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覺得明朝的滅亡必然中帶有很多偶然因素，必然是指一個朝代三百年一週期，明朝末年的情勢已是日薄西山，而偶然因素則是外女真內流寇。直接因素是朝廷黨爭嚴重，國庫空虛。女真崛起和流寇竄起，黨爭與稅收等這些問題，張居正再活十年能解決嗎？
張居正逝世後的十年
一、女真崛起
萬曆十年底，張居正逝世後不到六個月，戚繼光遭受彈劾而被罷免，回到登州後來調為廣東總兵，官階依舊，但失去了拱衛京師的重要地位。萬曆十五年他被參劾，被明神宗免職，萬曆十八年有監察御史上疏建議重新起用戚繼光，受明神宗駁回和責罰。
萬曆十一年李成梁養寇自重，努爾哈赤崛起。李成梁與努爾哈赤往來甚密，曾一度有倚仗努爾哈赤之兵襲佔北韓自立的野心。於邊事又常敷衍，只要努爾哈赤表示忠心，即“保奏給官”，甚至“棄地以餌之”。圖倫部的尼堪外蘭，勾結明軍，謀害了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努爾哈赤集合殘部數百人，征討尼堪外蘭，一舉攻克圖倫城，尼堪外蘭逃奔鄂勒琿城，明廷遂任努爾哈赤為指揮使。努爾哈赤繼續東征西討。次年九月，攻取董鄂的翁鄂洛城；萬曆十三年，攻取渾河部的界凡等城；十四年攻並蘇克蘇護河部的瓜之佳城、渾河部的貝琿城、哲陳部的託摩和城，繼而又進攻尼堪外蘭於鄂勒琿城，尼堪外蘭逃往撫順請求明軍保護，明軍卻將他送給努爾哈赤。努爾哈赤遂與明講和，通貢受封。萬曆十六年，努爾哈赤滅完顏部，至此他正式統一建州五部，力量迅速壯大。（後萬曆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懸難守”，棄遼左六堡，徙六萬四千餘戶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死者狼藉”，大受朝野譴責。萬曆三十六年又被劾罷，熊廷弼守遼東時，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
二、黨錮之禍
萬曆十三年李植借神宗陵寢有巨石一事疏劾申時行，申時行奏辯說：“當初皇上閱視此地時，李植、江東之並沒有說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很明顯是為了藉此傾害大臣。”神宗切責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當時亦在隨行，均無一言。今已興工，卻說地有石純粹是“輒敢誣構”，令奪俸半年。明代萬曆一朝“黨論之興後自此始。”
萬曆十四年神宗以天象異常下詔求言，要廷臣直言時政，凡有妨害民生者，允許各衙門明白條具，奏請定奪，以仰迴天意，以遂民生，共享天下太平之治。員外郎李懋檜、郎中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神宗卻勃然大怒，欲從重懲治。廷臣並沒有因此而恐懼，上疏言事者仍絡繹不絕。同月初八日，神宗又以內閣大臣申時行的奏請，命令各衙門上疏言事，只能侷限於本衙門的職責，並由各衙門的長官有選擇地進呈，不得直接進入。言者為此競相指斥宮廷，攻擊內閣，晚明門戶之禍自是大起。；
萬曆十五年正月起，“國本”之爭日趨激烈，一直延續到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才以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而告終。國本之爭致黨爭不可收拾之境地。
萬曆十九年湯顯祖、李琯疏劾申時行，申時行致仕，許國奏請嚴禁小臣攻擊大臣，黨爭更甚。
三、內亂紛起
萬曆十二年廣西兵變；萬曆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兵變；萬曆十五年鄖陽兵變；萬曆十六年甘肅兵變、劉汝國起義；萬曆十七年雲南永昌衛兵變、廣東白蓮教起義；萬曆十八年火落赤進犯甘肅、土族黃臺吉等攻擾遼瀋、宣慰司楊應龍叛亂；萬曆十九年京營武官譁變；萬曆二十年寧夏哱拜起兵反叛。（萬曆二十年明軍入朝，二十一年平壤大捷）
張居正逝世後十年，明軍面對國內叛軍均能悉數剿滅，萬曆三大徵均發生在這十年。
四、國庫空虛
萬曆十八年戶部奏歲入僅三百三十九餘兩，而出數比入數多一百萬餘兩
張居正攝政的十年
一、關外局勢
萬曆元年，兀良哈朵顏部酋長董狐狸等率部犯邊，駐喜峰口，索賞不得，遂大肆殺掠，薊鎮總兵官戚繼光督兵將其擊退。至年底，董狐狸又令其弟董長禿再犯邊境，被戚繼光俘獲。董狐狸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罪，請釋放長禿。戚繼光及總督劉應節決定遣將受降。董狐狸獻還被掠邊民，戚繼光乃釋放董長禿，許通貢如故。終戚繼光在鎮，兀良哈朵顏等部，“不敢犯薊門”。
萬曆二年建州女真首領王杲大舉入侵。遼東巡撫張學顏、總兵官李成梁命將分佈要塞，從四面出兵圍攻。王杲兵敗退至南關，為都督，土酋王臺抓獲以獻明軍。萬曆三年七月王杲被俘至京，八月二十九日神宗御午門樓，舉行獻俘儀式，處斬王杲。
萬曆三年遼東孤山、險山、沿江、新安等六堡相繼築成，並派孤山、險山二參將鎮守。六堡成，拓地凡七、八百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撫順東南)以南，皆受控制。
