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律法開始於商鞅變化，變法後的秦國煥然一新，一躍成為戰國時代六國頂尖的國家，為什麼改變如此之大呢？就是因為秦法太具威力了，秦法的威力表現在兩個方面

1.秦法獎賞的一面，以前秦國貴族都是世襲的，奴隸，華人想出人頭地門都沒有，但是變法後，人人平等，靠功績得爵，大批的奴隸華人之地，拼命的種地，參軍打仗，讓秦國的國力，戰力迅速的提升。

2.秦法懲罰的一面，犯錯必須受罰只是一方面，秦法最厲害的懲罰在於連坐制，就是一人犯錯，與這個人有關的人也必須受到懲罰，這是非常具有殺傷力的

舉2個例子，有個人犯了錯，沒有被官府及時抓著，逃跑了，他逃到張家，趙家，李家，王家，如果這些人家知情不報，那麼一旦被發現，這些人家都要處以極刑，所以沒有人敢隱瞞，所以很多人也就不敢輕易犯罪。

再比如一個人犯了錯，那麼與這個人關係親密的監護人，都會受到相應的一些處罰，這就使大家平時形成了相互監督的風氣，因為大家怕受罰。

當年秦國的太子嬴駟少時犯錯，他的老師公孫崮，他的大伯上將軍贏虔，一個受黥刑，一個受劓邢，就是一個被臉上刺字，一個被割了鼻子。

秦法嚴苛令人聞之色變，這也是商鞅變法令人詬病最多的地方。

如果說後代有那個朝代比秦法還嚴苛的話，還真有一個，就是歷史上非常奇葩的一個朝代，高開低走的元朝，元朝對漢人法律的嚴苛簡直到了令人發瘋的境界，比如:種地要交稅，走路過橋繳稅，過節繳稅，養豬要繳稅，取媳婦要繳稅等等，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元朝幹不到的。

朱元璋在經歷過一段亂世後，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政權，也許是戰火給他留下了創傷，也許是為了穩定亂世，總之，他制定了一手中國曆來最為嚴苛的法律制度，上到國家事項，下到百姓穿衣吃飯，全部在法律的規定中，這就使得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要是穿錯衣服吃錯飯都有可能被殺頭。

在朱元璋時代，就有這樣一個事情：一位軍官在踢完球后因為出汗，而挽起了褲腿，準備散散熱，然後，就因為這個挽褲腿違反了規定，正巧被公差看到，抓起來被看去了挽起褲腿的腳。這就是《明律》的真實寫照，從頭到腳全部約束，在明朝，成年的男性要束髮，官員要帶上烏紗帽，圓領的衣服和黑靴，而一般人則是頭上帶上官方規定的帽子或是頭巾，不能穿黃色的衣服，衣服要盤領的；而教坊樂坊的男性則是青色頭巾，繫上紅綠色的帛帶。

而女性的平民並不想一些影視劇中要求的穿的那麼素，他們是可以佩戴首飾的，並且在上面可以有金色，不過都是鍍金，像是耳環這樣的小物件是能直接帶黃金的，不過手鐲這樣的大物件不能有金色。而要是從從事了樂伎的工作，那麼就要有專門的服侍要求了，不可以與平民再有相同的服侍，條條框框非常多。

而要說起來，不同的官員穿衣也是按照等級來劃分的，都是按照衣服上的面的動物來區分官員的品級，其實清朝的官服就是沿用了明朝的制度，只是在一定基礎上作了修改，但是精髓都一樣，順帶一提，大明律到了清朝其實就換了一個字，變為了大清律。

而在飲食上，不用的人也是有著不同的等級，從餐具說起，公侯到二品官，酒杯是金的；三到六品，酒注銀的，酒盞金的；剩下的官員，酒杯銀的，其他餐具必須是瓷的，要是誰敢用錯了，就和那個挽褲腿的老哥一樣，要被帶走處罰，這樣的情況最盛行時候是發生在大明初期，到了後來大家可能就習慣了，犯錯也就變少了。

在明朝想自己蓋房子，可以，但是要符合規定，就算你再有錢，也不能亂蓋，哪怕是有一點不符合規定的地方，都要被帶走殺頭，所以在那個年代，有錢不能為所欲為，有錢人如果不是官員，都是和庶民一個等級的，在海瑞當差時候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明晚期法律有很多人已經不聽了，所以在沿海地區的一些富商就在大門上塗了紅色，但是根據規定，庶民不能用彩色，海瑞因此抓了一大批人，後來再有人聽說海瑞要來巡查，都是連夜將自己大門塗黑。

