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黨、派都是有其宗旨的，而其黨、派的興盛是隨世人的喜惡來定。宗旨多是美其名，實質上仍是以利益來掛師。所以，很多的不義之黨或派均有其追隨者。

義大利黑手黨是一個流傳很久的黨派，近年不聽說了，前年報道黑手黨最高頭領被抓獲，組織也遭受毀滅性打擊。曰本也有黑手黨性質的黨派組織，在東京地鐵製造了殘案被打擊取締。現存還有名目繁多的非法恐怖組織、黨派，也有的形成了氣侯，各國只是出於一己私利，有的打擊，有的支援，很複雜，一時難以根治解決。

黨派組織都有自己的鋼領總旨，為了迷惑群眾，都是說的好聽，做的差勁，掛羊頭買狗肉。執掌了政權的黨派，為了政債相對都是好的。

現在世界上還有黑手黨嗎？他們的宗旨是什麼？

5哥一的回答是：敘利亞巴薩爾的《復興黨》就叫黑手黨？所謂的黑手黨就是人民不擁護，而且難殺無辜，以政權壓迫正義才叫黑手黨？

他們的宗旨就是：為了達到自己黨派的統治目的？

合法黨派是：人民擁護、選舉公開、民主自由、法治合理、支援率80%以上才叫“正黨”，除此以外的黨派都叫黑手黨！

為什麼說敘利亞巴薩爾的《復興黨》是黑手黨？因15位少年到處張貼標語，反對巴薩爾”父子建立的”《復興黨》，最後慘遭黑手？之所以稱之為黑手黨！

01.

「陌生人」闖入「門口」

1841年5月29日，受痢疾、熱病困擾的英軍從高地上無精打采地注視著廣州城。

他們要保持對城內的火炮威脅，以敦促清軍儘快履行《廣州和約》的條款。

但一場意外突然而至。

一小隊英軍因為在三元里欺辱婦女，引來三元里附近上萬鄉勇圍攻，英軍司令臥烏古將軍立即派出兩個團英軍前往救援，可山間突然下起暴雨，英軍步槍啞火無法使用，救援英軍也被鄉勇們團團圍困。在這一天的僵持中，英軍共有1人被殺，1名軍官及14名士兵受傷。

一天後，臥烏古將軍調動裝備精良的海軍陸戰隊登陸作戰，打散鄉勇，所有英軍回到營地。但上萬鄉勇也緊隨而至，並再次集合到高地旁邊。臥烏古將軍見狀十分憤怒，他捎信給廣州知府餘保純，威脅說如果敵對行動繼續下去，他就將炮轟廣州城。

餘保純得知後，急忙威脅組織團練計程車紳說，如果戰爭爆發，他們將承擔罪責。於是，士紳們悄悄溜出人群，無人領導的鄉勇們終於憤憤地散去。

▲三元里事件《三元里抗英》油畫賴徵雲、熊德琴，廣州博物館

1841年6月1日下午，清廷履約後，英軍登上軍艦，廣州城解圍。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事件」。

美國著名漢學家魏斐德以這個事件為開端，寫作了《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一書。魏斐德以「三元里事件」作為敘事的起點，將其作為觀察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極佳切口。

▲《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作者：[美]魏斐德譯者：王小荷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時間：2017

書名中的「門口」其實就是指廣州，在「三元里事件」中，「陌生人」進入中國「大門口」，使得廣州社會各界，比如官府、士紳、鄉民、商人都對英軍入侵做出了自己的反應，這非常能揭示此後中國社會不同階層對西方挑戰的基本態度。

在三元里衝突中，上萬鄉勇能在頃刻間集結完畢，主要源於鴉片戰爭前後廣東地區的團練組織，團練在此後的中英對抗中變得制度化。

以此為源頭，此後20年1839-1861年間華南發生的一系列社會動亂，如反洋人運動、太平天國叛亂、秘密社會、宗教爭鬥等，無不與團練現象以及由其折射的社會失衡有關。

魏斐德選擇廣州作為觀察華南社會乃至整個中國的入口，原因在於，廣州自清中葉的海禁時代就是中國唯一外貿港口；而鴉片戰爭以後，廣州又成了一系列中外衝突的第一線：林則徐對外國鴉片的查禁、首次海戰、英國的進攻與封鎖，都在這座港口城市輪番上演。