萬曆四年戚繼光重築薊鎮三屯營，時張居正重用戚繼光，“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戚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
萬曆六年泰寧部長速把亥糾合土默特大舉入侵，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連夜督兵出塞二百里，大破劈山營，速把亥等死傷不下萬餘人，被斬四百三十人。又奪其器械牲畜數萬。
萬曆八年迤東都督王兀堂因通市被官吏強行抑低市價，興兵攻遼東；
萬曆九年黑石炭部進犯遼陽，明軍遇伏兵，三百一十七人戰死，又失馬四百六十匹。朝廷聞訊，命逮曹簠，而不問罪遼東總官兵李成梁。史稱“遼陽之敗”。
萬曆十年泰寧部長速把亥與弟炒花等率眾進犯義州(今遼寧義縣)，遼東總兵官李成梁在鎮夷堡埋設伏兵，速把亥被斬身亡，其眾逃竄。速把亥為患遼東二十年，至此殞命。神宗得報大嘉，賜李成梁甲第京師，世襲錦衣指揮使。
二、朝野清議
萬曆三年五月十六日，神宗臨朝，而群臣不至者多達二百八十三人，各罰月俸。張居正奏對養士之本務在敦本尚實，不得群聚結黨，隨便議論。凡有譏諷時政，造謠誹謗，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萬曆四年劉臺上疏彈劾張居正，後錦衣衛至遼東逮捕劉臺；
萬曆五年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疏劾張居正奪情是違背“萬古綱常”張居正大怒，杖吳中行、趙用賢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皆氣絕幾死，人莫敢視。觀政進士鄒元標又上疏尖銳批評張居正素來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張居正杖其一百六十。將吳中行、趙用賢革職除名，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分別發配涼州、神電衛、都勻衛充軍。借考察之名，將論救吳中行等人的官員或降職，或外調，或看斥為民。
萬曆六年戶部員外郎王用汲上疏彈劾張居正，張居正於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將王用汲削職為民。
萬曆七年下令：全國各地巡按御史、提學官切實查訪，將各省所有私建的書院，一律改為諸司衙門；書院所立糧田俱查歸裡甲；各地師徒不得藉此聚集會議，擾害地方。先後被毀的有應天等府書院，計六十四處。杖死何心隱，禁止批評時政，禁燬各名山書院。
萬曆八年一再重治上疏建言之臣。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陳“匡時”五要，張居正以其五事與己相左，將其改調楚府右長史，次年京察，以“不謹落職”。
萬曆元年四川都掌土酋起事；
萬曆三年林鳳在呂宋稱王，後因寡不敵眾，遂離開呂宋，退過澎湖，遭到官軍襲擊，僅剩船四十餘艘，突圍赴潮州；泰寧部長綽哈聯合土默特各部入侵；泰寧部長綽哈，聯合土默特入侵；廣東肇慶羅旁瑤民起義；
萬曆七年廣西八寨少數民族起義；
萬曆十年杭州兵變；寧夏土軍起事；杭州民變。
四、國庫充盈
萬曆六年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清丈土地，抑制權豪富戶隱佔田土，使全國納稅的土地從過去的四百多萬頃上升為七百多萬頃，自是“豪猾不得欺隱，裡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但是由於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按溢額田增賦，無形中又增加了農民的租稅負擔。
萬曆七年核實勳戚田賦凡逾額及隱佔者均依法按治，所收地租銀解部備邊。
萬曆九年，在全國廣泛推行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按畝徵銀。同時，裁驛站：去冗員，節省財政開支。史載“海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天下宴然”。
自考成法行，辦事效率大為提高，“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行”，“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焉。要詳兼舉，張馳共貫”，政體肅然。
結語
萬曆十年至二十年，最終導致明朝滅亡的因素已經產生，而整個帝國只能任由這艘大船隨波逐流。自申時行後，大明再無一個可稱道的首輔。萬曆元年至萬曆二十年，關外局勢整體可控，國內動亂也能鎮壓住。不同的是張居正在時對於黨爭完全壓的住，而其去世後，黨錮之禍已經不可收拾。往時帝國唯一可以儲備的只有太倉庫約三百萬兩白銀的節餘，張居正時代的十年就儲備大約一千二百萬兩白銀。從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張居正時期在明代後期財政史上是一個特殊的階段。在他死去前不久，北京的倉庫儲存的糧食足支十年。除緊急情況外並不動用分毫的太倉庫舊庫的儲積已達到白銀600萬兩以上。太僕寺又存銀400萬兩。南京的倉庫同樣也存有250萬兩。省庫也儲滿了穀物和現銀。
