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是戰國時期最早實行變法的國家，也確實在李悝變法後成為當時第一強；楚國接受的是吳起的變法，秦國實行的是商鞅變法，二者都是承襲了李悝變法的部分成果。

秦國的商鞅變法吸取了李悝變法的經驗，但也有了更多的發展，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成為戰國最成功的變法，或者可以說是封建時代最為成功的變法，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變法足夠徹底、直接從原有封建制度中脫離出來建設成為了一個軍國體制的秦國，特點是徹底、穩定、強力執行。秦孝公放權給商鞅，讓他進行變法，給予他最強力的保障，而且活的時間長，才能支援二十多年的變法過程。要是他是個短命的君主，變法的成果沒有那麼顯著，後世之君主能不能貫徹執行還很難說。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繼位的秦惠文王堅持變法不動搖，後面的君主都堅持了下來，於是變法成果得到了保障，並且在隨後的發展中得到了擴大。

魏國的李悝變法，是戰國時期的先行者，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使魏國成為當時最強的國家；所以梁惠王時期在中原爭霸，就得益於李悝變法獲得的成果。不過隨著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兩場戰役，魏國也就無力與諸侯爭霸了。魏國沒有保住變法成果的原因有三：

一是繼承人沒有延續變法，梁惠王在先輩的基礎上可以繼續變法，以魏國當時的國力足以支援深徹的變法，但他制定了錯誤的戰略方針，走上了中原爭霸的不歸路。

二是魏國本身處於四戰之地，沒有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變法不容易成功。拿現代舉例，改革開放也是建立在穩定的社會的基礎上的。

三是變法人才沒有發揮的空間，人才流失嚴重，吳起和商鞅都是從魏國出走的。

楚國的吳起變法是三個變法當中最為淺顯的一個，僅僅涉及軍隊和官制改革。吳起變法可以說是徹底的失敗，因為魏國的李悝變法至少還保證魏國可以爭雄天下。楚國的吳起變法失敗的原因：

一是領導人楚悼王壽命短，吳起僅僅獲得了君主的支援，眾多的貴族都視他為仇敵。

二是楚國本身封建化程度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國內有大量的卿大夫有自己的封地，他們可以支配的力量足以和國君抗衡，吳起主要的策略是類似於晁錯給漢景帝提出的削藩策，削藩急切不可得，弄不好就會引起敵對勢力的反撲。

三是吳起個人能力的問題，吳起在軍事上的成就我們給予肯定，吳起在魏，秦國被壓制起不來。但我們看和那兩個經天緯地的變法人才李悝、商鞅相比，他在變法上的能力相對就差很多了。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天意，也許就是為了讓秦國勝。哈哈哈，秦國贏在了後發優勢，慢工出細活。魏國屬於先行者，遇到的問題是最多的，而且沒有參照物，難度可想而知；楚國是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急切的變法就會引來親切的反撲，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都是出自子夏的法家思想。只不過李悝有年齡優勢，比吳起先做丞相，比商鞅早了100年。所以楚、秦變法被說成是效仿李悝，壓根兒就是吃了年齡上的啞巴虧。

魏、楚、秦變法是被戰國亂世的環境給逼出了來的，三國國君面臨存亡之際不約而同選擇了見效快，但也霸道的法家。法家講究法治，有令即行，有禁即止，但法家只重視法律，講究實用，反對儒家虛頭巴腦的禮儀規矩，所以法家又被人稱為“刻薄寡恩”，從誕生起就沒少捱罵。

戰國自韓、趙、魏三家分晉開始，戰爭的規模和殘酷程度，遠遠超過春秋時期，君王只要求“霸主頭銜”的初級段位，戰國的戰爭更多變成了更為實際的人口和土地，規模往往是動輒死亡幾萬幾十萬的滅國級大戰。放眼諸子百家，戰國的君主能選的也只有見效快和副作用明顯的法家變法了，但是局勢緊張，君主們管不了那麼多，法家的霸道被諸侯國當家盡收眼底。戰國，最先登上變法舞臺的是被秦、趙、楚包圍的魏國。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繼位，當時，魏國四面臨敵，文侯壓力山大。李悝是魏國安邑（今山西）人，他在春秋律書的基礎上修訂編撰了《法經》，書中詳細梳理，有關偷盜、強姦、賭博、行賄、受賄等等，通俗易懂且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極為密切的法律條文，看似簡單，教化威力缺極為有效。魏文侯將李悝的《法經》內容當做法律在魏國實施以後，魏國迅速第一個稱霸戰國百餘年的主流強國，李悝功不可沒。