可以說，瞭解廣東的這段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被迫納入世界體系的艱難歷程。

魏斐德同時也指出，廣東省具有很強的地方主義色彩 。廣東人「對他們的始原表現出強烈的自豪」，他們認為自身是最中國化的省份，相較其他地區並未大肆受到蒙古人和滿族人的踐踏，這使得他們保持了漢人的「純潔性」。

比如，粵語被認為是儲存音素最完整、最接近古漢語的方言。作為中國文化的基礎，家庭的紐帶作用在廣東地區也更具有生命力。

魏斐德對此解釋說：

像這樣一種縈繞於始原和『純潔』的情況，在一個偉大民族或一個文化綜合體的邊遠地區，是具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義者往往來自這些區域，似乎他們能更敏銳地感覺到同過去的歷史有機地聯絡起來的必要性。

因此，回顧廣州的在兩次鴉片戰爭之中的遭遇，能夠使我們透過歷史的陰翳，明白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曾為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曾任美國曆史學會和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

02.

「皆呼為番鬼，不以齒於人類」

魏斐德按照歷史發展的脈絡，向讀者展示了廣州城所經歷的風風雨雨。

1839—1841間，「三元里事件」讓廣州掀起了一場愛國主義的政治。爾後，《南京條約》簽訂，中英就英人入城問題展開的一系列角力。最終，兩廣總督在民眾團練的支援下取得反入城運動的勝利，也讓清廷度過了七年的「自在」。

但好日子過得不長，1850—1856年，政府與太平天國、紅巾軍之間發生鬥爭。1857—1861，英軍再次侵入廣州，活捉了兩廣總督葉名琛，並建立傀儡統治。後來又因不堪日常管理之擾，於1861年10月，主動撤出廣州。

面對「闖入門口的陌生人」，中國社會內部各階層如鄉勇、儒生、士紳、秘密會社等，分別作何反應？他們的意見會影響清廷決策嗎？

魏斐德列舉了一處歷史細節。1841年9月的一天，廣州知府餘保純主持一次府試。由於餘保純在三元里事件中曾幫助英軍解散鄉勇，因此當他走入考場，南海、番禺縣的考生集體向他發出了「噓」聲，並喊道「我輩讀聖賢書，皆知禮義廉恥，不考餘漢奸試」。

有激動的考生甚至向餘保純投擲硯臺，將他趕出了考場。而考生們依然不依不饒，他們要求知府必須辭職，否則就不參加考試。公眾的情緒激烈，餘保純最終不得不辭去知府職務。

▲愛新覺羅·耆英（1787-1858年），字介春，清朝宗室，大臣，簽訂《南京條約》的中方代表。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負責辦理善後及通商事宜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身上。他因為廣州軍事力量的虛弱，於是接受了英華人將於兩年後入城的要求，但廣州計程車紳們卻明確向耆英攤牌，他們張貼告示說：「只要洋人進城一步，立即格殺勿論」，甚至直接向洋人發出死亡威脅，他們宣稱要越過政府承擔起懲罰外華人的責任。

受到威脅的外國商人開始組織自衛團體，中英摩擦不斷髮展，兩國再次來到開戰邊緣。就這樣，在內外交訌之下，耆英被撤換，並受到皇帝的嚴厲處罰。

新換上來的兩廣總督徐廣縉吸取耆英的教訓，決定「必須保住百姓對朝廷的忠心，即使這意味著要冒開戰的風險」。

因此，他公開支援團練運動，併為團練發展提出許多制度化的改善途徑，他要藉助士紳的力量，來領導民眾進行反洋人運動。因為被放開發展的團練力量過大，不滿足他們的要求就可能激起民變，徐廣縉終於在英軍兵臨城下之際，假傳聖旨，堅持反對英人入城。最終英人考慮到綜合的商業利益，放棄攻城，並且未對徐廣縉的毀約行為作出任何武力懲罰。

徐廣縉主導的反洋人運動的勝利，被魏斐德評價為：

「在他的背後，人們依稀可以看到圓明園廢墟上搖曳的火光。」

以往不注意分析中國社會內部對西方挑戰態度的學人，常常只將這一時期廣東地區的反洋人運動看作極端的排外主義，或者早期的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但魏斐德的敘事卻讓讀者發現，那些分析都太過簡化。

事實上，反洋人運動背後，各個參與階層都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與行為邏輯，比如上文所說的生員儒生、士紳、團練。而在此過程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社群，他們就是廣州的商人。

商人本身與洋人有著非常多的共同利益，但卻在反入城運動中出資出力。他們為何要做此選擇？

原因其實很簡單。

對於商人們來說，積極組織團練，響應反洋人運動，才最有可能保護自身不在運動中受到混入運動的暴徒的騷擾。

這就涉及到中國民間社團的興衰與中國社會內部結構之間的關係。

03.