這種非常嚴格的管制制度在世界上都是非常有名的，當然這種制度在亂世剛結束，用來約束人民是非常好的，可是隨著時間發展，這種制度的問題就層出不窮。

法治思想自古有之，中國古代君王絕大多數一直奉行“德禮為政教之本，刑法為政教之用”的法律思想，以禮來調整人們的行為，同時輔之以刑法規範，違反禮教，就要受刑法的處罰，所謂出禮入刑，古代法制史的特徵就是禮法結合，但是秦朝和明朝卻是例外。

秦朝和明朝律法過於嚴苛，遠遠超出其他朝代，只不過秦朝從統一六國到滅亡，只有15年國祚，而明朝享有276年國祚。其實秦朝前身從商鞅變法全面推行法家思想也經歷了100多年。

自秦國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不斷擴張，最終在秦始皇時代統一了六國，秦國的法律主要奉行奪城為下，殺人為上的戰爭原則，只以斬敵首級多少來論處軍工，而且秦法嚴苛，連坐者甚多，但軍工不僅可以獲得土地爵位，還可以用來頂罪，所以軍隊如同野獸一般，在戰場上以爭搶敵人首級為榮，很少願意抓活的。因此逐漸消磨光了其他國家的人力，使得秦國變成一家獨大。

善於水而溺於水，法定的重刑推向極端，用嚴刑峻法來鎮壓臣民的反抗，用橫徵暴斂的方法來維持朝廷龐大的開支，這樣的做法在秦二世的時候終於激起了農民的反抗，而秦始皇費盡一生心血而統一的天下，最後的秦國因為暴政之下，在秦二世的手中滅亡。

到了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頒佈《大明律》，把法律的嚴苛推向了極點。《大明律》共分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分為七篇：名例律（總則）、吏律（多屬於行政法規範）、戶律（多為民事法律）、禮律（關於祭祀和儀制方面的法律）、兵律（涉及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等的法律）、刑律（核心部分）、工律（關於營造與河防方面的法律）等。《大明律》對笞、杖、徒、流、死（絞、斬）五刑刑罰體系作了詳細、明確的規定。內容覆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它是明代國家的根本大法，對鞏固明王朝的統治起了重大作用，集中體現了明太祖的法制思想。

我們知道，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風氣與氣質，秦朝，歷二世而亡，他的風氣與氣質也就是嚴刑酷法了。律法的起始

律法關乎到人民生活，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所以我們有必要去系統的瞭解一下大概的始末。

秦之前的夏、商所施行的應該是一種以神權與律法二位一體組成的合成體系，到了周，人們用禮治國，神權式微，所以法律便獨立了出來，到了先秦時期，諸侯國以圖自強，皆棄禮變法，諸侯之一的秦國也跟上了大流，任用商鞅進行變法，於是法家正式地走上了政治舞臺的中心。

而變法的核心思想有這麼幾條

不分親疏，不分貴賤，講究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重法輕禮，明法度，定律令，具體的表現就是重執行，往後的歷朝歷代，律法各異，刑目量刑有輕有重，但最主要的問題則是實施輕重的問題。重刑輕罪，增加了刑罰，例如酷刑、車裂、鑿顛、抽肋、鑊烹、囊僕等以法為本，事斷於法，治國用法家，法治在國家高於一切。以刑去刑，具體表現就是法家認為人性本惡，所以施刑的殘酷程度空前絕後，意在震懾人心。皆有法式，刑目增加，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法都產生了聯絡，比如農、牧、魚、林業、商業、金融業、手工業，國家財政業、交通運輸業，自然資源保護業。分幾個層面講

對人民

秦的律法，對人民實際上是最嚴苛的， 首先一個，處罰嚴酷，比如抽肋，就是將犯人的肋骨剔出，然後殺之，還有什麼鑿顛，就是拿銳器鑿人頭頂，使其死亡。不止擱在現在，就是秦以後的漢，魏晉、唐、宋幾個朝代也沒有這麼殘酷的懲戒手段，第二就是範圍廣，犯罪未遂要懲，思想犯罪要懲，議論國事要懲、影射古今也要懲，總之是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安排的明明白白，客觀來說當時的秦朝的確可以勉強稱為“法治社會”，惟一的缺點就是懲罰過甚，太過殘忍，一不注意就要越過紅線，越過紅線就要殺頭，死法更是極其殘忍，人民懾於暴政一時，不會反抗，但時間一長，可就不一樣了。