在立國之初，帝國本來沒有白銀收入的打算，後來根據實際形勢進行了調整，部分糧食折成了白銀。但帝國的立國之本並沒有發生變化，財政制度還是一如既往維持著洪武開國時期的最初模式，這也是帝國始終無法進行深化改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張居正無法觸動帝國的國策根基。太祖高皇帝一手造成的大帝國自創立之始即不容改革。
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制文官組織。除了加緊邊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導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驟乃是萬曆九年的全國士地測量。不過在測量結果尚待稽核之際張本人先已去世，以後無人主持，其數字未得繼任者的切實注意。
張居正的籌措雖有限度卻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這運動的主持者身故，反對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機捲土重來。而另一批人則認為張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他們聯合起來進行一場平反，而此時擁張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員則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為之停頓。萬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對派的指摘，認為張居正確實矇蔽了御前的視聽，而下令褫除張居正生前的各種榮銜。
熊召政新作《明朝帝王師》指張居正的為官哲學是：野有餓殍，你縱然餐餐喝菜湯，也算不得一個好官。如果老百姓豐衣足食，你頓頓吃肉，笙歌不絕於耳，你依然是一個好官。張居正確實是個理想主義者。張居正以一己之身挑戰整個利益集團，如此孤立怎能不失敗？正如海瑞所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防身”。
商鞅廢除井田制，按軍功授爵，獎勵耕織，奠定秦國中央集權制和統一中國的基礎。於王安石，偶有慧眼識俊傑者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給以指責和抨擊，《宋史》把王安石變法視為北宋禍亂之由。清代的《四庫全書》不僅對王安石變法全盤否定，凡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都給以“彰善”的美譽，遇有為王安石變法辯護的概以“癉惡”論定，以致有“受謗七百有餘年”之說，直到19世紀末嚴復、梁啟超才為之翻案，今人仍眾說紛紜。
張居正死在任上，雖然得以善終，但身後家族的命運比之拗相公悲慘。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彈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張居易，次子張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圍困餓死十多人，長子張敬修以血書鳴冤，憤而自盡。
從張居正家破人亡的結局來說，比王安石要不幸，若從身後的聲名來說，王安石被誣七百年，而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禎年間全面平反，恢復諡號榮銜，子孫襲職，並將張居正的故居改成張文忠公祠，以供後人瞻仰。《明史》盛讚張居正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到明末，延續一千八百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覆震盪中發展。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張居正就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上政治舞臺，以非常之舉推行新政，爭得王朝短暫的復甦。在這之前，隆慶元年的首輔徐階作過嘗試，繼任首輔高拱也有過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狼狽離職。只有張居正得到成功，而這一最後的努力後來又遭受皇權的踐踏。十年新政，頃刻間灰飛煙滅，這隻能說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給改革的餘地愈來愈窄，無論改革的成功或失敗，改革者都要遭到滅頂之災，遂至無路可走，這王朝也就走到歷史的盡頭。