楚國變法的主導者吳起，是和李悝同時代的人物，並且兩人還曾一同在魏國做過官，平時開會討論，思想碰撞應該少不了，雖然李悝看不起吳起的勢力，但是內心依然認同吳起的能力，吳起後來在楚國改革，雖然效仿李悝思路，但吳起卻青出於藍，楚國依靠吳起變法成果，聯合趙國一起群毆強魏，搞的魏國幾乎還手之力。只可惜楚悼王死後，吳起沒了後盾支援，楚國變法就夭折了。

秦國商鞅變法，是李悝和吳起變法一百年後，此時魏國、楚國以前的變法強國之策已成強弩之末，商鞅作為後來人，有機會看到法家實踐的利弊成敗，比李悝和吳起更懂得變法除了要見效快，更要強化鞏固，不能半途而廢的道理。商鞅後來兩次大規模變法，都極為注重鞏固改革成果，這點比楚、魏兩國要強，即便在秦孝公和商鞅死後，秦國連續六代君主也能遵循改革之路繼續走下去，所以說秦國的最終勝出，是贏在了堅持和時間上。你說，雖然秦、楚、魏三國的都是“以法豎勢”，但秦國堅持120年的事情，能和楚魏只做了20年的事情效果一樣嗎？

原因有三，第一，魏、楚兩國變法並不徹底，都是強人政治，人亡政息；第二，天時不如地利，秦國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他不僅能夠完整的自我保護，還能充分發揮變法優勢，成為唯一一個有能力統一天下的諸侯；第三，地利不如人和，先進的中央集權，君主專政制度加快了秦統一天下的腳步。

一：魏、楚兩國令人悲傷的強人政治，人亡政息的惡性迴圈

（一）魏國的李悝變法運動

自韓、趙、魏三家分晉以來，“五霸為尊、共襄周室”的天下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當最後的“遮羞布”被無情撤去的時候，天下諸侯也就赤裸裸的掙扎在權力和利益之中。而作“三晉”之一的魏國，由於其地處中原腹地，四面平曠無依，絕無險塞可守的尷尬地形。為了能夠在此豺狼當道的亂世中救亡圖存，魏文侯斯不得不任命李悝進行變法。

由於剛進入戰國之世，前此之時世間又鮮少有變法之事，所以李悝變法的內容基本立足於當前已經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之上：

1、鑑於三代之時，春秋之世的官職大多壟斷在卿族士大夫手中，而卿族勢力的做大又嚴重威脅公室的權威和尊嚴，所以，李悝毅然廢黜貴族世襲制度，建立“能者上，劣者退”的選官機制，有效的打開了下層階級的上升通道。

2、鑑於隨著鐵器的大規模運用而帶來的生產力和生產工具的極大提升，李悝又率先廢除“井田制”，施行“盡地利之教”的政策。極大的提高了百姓的生產積極性。

3、在前兩條政策都得以貫徹之後，李悝隨後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法令，改革軍制，建立“武卒”體系，使地處中原四戰之地的魏國的軍事實力得到了質的飛躍。原本艱難求存的魏國，在魏文侯和李悝這對明君賢相的通力合作之下，迅速崛起，一躍而成為傲視天下諸侯的中原霸主。只可惜，在魏文侯和李悝去世之後，後繼之君並未能有效的繼承並貫徹變法政策，而是一味的享受著祖輩的變法福利，以至於使魏國的霸業化為一場春夢。

（二）楚國的變法運動

大概在李悝變法後期，在南方楚國也發生了一場極為轟動的變法運動，史稱“吳起變法”。吳起其人本是魏國的臣子，是李悝的同事，素有“兵聖”之稱，威震天下的魏武卒就是在他手中迅速成長起來的。但因為微問候的去世，功高蓋世的吳起也隨之而受到新君的打壓，不得不逃奔楚國，尋求政治庇護。

彼時，正為原本孱弱不堪的魏國因為變法而變得胸強天下而眼紅不已的楚悼王，在得知當年變法的參與者和執行者——吳起，前來投奔的訊息時，自然是足之蹈之，喜不自勝。所以，在吳起入楚不過月餘，彼此溝通尚且不深的情況下，迫不及待的楚悼王就任命吳起為楚國令尹。全權主持並負責變法事宜。

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備受鼓舞的吳起於是充分汲取李悝變法的成功經驗，並結合楚國的具體國情。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諸方面對闢出南方瘴癘荒蠻之地的楚國進行革新變法。並最終使楚國的國力有了質的飛躍，之後，更是聯合趙國一同擊敗素有“無敵”之稱的魏國“武卒”。以實打實的戰績使楚國的陸軍一度成為橫掃天下的存在。

