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官職本身來說，明代的內閣首輔大臣與漢唐宋元等前朝的宰相，就有本質的區別。

自秦漢以來，所謂的“宰相”其實並不是固定的官職名稱，而是專制皇權之下的政府首腦的意思，歷朝所謂宰相的具體官名有所不同，且由於皇權與相權之間的博弈制衡，各時代的宰相許可權大小不一。

例如漢代叫丞相，輔助皇帝統轄全國文武官吏，權勢極大；唐代則以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的首席官員皆視為宰相，因此唐朝的宰相往往由數人同時擔任，以便於皇權的主宰，相對於漢代相權明顯萎縮。宋代相制類似唐朝，中書、門下和樞密院的主事官員，皆有宰相之實，皇帝則居中斡旋，以掌大局。倒是蒙元時期，左右丞相制度再現，且往往由宗室後裔或勳貴名臣擔任，故權力極大，相權常有操縱朝政之舉。

而明代初期，由於明太祖循蒙元舊制，本來是設有中書省左右丞相的，且左丞相代皇帝訓導百官，權勢頗大。但由於第二任左丞相胡惟庸案爆發，大怒若狂的明太祖深以皇權受架空為憂，遂廢除左右丞相官職，由皇帝自己直接掌管六部事宜，但這明顯不是長久之計，於是相繼成立了武英殿、文淵閣等大學士之職，作為皇帝處理六部行政事務的參謀、顧問，大學士的品級不過正五品，遠遠低於六部主事堂官們，因為其主要職責僅僅是給皇帝提供參考意見，根本無權指使六部行事。

然而，自明宣宗以後，由於逐漸允許內閣大學士兼職六部尚書、侍郎，閣臣的品級和權力大增。更由於皇帝的懶政，六部官員及外臣們與皇帝直接見面的機會極少，官員們的上書得透過內閣及太監，而皇帝的指使更要由內閣草擬，如此明代內閣終於成了名義上無權、但實則掌控朝廷大權的部門。尤其是其首輔大臣，更有否決廷議、封駁聖旨的許可權，在某些時期，內閣首輔就已經被朝野以“宰相”視之了。。。。

明朝的內閣制度始於建文四年（1402），內閣輔臣稱大學士，人數一到七人不止。明朝體制是所謂“一君萬民”，即皇帝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為中國王朝專制集權制度之巔峰。按明制，內閣大學士只有顧問身份，最終決策權都在皇帝手中。

制度的彈性在於皇帝本身的強勢程度、開明程度。建文帝柔弱，對方孝孺等內閣中樞大臣倚仗程度很高，因此內閣實際上對皇帝決策影響非常大，擁有的實際權力也大。明成祖一代雄主，權柄完全自控，那內閣對政務決策的影響就微乎其微了。

明仁宗、明宣宗時期，皇帝總體開明、仁和，內閣地位隨之尊崇起來，這其中還有內閣學士群體本身的因素，從永樂後期開始，“三楊”崛起於大明政壇，即楊士奇、楊榮、楊溥，任輔臣期間，使明朝國力繼續沿著鼎盛軌道繼續發展，出現了史家筆下的“仁宣之治”，而閣臣的地位隨之大大提高，從皇帝命令的執行者，變成了具有丞相性質的輔臣，居於六部之上。明人焦竑《玉堂叢語》卷七：“正統間，文貞（楊士奇）為西楊，文敏（楊榮）為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楊溥）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但大明的根本體制沒有改變。即便明朝中後期皇帝如嘉靖這樣常年不上朝的，內閣也不能獨攬大權。一方面是因為制度，內閣有“票擬”權力，批紅（決定權）卻還在皇帝和司禮監手中。內廷宦官勢力的崛起，是明中後期皇帝利用內廷制約文官集團的策略。嚴嵩、張居正這種一時權傾朝野的強勢首輔，也不得不和司禮監宦官合作才能掌控朝政。

其次，大明王朝始終是一君萬民的體制，從根本上說，無論是內廷太監還是內閣首輔，皇帝都可以生殺予奪。嚴嵩做首輔四十多年，哪天嘉靖帝不高興了， 抄家殺頭也就是皇帝一念之間、一道聖旨的事。

宋太祖建國後，在“杯酒釋兵權”收回武將兵權以及分解地方行政長官權力後，在制度上徹底解決了地方權力和軍人對皇權的威脅。然而皇權依然面臨著相權的威脅，宋之前，宰相權力甚大，可與皇帝對坐議事。

趙匡胤為牽制宰相而設定了參知政事，也稱為“執政”，實為副相。所以宋代中樞機構，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即宰相與執政之統稱。宋代宰相稱中書門下平章事，副職稱參知政事。

