現，英文報道往往關注罪犯的個性特點；中文報章的報道則強調背景，例如罪犯的出身與人際關係等等。這一差別在文學藝術中也有鮮明的體現。據有關學者研究，儘管西方文明被稱為海洋文明，然而在西方文學史中，直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歌才開始有了對大海的直接描述，山川湖泊也是很少進入他們的作品。在進入現代之前，西方繪畫、雕塑等作品中，人物幾乎絕對壟斷了西方藝術，即使偶爾有一點背景，也只是一種顏色的陪襯而已。相反，在中國的文學藝術中，有人就有景，並且人和景是彼此相溶的。在中國古典藝術作品中，純粹的肖像幾乎沒有。

同時東方人重視整體，而西方人關注細節也是思維方式上的一個重要的區別。2000年，日本慶應大學心理學研究人員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讓日本人和美華人分別觀察了一些木製的金字塔狀物體，並告訴他們，這些物體名叫“daxes”。接著，讓兩組人看了兩盤東西：一盤盛的是其他形狀的木物體，另一盤盛的是其他材料製成的金字塔狀物體。 當被問及哪個盤子裡有更多“daxes”時，美華人也不管物體是由什麼材料製成的，便指向了金字塔狀物體。日本人則恰恰相反，他們不考慮形狀，指向了盛有木製物體的盤子。

研究人員認為，實驗結果顯示了人們在感知世界時的基本差異。美華人感知的世界由不同形狀的物體組成，他們更注意表層和細節，因此由“解析思維”主導。而日本人感知的世界由相關物質組成，因此由“整體思維”主導。簡單來說，西方人大多關注具體問題和細節；東方人則主要從整體結構思考問題。

這種中西方思維方式之別也表現在對理想和嚮往的追求與表達上，有關神仙和神仙世界的描述是很好例證。中西方神仙的共同性是：都不受客觀規律與人類社會的限制，有著絕對的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想要什麼就有什麼的自由。但是中西方神仙想要乾的與想要擁有的，卻是有著根本的不同。

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無不擁有豐富的個人情感，有人的七情六慾，而且個體的力量特別突出，並且各司其職，比如：宙斯作為主神手握生殺大權，其他的神分管太陽、月亮、智慧、愛情、獵狩、郵政、戰爭、農耕等等。而中國古代神話中的諸神沒有自己的“生活”和“個性”，也沒有很明確的分工，幾乎都是萬能的，但他們依靠的不是個人的能力，更多的是整個神界，所作所為也多是為了整體，而非個體。

西方神仙熱愛的是無上的權力與財富，是入世的。他們具有人類所有的一切七情六慾，愛、恨、欲、妒等無所不全，並且極為熱愛權力。他們特別喜歡領導和控制，呼風喚雨、殺人放火、威力無窮；並且特別喜歡參與人類社會的各種活動，總是時時處處與人類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相比較，華人心目中的神仙是出世的，擺脫了人的七情六慾，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世俗繁雜，因而瀟灑飄逸、自由自在、長生不老。

由此，可以說西方文明所追求的是入世的、具體的、外向的、動物性的自由，順應了人的自私本性、以及個人以自己為中心的本能，所以非常容易吸引人。而華人追求的是出世的、內心的、整體的、超人的自由，由於達到這種自由需要不斷修煉，拋棄慾望，乃至忘卻自我，因此非常人所能。故而，中國的神仙越來越遠離塵世，而西方的神，如維納斯、雅典娜、丘位元等受到越來越多的青睞。

思維方式與對世界的認識是密切相關的。西方人和東方人幾千年來一直保持著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因為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對世界的認識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群體的思維方式有各自明顯的特點。

西方思維方式的特點

一元論

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希臘思想家總是在尋找世界萬物惟一的“始基”，如泰利士認為“水是萬物的始基，赫拉克利特認為火產生了一切，一切都復歸於火，阿那克西曼德認為“無限”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和原素。至高無上而又惟一的神的存在始終是他們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無論是分析綜合，還是邏輯推理；無論是尋找構成物質世界的原子、決定所有一切的“理式”，還是信仰神靈的無所不能、探尋運動或變化的根源，他們總是要回到惟一的神的智慧和力量的原點上。最初動力，第一動力，雞與雞蛋的問題是西方一元論思維方式的典型問題。牛頓的萬有引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代的基因研究等無不是受一元思維方式所驅動。

而先秦早期的思想家卻更喜歡探索形成世界萬物的多元因素間的複雜關係。先秦早期思想家在尋找自然萬物的基本元素——水、火、木、金、土——之後，把探索不同元素的相互關係作為思想的任務。據周武王的史官箕子的敘述，夏王朝“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的第一原理“五行”就表明了水、火、木、金、土五種基本元素之間相生相剋的多元整體論觀念。“多元論”世界觀走向成熟的時期在春秋末年產生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和”。當時人們認為：有多元的不同，才有“和”，“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而且，只有不同而和，才能形成現存的一切，否則一切將不存在， “和”的觀念的形成標誌著中國古代多元整體世界觀念的成熟和穩定，雖然此後有六家之言、諸子爭鳴、儒道之分，但是多元整體的世界觀念卻一直是先秦重要思想家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分法