但所謂“禍兮福之所伏”，隨著變法運動的逐漸深入，吳起得罪的楚國貴族也越來越多，由於楚國是個歷史極為悠久的封國，國內的封君勢力和老牌貴族勢力皆極為強大。公元前381年，一代雄主楚悼王溘然長逝，有大功於楚國的吳起隨即遭到楚國上下的群起而攻之，其本人更是被萬千穿心而死。而伴隨著吳起一同死去的，自然還有他苦心經營的變法運動。

綜合兩國的變法情況，毫無疑問的，在當時都算是非常的成功，但是限於特殊的時代和國君的能力，導致了變法不得不以失敗收尾。當然，這種情況實際上是非常普遍的，畢竟，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特定的規律和時期。更何況“強人政治、人亡政息”在中國向來是數見不鮮的。

二：巨大的戰爭紅利使商鞅變法得以始終貫徹

公元前356年，在距離李悝變法近半個世紀後，衛公子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開展了以“廢井田、開阡陌，行郡縣，獎耕戰，實行連坐之法”為核心的變法運動。期間雖然遭到以甘龍、杜摯為首的舊貴族的激烈反抗，甚至連當時的太子都被鼓動起來，但秦孝公還是以其鐵腕手段，強行鎮壓，進而保證了變法運動能夠持續不斷的開展下去。

而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攀升，秦國亦一躍成為諸侯中實力最為強悍的存在。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失去了強有力的助力，被群起而攻之的秦國貴族車裂而死。

但幸運的是，已經嚐到變法甜頭的秦惠文王並沒有因為處死了商鞅就廢止變法政策，而是繼續不斷的推進深化商鞅的變法運動，繼之而起的武王、昭襄王、安國君、莊襄王等則繼續堅守祖先的國策，勵精圖治，使商鞅變法的成果得以繼續發展壯大，並最終為秦國兼併六國，統一天下奠定結實的基礎。

不得不說，相比較魏國和楚國的變法運動，秦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更具持續性和連貫性，並沒有發生“人亡政息”的情況，相反隨著時勢的變更能夠進行相應的損益。而就此一點差別，奠定了秦國問鼎天下，席捲六合的基礎。

二：天時不如地利，秦國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所謂“天時不如地利”，除了商鞅變法所帶來的國富民強、兵強馬壯之外，秦國能夠一統天下，還在於他獨特的地形地勢。作為西周王朝的龍興之地岐豐，地勢平曠，沃野豐饒，適宜的氣候環境和豐美的水土使得這個地方成為了天然的糧倉。再加上常年與戎狄混處而漸染的夷狄風氣，使得當地的百姓大都生性剽悍，輕死善鬥。所以，在糧食不再是問題的時候，秦國的人口也迎來了爆炸性的增長。而這就又為秦國能夠迅速集結一隻雄強勇悍，蔑不畏死的無敵戰隊提供了客觀條件。

而到了秦惠文王時期，因力量過度膨脹而無處宣洩的秦國又在司馬錯等將領的帶領下，向西征服了四川巴蜀之地，不僅極大的拓寬了秦國的戰略縱深，更是為秦國開闢了又一地勢廣袤、豐饒肥沃的天然糧倉。“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原本制約國家發展的糧草問題因而被徹底解決，為之後秦軍打贏“長平之戰”，東出“三晉”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正是這種“進可以窺視天下，退可以高枕無憂”的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強大的秦國最終成為惟一一個走出函谷關，走向山東六國，問鼎天下的諸侯。

三：地利不如人和，君主集權制為秦的統一添磚加瓦

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在商鞅的法令在秦國根深蒂固之後，一對千古無二的最佳拍檔，終於在最恰當的時候踏上了秦國的政治舞臺——秦始皇和李斯。

自幼飽經風霜，生命幾度垂危的秦始皇，早在為之趙國，顛沛流離之際，就立下了“包舉宇內、席捲天下”的雄圖大志。所以，在他執政大秦的時候，不惜紆尊降貴，訪尋巖穴隱逸之士，崇之隆之，恨不能與之共治天下。也許是“苦心人天不負”吧，秦始皇的謙遜和揖讓確實招徠了大量的 人才，諸如“尉繚子、李斯、韓非、鄭國等等”無一不是當時數一數二的英雄豪傑。以及產之於秦國本土的“王翦、王賁、李信、蒙恬、蒙毅”等驍勇善戰的猛將。再加上渴望透過戰爭，來獲取“首功”獎勵的秦國的虎狼之師。

擁有當世最強陣容的秦始皇終於踏上了征戰天下，混一四海的帝王之路。公元前221年，經過十年的艱苦卓絕，意志非常而雄才偉略的始皇帝終於達成了一統天下的夢想，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專制的封建集權之國家。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是奠基於中國歷史上惟一一次偉大而獲得成功的變法運動——商鞅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