這裡有一則軼事。說是宋太宗趙光義每每為宰相權力太大鬱悶，特別不喜歡宰相趙普跟自己對坐議事。有一天，身邊的內侍給他出了個主意，請趙普過來議事，然後太宗拿份文書故意說怎麼看不明白，請宰相移步過來共閱。等到趙普閱完轉身時，卻發現凳子不見了，從此宋代宰相跟皇帝議事都只能站著了。

此外，宋初還由“二府三司制”將宰相職權一分為三。中央雖設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長官不經特許不得管理本司事務，成為閒職。實際權力歸屬“中書門下”這一機構，又稱政事堂、都堂等，管理國家行政事務，以同平章事為長官，多由中書、門下兩省侍郎擔任，無定員。

此外，樞密院為中央最高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與政事堂合稱東、西“二府”。“三司”（戶部、鹽鐵、度支）主管財政，號稱“計省”，長官為“三司使”，號稱“計相”，地位略低於“二府”。二府三司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直接對皇帝負責，構成最高輔政機關。

宋神宗元豐改制，廢除二府三司制，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任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任中書侍郎。南宋初，左、右僕射加同平章事，為正宰相，不再兼任二省侍郎，兩省侍郎改為參知政事。

南宋孝宗以後，正宰相為左右丞相，副宰相仍復參知政事。此外，寧宗、理宗都曾設“平章軍國重事”和“同平章軍國重事”，由老臣或權臣擔任，處理軍國大事，地位高於宰相。

從制度上說，宰相與首輔是兩回事情。

宰相是通用語。大體分為秦漢時期的丞相，東漢時期的三公，唐宋時期的三省長官。明代之後沒有宰相職務。

秦漢時期的丞相權力極大，只有御史大夫可以制約一二，所以東漢時期廢黜丞相，改為司徒管理行政，司馬管理軍政，司空管理司法的丞相分權。到了唐代，又改成三省制度，即中書令草詔，門下省複核，尚書省執行。三省四位長官都是宰相，合起來就是秦漢的丞相。元豐改制後，北宋宰相就是尚書省左右長官，尚書左僕射相當於門下省長官兼任半個尚書令，尚書右僕射相當於中書令兼任半個尚書令，都是具備決策權力的執行機構主官。

明代，朱元璋廢黜中書省，裁撤宰相職務，自己直接管理六部，實際就形成皇帝兼任宰相的局面。但皇帝顯然無法親自處理龐大的行政事務，內閣制因運而生。

內閣負責什麼？

初審奏章，分類整理，呈遞皇帝審批。再依據皇帝的決定草擬詔書，傳遞六部執行。

說白了，內閣就是皇帝秘書處，實際職責還是唐宋中書省的職能。

後期，因為皇帝依舊無法處理這麼龐大的具體事務，內閣逐步擁有了貼黃權，就是針對奏章擬定出自己的初審意見，呈遞給皇帝決策。這等於中書省的許可權全部迴歸內閣，所以內閣首輔次輔也就具備了部分相權。

請注意，理論上內閣首輔只是中書令，而非唐宋時期的真宰相。是沒有決策權的。譬如內閣雖然有貼黃的建議權，但審批用印卻在皇帝及太監代理。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哈。明朝的內閣大學士是皇帝的秘書顧問班子，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更沒有行政權力，只是因為明朝不務正業的皇帝多，內閣大學士們的實際權力才越來越大，內閣權力的大小還是皇帝說了算的，比方說萬曆皇帝28年不上朝，不少國家事務內閣大學士說了算，崇禎皇帝勤政，內閣大學士就是擺設。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丞相也稱作宰相。丞相宰相是政府首腦，皇帝是國家元首，君權和相權既相互依靠也相互制衡。宋朝的宰相雖說是皇帝任命的，但是聖旨上諭還要有宰相的署名才算數兒，而且宰相還可以否定皇帝的旨意，權力大不大？當然了，即使皇帝宰相都認可同意了，負責監察的“御史臺”不同意，同樣可以否定。這樣君權相權監察權在制度上形成了制約平衡。明朝的內閣大學士們有擔當宰相職能的時候，但肯定不是相權

宋朝，於三省之外另設參知政事的做法也是沿襲唐朝的這一思路。

這兩種方法，歸根結底，運用的都是“分權與制衡”的原則。皇帝要集權，就必須分割相權，集權是目的，分權則是手段。這是在中國專制社會中近千年皇權與相權的抗衡中凝聚出來的中國政治智慧。

皇權與相權的抗衡到了明清時期來了一個轉折。

如果說，之前的皇帝還在為如何抑制宰相而費盡心思的話，那麼明太祖朱元璋則完全沒有為此感到為難。因為朱元璋更絕，他直接將丞相給廢除了，一切事務都由皇帝親自決策。不過，丞相本來是政府首腦，輔助皇帝的，廢除了丞相，雖然皇權擴大了，但是皇帝也累壞了。很快，朱元璋就因政務繁雜深感勞累而設定了殿閣大學士作為自己的顧問，幫助自己處理政事。到明成祖朱棣，進一步成立了內閣。內閣的地位僅是皇帝的侍從顧問而已，權力也就是“票擬”(即在奏章上提出自己的處理意見，用小票寫好，附在奏章上，以供皇帝參考)。