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個人覺得明朝的滅亡必然中帶有很多偶然因素，必然是指一個朝代三百年一週期，明朝末年的情勢已是日薄西山，而偶然因素則是外女真內流寇。直接因素是朝廷黨爭嚴重，國庫空虛。女真崛起和流寇竄起，黨爭與稅收等這些問題，張居正再活十年能解決嗎？
張居正逝世後的十年
一、女真崛起
萬曆十年底，張居正逝世後不到六個月，戚繼光遭受彈劾而被罷免，回到登州後來調為廣東總兵，官階依舊，但失去了拱衛京師的重要地位。萬曆十五年他被參劾，被明神宗免職，萬曆十八年有監察御史上疏建議重新起用戚繼光，受明神宗駁回和責罰。
萬曆十一年李成梁養寇自重，努爾哈赤崛起。李成梁與努爾哈赤往來甚密，曾一度有倚仗努爾哈赤之兵襲佔北韓自立的野心。於邊事又常敷衍，只要努爾哈赤表示忠心，即“保奏給官”，甚至“棄地以餌之”。圖倫部的尼堪外蘭，勾結明軍，謀害了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努爾哈赤集合殘部數百人，征討尼堪外蘭，一舉攻克圖倫城，尼堪外蘭逃奔鄂勒琿城，明廷遂任努爾哈赤為指揮使。努爾哈赤繼續東征西討。次年九月，攻取董鄂的翁鄂洛城；萬曆十三年，攻取渾河部的界凡等城；十四年攻並蘇克蘇護河部的瓜之佳城、渾河部的貝琿城、哲陳部的託摩和城，繼而又進攻尼堪外蘭於鄂勒琿城，尼堪外蘭逃往撫順請求明軍保護，明軍卻將他送給努爾哈赤。努爾哈赤遂與明講和，通貢受封。萬曆十六年，努爾哈赤滅完顏部，至此他正式統一建州五部，力量迅速壯大。（後萬曆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懸難守”，棄遼左六堡，徙六萬四千餘戶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死者狼藉”，大受朝野譴責。萬曆三十六年又被劾罷，熊廷弼守遼東時，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
二、黨錮之禍
萬曆十三年李植借神宗陵寢有巨石一事疏劾申時行，申時行奏辯說：“當初皇上閱視此地時，李植、江東之並沒有說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很明顯是為了藉此傾害大臣。”神宗切責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三人當時亦在隨行，均無一言。今已興工，卻說地有石純粹是“輒敢誣構”，令奪俸半年。明代萬曆一朝“黨論之興後自此始。”
萬曆十四年神宗以天象異常下詔求言，要廷臣直言時政，凡有妨害民生者，允許各衙門明白條具，奏請定奪，以仰迴天意，以遂民生，共享天下太平之治。員外郎李懋檜、郎中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神宗卻勃然大怒，欲從重懲治。廷臣並沒有因此而恐懼，上疏言事者仍絡繹不絕。同月初八日，神宗又以內閣大臣申時行的奏請，命令各衙門上疏言事，只能侷限於本衙門的職責，並由各衙門的長官有選擇地進呈，不得直接進入。言者為此競相指斥宮廷，攻擊內閣，晚明門戶之禍自是大起。；
萬曆十五年正月起，“國本”之爭日趨激烈，一直延續到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才以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而告終。國本之爭致黨爭不可收拾之境地。
萬曆十九年湯顯祖、李琯疏劾申時行，申時行致仕，許國奏請嚴禁小臣攻擊大臣，黨爭更甚。
三、內亂紛起
萬曆十二年廣西兵變；萬曆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兵變；萬曆十五年鄖陽兵變；萬曆十六年甘肅兵變、劉汝國起義；萬曆十七年雲南永昌衛兵變、廣東白蓮教起義；萬曆十八年火落赤進犯甘肅、土族黃臺吉等攻擾遼瀋、宣慰司楊應龍叛亂；萬曆十九年京營武官譁變；萬曆二十年寧夏哱拜起兵反叛。（萬曆二十年明軍入朝，二十一年平壤大捷）
張居正逝世後十年，明軍面對國內叛軍均能悉數剿滅，萬曆三大徵均發生在這十年。
四、國庫空虛
萬曆十八年戶部奏歲入僅三百三十九餘兩，而出數比入數多一百萬餘兩
張居正攝政的十年
一、關外局勢
萬曆元年，兀良哈朵顏部酋長董狐狸等率部犯邊，駐喜峰口，索賞不得，遂大肆殺掠，薊鎮總兵官戚繼光督兵將其擊退。至年底，董狐狸又令其弟董長禿再犯邊境，被戚繼光俘獲。董狐狸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罪，請釋放長禿。戚繼光及總督劉應節決定遣將受降。董狐狸獻還被掠邊民，戚繼光乃釋放董長禿，許通貢如故。終戚繼光在鎮，兀良哈朵顏等部，“不敢犯薊門”。
萬曆二年建州女真首領王杲大舉入侵。遼東巡撫張學顏、總兵官李成梁命將分佈要塞，從四面出兵圍攻。王杲兵敗退至南關，為都督，土酋王臺抓獲以獻明軍。萬曆三年七月王杲被俘至京，八月二十九日神宗御午門樓，舉行獻俘儀式，處斬王杲。
萬曆三年遼東孤山、險山、沿江、新安等六堡相繼築成，並派孤山、險山二參將鎮守。六堡成，拓地凡七、八百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撫順東南)以南，皆受控制。