比如長平之戰時，秦國坑殺了近四十萬趙國士卒，還有為秦始皇修陵墓的幾十萬工匠，皆被屠殺，在古代，人口的多寡、戶數多少、土地多少是衡量國力是否強盛的三個硬性標準，秦始皇濫刑殺了這麼多人，焉能說他不殘酷，國家的根基肯定就會受到影響。

更甚於到了秦二世這裡，連規矩都不講了，律法被濫用到了極點，人可以凌架於律法之上，完全破壞了不分親疏，不分貴賤的根本原則。

就這樣，國家豈能不亡？

對統治階級

對統治階級，刑罰肯定不會太重，但是，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因為變法被分潤，從這一點來看，拿走你的利益，就等於割你的肉，統治階級與人民受肉體上的苦在根本上是一樣的。

最後總結，秦的律法嚴不嚴苛？

律法與專制的關係

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律法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什麼？為我所用！利於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我就用，利於其他利益群體的政治利益，我就棄。我們得承認，律法終究是一門科學，與政治的過分聯接會導致什麼？導致學科整體上遲滯不前，指導思想匱乏，儘管從表面來看，這門學科在專制主義、大一統理論的籠罩下發展了，但是，這種發展是否是一種假繁榮？是否是在重複舊有的教條，完善舊有的體制？很遺憾的是，答案是確定的！

要論律法的嚴苛，必論政治的專制。

事實上，秦政治的嚴苛遠比明清更盛，秦始皇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行政、立法、司法、監察權力於一身，大小權力通吃，官僚集團屬於皇權的附庸，一個是甲方，一個是乙方，發展到明清，儘管他的專制相比前朝更盛，但制度已然發展完善，對皇權有著機制上的制約

從這幾點看，秦專制，其律法更是嚴苛。

古代哪些朝代的律法比秦還嚴苛

縱觀中國古代史，政治的專制，尤以明、清為盛，律法也要看這兩朝。

明代

人們對明的評價，多集中在政治專制上，明朝的專制，實則與清不相上下，一個是開始，一個是結束。

開國尹始，朱元璋便與儒臣們制訂了《大明律》、《御製大誥》等律法，先後頒行。

明律有一個特徵，即為“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承襲於唐律，但相比於唐律，明律更具重刑主義的特徵。

唐律對謀逆是這麼處理的。殺直系親屬，如父與子，不牽涉他人，五服之外的親屬做充奴處理。

而明律則著重處罰。對謀逆，牽涉的範圍廣，比如著名的胡惟雍、藍玉的案子，殺的是人頭滾滾，處理的人數皆在數萬之上。對於其他罪行，比如貪腐、偷盜、搶劫更是著重處罰。

歷史上對誅三族，誅九族的說法有很多，可縱可橫，但事實上，這種處罰的程度是把握在皇帝手中的，可大可小，只有一個目的，殺盡兩種人，一是同主犯一樣，對皇權有事實上威脅的人，二是可能對皇權有所威脅的人。而歷史上少數的幾次夷九族，皆集中在明朝

清朝

關於清朝專不專制的問題，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到了清中期，可以威脅到皇權的存在，例如權臣、奸倭、藩鎮、外戚、宦官、後宮，皆因為制度的完善，專制的強化被解決一空。

而律法，清承明制，無非是重複舊有的教條罷了，嚴苛程度肯定與明相當，甚至還要不如，因為清朝的律法對士人很友好，但相比明律，清律增加了關於民族壓迫的部分，這兩點是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

一增一減，便可以簡單地下一個結論，明、清的司法體系是一貫的，重合的部分比較多

至於明清律法的嚴苛是否勝過秦朝的問題

我的回答是，秦律法的嚴苛程度絕對是空前絕後的，歷朝歷代的滅亡的原因有很多，惟有秦是因為嚴刑酷法而滅亡的。

正如吳晗在《歷史的鏡子》中說道“秦尚刑法，其弊流為誹謗之誅，參族之刑，殘虐天下，卒以自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