紅巾軍與「三合會」

他花費不少筆墨描寫1839—1861年的廣東史，他對太平天國運動以及秘密社會興起問題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

▲《平定太平天國戰圖》（清 佚名）

為什麼太平天國運動、紅巾軍叛亂、三合會等秘密社團會在此時的廣州「你方唱罷我登場」，頻繁上演？

魏斐德認為，這是因為鴉片戰爭打破了原有社會平衡，這點首先表現為兩廣地區嚴重的失業問題。

《南京條約》（1842）和《虎門條約》（1843）簽訂以後，新的通商口岸被開闢，浙江、安徽一帶的茶葉自然地流向上海。

隨著上海在近代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廣州的地位也被嚴重削弱了。

「在戰後的頭一年，廣州的商業幾乎癱瘓。」

與此相應的，梅嶺地區 10 萬名腳伕，北江流域上萬名貧困的船民，突然間失去了工作，成了秘密社會或匪幫現成的招募物件。騷亂增加又導致可搬運的貨物減少，失業更加擴大。

這種惡劣的迴圈，對華中和廣州都是災難。因此魏斐德指出，鴉片戰爭帶來的經濟衝擊是當時社會動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廣東珠江舊照，賴阿芳，1880

另一方面，英人入侵也使得廣東地區的團練性質發生轉變，魏斐德認為，這是引起當時華南叛亂的另一原因。

廣東此前的團練，在性質上屬於「宗族」。一個只有單一宗族的村的團練，恰恰就是一個宗族組織。團練的首領就是宗族的首領。但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更大規模的團練出現了，它們往往都超越了單一宗族，形成了多族聯盟的存在形式。

這時，一個宗族內計程車紳與佃戶，同另一族計程車紳與佃戶之間的潛在的橫向紐帶，突然間聯絡起來或者是加強了。某一村的某一農民可能會發現，他與另一鎮上的另一農民其實有著共同的經濟或社會利益，如果沒有團練運動，各個村子之間的互相仇視會妨礙他們認識這一點。

這種橫向的移動和聯合，不可避免地挑戰了原有的階級和宗族之間的平衡。在外部的敵人威脅廣州的時候，血緣關係維持著團結。可是，當這種威脅在1849年後明顯消失時，階級就開始居於宗族之上了。

魏斐德指出，「到1845年時，社會開始分化為富裕者、貧窮者兩部分，血緣關係也不再能夠模糊階級利益了」。

階級利益的分化，在團練運動中也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它不再是民眾自衛或使公眾團結一致的手段，它的階級性更加凸顯，它就是掌握在有錢名人手裡的社會控制機構。願意接受變化的貧民加入其中成為鄉勇，而憤憤不平的農民則去加入了秘密社會。

魏斐德分析說，這種現象並非中國獨有。南歐，尤其是西西里地區也發生過同樣的社會分化：

「近代經濟的到來（不論其是否與外國政府相結合），都可能，而且肯定會使親族中一些家庭富裕起來，而另一些家庭則陷於貧窮，從而瓦解親族社會的平衡，或者破壞親族關係本身。傳統的血族復仇制度可能而且確定會「失去控制」，併產生罕有的仇殺和殘酷的惡棍；階級鬥爭的因素也就開始進入其間。」

因此，他總結道：

「產生黑手黨的原因，也創造了三合會」。

總的來說，本書的歷史敘事讓我們在中國整體史的國家敘事以外，看到一個更廣大的地方社會，在那個社會當中：

「文人為軍隊的無能而躁動不安，地主組織團練，佃戶參加秘密社團，各個家庭為爭奪當地的財富與勢力互相爭鬥。簡而言之，在官方歷史的表層之下，萌發著民眾的恐懼、希望和運動。」

這本書雖然是以廣東為中心研究了華南社會，但魏斐德所謂的「地方史」卻不是地方中心主義，而是在世界主義基礎上的「地方主義」。

他本人也曾這樣解釋自己的國際視野稱：難道不正是不同地區歷史的交錯塑造了此時此地的歷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