萬曆四年戚繼光重築薊鎮三屯營，時張居正重用戚繼光，“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戚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
萬曆六年泰寧部長速把亥糾合土默特大舉入侵，遼東總兵官李成梁連夜督兵出塞二百里，大破劈山營，速把亥等死傷不下萬餘人，被斬四百三十人。又奪其器械牲畜數萬。
萬曆八年迤東都督王兀堂因通市被官吏強行抑低市價，興兵攻遼東；
萬曆九年黑石炭部進犯遼陽，明軍遇伏兵，三百一十七人戰死，又失馬四百六十匹。朝廷聞訊，命逮曹簠，而不問罪遼東總官兵李成梁。史稱“遼陽之敗”。
萬曆十年泰寧部長速把亥與弟炒花等率眾進犯義州(今遼寧義縣)，遼東總兵官李成梁在鎮夷堡埋設伏兵，速把亥被斬身亡，其眾逃竄。速把亥為患遼東二十年，至此殞命。神宗得報大嘉，賜李成梁甲第京師，世襲錦衣指揮使。
二、朝野清議
萬曆三年五月十六日，神宗臨朝，而群臣不至者多達二百八十三人，各罰月俸。張居正奏對養士之本務在敦本尚實，不得群聚結黨，隨便議論。凡有譏諷時政，造謠誹謗，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萬曆四年劉臺上疏彈劾張居正，後錦衣衛至遼東逮捕劉臺；
萬曆五年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疏劾張居正奪情是違背“萬古綱常”張居正大怒，杖吳中行、趙用賢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皆氣絕幾死，人莫敢視。觀政進士鄒元標又上疏尖銳批評張居正素來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張居正杖其一百六十。將吳中行、趙用賢革職除名，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分別發配涼州、神電衛、都勻衛充軍。借考察之名，將論救吳中行等人的官員或降職，或外調，或看斥為民。
萬曆六年戶部員外郎王用汲上疏彈劾張居正，張居正於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將王用汲削職為民。
萬曆七年下令：全國各地巡按御史、提學官切實查訪，將各省所有私建的書院，一律改為諸司衙門；書院所立糧田俱查歸裡甲；各地師徒不得藉此聚集會議，擾害地方。先後被毀的有應天等府書院，計六十四處。杖死何心隱，禁止批評時政，禁燬各名山書院。
萬曆八年一再重治上疏建言之臣。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奏陳“匡時”五要，張居正以其五事與己相左，將其改調楚府右長史，次年京察，以“不謹落職”。
三、內亂紛起
萬曆元年四川都掌土酋起事；
萬曆三年林鳳在呂宋稱王，後因寡不敵眾，遂離開呂宋，退過澎湖，遭到官軍襲擊，僅剩船四十餘艘，突圍赴潮州；泰寧部長綽哈聯合土默特各部入侵；泰寧部長綽哈，聯合土默特入侵；廣東肇慶羅旁瑤民起義；
萬曆七年廣西八寨少數民族起義；
萬曆十年杭州兵變；寧夏土軍起事；杭州民變。
四、國庫充盈
萬曆六年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清丈土地，抑制權豪富戶隱佔田土，使全國納稅的土地從過去的四百多萬頃上升為七百多萬頃，自是“豪猾不得欺隱，裡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但是由於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按溢額田增賦，無形中又增加了農民的租稅負擔。
萬曆七年核實勳戚田賦凡逾額及隱佔者均依法按治，所收地租銀解部備邊。
萬曆九年，在全國廣泛推行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按畝徵銀。同時，裁驛站：去冗員，節省財政開支。史載“海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天下宴然”。
自考成法行，辦事效率大為提高，“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行”，“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焉。要詳兼舉，張馳共貫”，政體肅然。
結語
萬曆十年至二十年，最終導致明朝滅亡的因素已經產生，而整個帝國只能任由這艘大船隨波逐流。自申時行後，大明再無一個可稱道的首輔。萬曆元年至萬曆二十年，關外局勢整體可控，國內動亂也能鎮壓住。不同的是張居正在時對於黨爭完全壓的住，而其去世後，黨錮之禍已經不可收拾。往時帝國唯一可以儲備的只有太倉庫約三百萬兩白銀的節餘，張居正時代的十年就儲備大約一千二百萬兩白銀。從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張居正時期在明代後期財政史上是一個特殊的階段。在他死去前不久，北京的倉庫儲存的糧食足支十年。除緊急情況外並不動用分毫的太倉庫舊庫的儲積已達到白銀600萬兩以上。太僕寺又存銀400萬兩。南京的倉庫同樣也存有250萬兩。省庫也儲滿了穀物和現銀。