圖 明朝中央集權制

其實，內閣的出現也是必然的，因為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須要有人輔助。後來，內閣的權力一路飆升，尤其內閣首輔，更是權壓眾臣。比如，嘉靖時期的嚴嵩，萬曆時期的張居正便是如此。

圖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

不過，如果有人以為首輔就是事實上的宰相，可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宰相的權力可是制度賦予的，人家本來就是扮演的政府首腦的角色，而內閣首輔的作用不過就是皇帝的諮詢顧問，權力到頭也就是“票擬”。換句話說，內閣首輔只是皇帝的秘書，最多隻能對政事提出意見，而宰相就不同了，人家是可以做出決策的。

既然如此，那麼為何首輔能夠權壓眾臣呢？如張居正，竟然還能主持改革。原因很簡單，皇帝信任他！他們的權力來自皇帝信任，而非法律賦予。所以，錢穆先生評價張居正說他是“弄權”，是“權臣”而非“大臣”。一旦有一天，他們失去了皇帝信任，他們的權力也就沒有了依靠，因此，即便權高如嚴嵩、張居正長期把持朝柄，一旦為皇帝所不容，流放、抄家也只是分分鐘的事而已。所以，內閣首輔根本不是事實上的宰相，它是皇權的附庸，根本無力與皇權對抗。首輔的專權只是表象，本質上這恰恰說明了皇權的強大。

文：楚豫

明世宗嘉靖皇帝與張璁的關係對明代首輔制度的最終確立有著重要影響。張璁因在大禮議中出力最大而備受嘉靖皇帝看重，多次破格提拔，直到進入內閣。世宗曾專門給張璁下旨：“我給你的旨意，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不要洩露給別人。”並許他隨時覲見。以世宗的信任和自己的個性才力，又居首輔之位，張璁自然在內閣中處於專決地位，並真正主票擬，其他閣臣只能參加討論，甚至唯唯諾諾，不敢提出反對意見。

在張璁任首輔期間，基本上確定了明代首輔在內閣的三個主要特權：專決、專票擬、專應對。首輔之權以專決為基礎，以專票擬為表現方式，以專應對維護其專決和專票擬的特權。

夏言、嚴嵩等人的陸續當政，鞏固並加強了首輔的地位。夏言為首輔，絕對的一言堂，什麼事情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次輔嚴嵩等噤若寒蟬，一聲都不敢吭。票擬後僅讓其他人看看，表示知道這件事，僅此而已。嚴嵩為首輔，吏部尚書許瓚、禮部尚書張璧同入閣，閣中事務由嚴嵩一言而決，許、張二人不得干預。從吏部尚書入閣的許瓚後悔不迭：“我在吏部好好的，何必跑這裡來看人臉色。”

神宗即位之初，主幼國疑，次輔張居正偶有揭帖直接投入，首輔高拱就認為：“我是首輔，凡事都應由我率領大家來處理，張居正竟然敢越過我！”

嘉靖以後的首輔，一般來說都具備這樣幾個特點：銜號為“少師太子太師兼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在內閣擁有專決、專票擬、專應對的特殊地位；居文官之首。而閣臣之間的傾軋，就其表現形式來說，主要是爭奪票擬權。在當時，一位閣臣一旦受命與首輔共行票擬，則意味著他將取代首輔的地位；而一旦身為首輔，則竭力爭取司禮監的配合、博得皇帝的信任，以維護票擬權。

首輔的這種地位，在群臣中曾引起強烈的反響。但明世宗對首輔的特殊地位則公開表示認可。對首輔的這種稱謂，正德以前間或偶見，嘉靖以後則為專稱。這並非偶然現象，而是首輔合法化和制度化的必然反映。

首輔的主票擬及其在閣中的專決地位，在天啟、崇禎時曾受到兩次衝擊。天啟四年，閹黨魏廣微為分首輔韓爌之權，勾結魏忠賢傳旨，諭韓爌與他輔“同寅協恭”，並責怪其他輔臣“伴食”，導致韓爌的抗疏乞休。《明史》將這一事件視為票擬權的分割，實不盡然。二魏分韓爌的票擬權，是因為韓爌不依附他。韓爌離職後，顧秉謙繼任首輔，仍主票擬。

崇禎八年以後為首輔的溫體仁、周延儒等仍然掌握著票擬權。因此，中書分票並未從根本上改變首輔主票擬的傳統，不過是使首輔之權“稍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