西方傳統的基本思維方式是二分法，也就是通常說的“一分為二”。即把思維的物件都分割為兩部分：A或非A。例如，物質-精神；主體-客體；真理-謬誤；強者-弱者；征服者-被征服者；朋友-敵人；盈利-虧損；好的-壞的；成功-失敗；生存-死亡等等。兩者對立，是A就絕對不是非A，不容許含糊。這種思維遵循“形式邏輯”，強調“排中律”。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把世間萬物分為互相對立、互相鬥爭或互相矛盾的兩部分，人與人分為有產者和無產者，國家與國家分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社會分為傳統的與現代的，人與自然成為相互征服的兩個存在，從而在各個領域產生了一系列以矛盾、對立、征服為基點的理論。在文化上，互相對立，一個戰勝另一個，取代另一個，稱為文化衝突，當代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美國著名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二分思維方式導致了文明間的人為衝突，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無數事實表明這種思維方式有很大的侷限性，甚至在自然科學中也不例外。如西方經典自然科學理論的兩大基本假設：可分性假設和實在性假設就經不起實驗檢驗。西方傳統思維方式在動搖，東方的影響在擴大。例如，在理論物理學中，玻爾就用接近東方的思維方式解釋測不準關係，提出互補性原理等等。對整體功能不是部分之和這一事實的認識使接近東方整體思維的系統論得以發展，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重邏輯思維，輕形象思維的弊端已經引起關注，並正在逐漸被糾正。

一分為二的思維方式是西方文化突出的本質特點，其他文化的思維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例如，中國傳統的基本思維方式是整體/三分法，也就是把思維的物件都視為一個整體（一、太極、天下），這個整體由萬物構成，或生成萬物，在這個生成或構成的過程中，“三”是一個最為重要的臨界點，即許多論者所說的“三分法”。最為經典的是老子所生動描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世界只是存在，本無規定性可言，稱為“無”，人感知則稱為“有”，“無”生“有”。無和有都是整體加以認識的，整體的抽象認識為“道”，“道”之象稱為“一”；整體認識中包含著陰陽兩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生二；一陰一陽二者相推產生了第三種狀態——千差萬別的“物”，即三生萬物。因此在中國文化中，“三分”是代表性的分類法。例如，對物的感知為“形”，形之上，對抽象規律的認識為“道”，形之下，對具體特性的認識為“器”；形、道、器三位一體用以表達思維物件。

直線思維方式

心理學家尼斯貝跟他一道研究社會心理學和邏輯推理問題的中國學生有一天說了這樣一段話時,他深感震驚:“你知道,你我之間的差別在於我認為世界是一個圓圈,而你認為它是一條直線。也就是說，西方人看到的世界是直的平行線，而東方人看到的世界是圓的。

東方崇尚圓，柔性的，強調的是靈活性，凡事要變通，於人方便於己方便，不是鐵板一塊，大丈夫能屈能伸，這就叫圓，西方思維模式是定量的，儘量拿資料說話，在制定目標的時候一定會告訴你，這個指標要定量、量化，用事實資料說話，而東方更多的是從事物的性質上加以判斷，去定性，價值判斷。西方思維模式是線性的，直來直去，而東方思維模式是非線性的。

“發展”或“進步”等概念是這種直線思維的典型。歷史時期的劃分，人類文明的程序都是如此。例如美國現代化理論奠基人羅斯托在其現代化理論中對社會發展的描述是：

傳統期 → 起飛前期 → 起飛期 → 成熟期 → 大眾消費期

尼斯貝教授等人的研究顯示，東西方文化在邏輯觀念上也存在著基本的差異。比如，面對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觀點時，美華人會進一步增強自己的觀點，駁斥他認為不太正確的觀點。相反的，亞洲人則更加容易改變自己的立場，承認即使不太正確的觀點也有可取之處。

由於人種、地理、文化、歷史等諸多方面的不同，西方人和華人在思維方式上具有明顯的不同。全球化會對這種不同有所改變，但這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間。

這是個有挑戰的問題。我才疏學淺，就由著自己的感覺來膚淺地回答下這個問題。首先，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是一個人情世故很嚴重的國家，幾千年的封建文化糟粕不少，這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負擔，做事要考慮人情世故，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造成了很多內耗，導致辦事效率底下。中國文化最燦爛的地方就是那些不得志的詩人留下的宋詞唐詩，給現代人提供了短暫美好的的精神空間。中國的思維善總結經驗，人情世故的鬥爭經驗居多，對人的心理研究的比較透徹，所以中國的兵法世界一流。但對物理，生物等自然科學缺乏科學的實證精神和熱情，導致中國近代的落後。西方人的思維，看是大大咧咧，很少看見美華人憂鬱的一面，從美國大片體現出這一點。無論窮富，感覺美華人都很開心似的。嚇唬聊了這麼多，也說不出神馬深刻的東西。

華人思維方式是循序漸進，先分析原因再推出結果，西方是跳躍式先結果再原因。如果用中文式表達英語，西方人聽了半天還不明白你究竟想說什麼，用英文式表達中文，華人弄不懂事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結果，平時感覺就是西方人直率，華人婉轉。用英文說話不用把嘴張得很大就能表達，因其字母順著口形發聲，而中文不抑揚頓挫聽上去就會含糊不清，一聽說華人在國外的公共場所大聲說話就說沒有素質，對此本人不贊同，只是文化不同而異，當然身處國外儘量壓低聲。西方人主張個人權利，從其介紹自己可見一斑，是先寫名字然後某市某省某國，從小到大，我們則是某國某省某市然後自己，從大到小，西方人突出自我個性，覺得自己很重要，華人則是含蓄，覺得自己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