在立國之初，帝國本來沒有白銀收入的打算，後來根據實際形勢進行了調整，部分糧食折成了白銀。但帝國的立國之本並沒有發生變化，財政制度還是一如既往維持著洪武開國時期的最初模式，這也是帝國始終無法進行深化改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張居正無法觸動帝國的國策根基。太祖高皇帝一手造成的大帝國自創立之始即不容改革。
張居正從未企圖改組政府或重新創制文官組織。除了加緊邊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導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驟乃是萬曆九年的全國士地測量。不過在測量結果尚待稽核之際張本人先已去世，以後無人主持，其數字未得繼任者的切實注意。
張居正的籌措雖有限度卻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這運動的主持者身故，反對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機捲土重來。而另一批人則認為張逾越了他的許可權，他們聯合起來進行一場平反，而此時擁張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員則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為之停頓。萬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對派的指摘，認為張居正確實矇蔽了御前的視聽，而下令褫除張居正生前的各種榮銜。
熊召政新作《明朝帝王師》指張居正的為官哲學是：野有餓殍，你縱然餐餐喝菜湯，也算不得一個好官。如果老百姓豐衣足食，你頓頓吃肉，笙歌不絕於耳，你依然是一個好官。張居正確實是個理想主義者。張居正以一己之身挑戰整個利益集團，如此孤立怎能不失敗？正如海瑞所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防身”。
商鞅廢除井田制，按軍功授爵，獎勵耕織，奠定秦國中央集權制和統一中國的基礎。於王安石，偶有慧眼識俊傑者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給以指責和抨擊，《宋史》把王安石變法視為北宋禍亂之由。清代的《四庫全書》不僅對王安石變法全盤否定，凡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都給以“彰善”的美譽，遇有為王安石變法辯護的概以“癉惡”論定，以致有“受謗七百有餘年”之說，直到19世紀末嚴復、梁啟超才為之翻案，今人仍眾說紛紜。
張居正死在任上，雖然得以善終，但身後家族的命運比之拗相公悲慘。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彈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張居易，次子張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圍困餓死十多人，長子張敬修以血書鳴冤，憤而自盡。
從張居正家破人亡的結局來說，比王安石要不幸，若從身後的聲名來說，王安石被誣七百年，而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禎年間全面平反，恢復諡號榮銜，子孫襲職，並將張居正的故居改成張文忠公祠，以供後人瞻仰。《明史》盛讚張居正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從秦漢到明末，延續一千八百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覆震盪中發展。在這高度強化的專制主義王朝的末年，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極度強化和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的境遇。張居正就在這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走上政治舞臺，以非常之舉推行新政，爭得王朝短暫的復甦。在這之前，隆慶元年的首輔徐階作過嘗試，繼任首輔高拱也有過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狼狽離職。只有張居正得到成功，而這一最後的努力後來又遭受皇權的踐踏。十年新政，頃刻間灰飛煙滅，這隻能說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給改革的餘地愈來愈窄，無論改革的成功或失敗，改革者都要遭到滅頂之災，遂至無路可走，這王朝也就走到歷史的盡頭。
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