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yi,第四聲）鈞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時間，年號萬曆，是明朝做皇帝時間最久的皇帝，死後廟號為明神宗。中國幾千年歷史，四百多位皇帝，廟號是神的只有兩位，一個是宋神宗趙頊，另外一個就是他。

朱翊鈞登基的時候只有九歲，由於太過年輕，加之當時的國家政治不穩定，在太后的支援下，首輔張居正獨攬朝政。張居正大刀闊斧改革，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政治、經濟、國防等各個方面。效果是顯著的，相當於給了病危的明朝一劑強心針，史稱“萬曆中興”。

可惜人有盡時，到了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了，長大了朱翊鈞重新掌握權利。他受夠了張居正對他的管制，為了發洩這麼多年的怒火；他推翻了張居正的十年改革成果，一紙詔令讓一切回到十年前；這還不夠，他還將已經死去的張居正開棺鞭屍，剝奪一切已經授予了張居正的榮譽。直到天啟皇帝繼位，才為張居正平反。

好不容易重新執政，應該倍加珍惜重新掌權的時光啊？為什麼僅僅幾年時間，朱翊鈞就又“不理朝政”成為一名肥宅呢？個人分析又以下幾個原因:

朱翊鈞大概是在萬曆十七年左右開始不上朝的，那時朱翊鈞已經牢牢將軍政大權握在自己手心，朝政又有成熟的內閣處理，只需要自己最後確定一下就好了。萬曆皇帝在十年時間裡發動了三次戰爭，並且都取得了勝利，史稱“萬曆三大徵”。加之張居正臨死給自己送了一份大禮包，即使敗國運也能敗一些年成，這樣一想來，貪圖享樂的朱翊鈞還犯得著每天上朝麻煩自己嗎？

不上朝又不想再出現張居正那樣的權臣，萬曆開始任由各種黨派發展，這樣子就避免了某一黨派獨大，自己在中間玩玩平衡之術來控制他們，豈不妙哉？確實想法是好的，目的也實現了，可是壞處也隨之來了。到了萬曆後期，黨派過多且相互之間只顧著爭權，卻不去處理政務，導致政府機構癱瘓；黨派之間又見不得別人好，自己不好過也不讓別人好過，就這樣內耗下，周圍國家開始發展起來了。萬曆不上朝自己是舒服了，可是卻給明朝的滅亡留下了禍端。

重中之重，後世考證，萬曆皇帝應該患有腿疾。而史書為了美化，反而沒有記載這一事情。但是郭沫若再開啟十三陵定陵（即萬曆皇帝陵墓）時，發現朱翊鈞的右腿骨比左腿骨短，這坐實了萬曆是瘸子的說法。雖然史書沒記載，但是留下的萬曆的語錄中，似乎暴露了他這一毛病。大臣曾多次上書讓他參加祭祀典禮和朝政，萬曆都是以“朕足心疼痛、步履艱難”拒絕。患有腿疾，走路上朝不方便，若是讓人抬著上朝，又怕人笑話，後來這位高傲的皇帝乾脆就不上朝了，走向了一位快樂肥宅的不歸路。

明朝是出奇葩皇帝最多的朝代。有明搶侄子皇位的朱棣；不理朝政、專心練丹的嘉靖帝；不願稱皇帝、四處遊獵、自封為大將軍朱壽的明武宗、江山社稷都不愛、醉心於木匠活的天啟帝。

本題提到的這位更奇葩，他就是明十三陵唯一發崛的定陵的主人一一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他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一一48年。也是創下了歷朝歷代二十多年不上朝的唯一皇帝。

他十歲登基，剛開始，還算可以。母后一一慈聖皇太后管教甚嚴，加上名宰張居正的輔助，銳意改革了，政治上實行＂事權歸一，法令易行＂，經濟上推行＂一條鞭法＂。出現了新朝新氣象的面貌。

但隨著皇太后、張居正相繼離世，萬曆就象脫韁的Mustang，一發不可收拾，幹出了很多荒唐之事。

一，奢糜淫逸，僅為皇子們＂冊封官婚＂就花去白銀千萬兩。宮中一次買珠寶竟用去了兩千四百萬兩白銀。創下了歷朝歷代之最。

二，生前享樂，死後亦然。他22歲就開始為自已修建陵寢。常年徵用民夫三萬餘。耗銀竟達八百萬兩之多。

三，二十多年不上朝，與朝臣的溝通由內侍傳達。中間出現了很多擅權的太監和難以約束的奸侫和貪官汙吏。

四，爭國本是他乾的最荒唐的事。皇后無子，他最寵幸的鄭貴妃為他生下了次子朱常洵。而皇長子朱常洛卻是他最不待見的王妃所生。他欲立次子為太子，卻遭到群臣反對。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祖制。為此他與群臣爭吵了十五年。他最終服了軟，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但心中是憤憤不平的。

五，接下來發生的三件事也可佐證這一點。即明朝的三大疑案：挺擊案、移宮案、紅丸案。件件指向太子。至今仍屬謎，難以定論。

若說嘉靖帝己使明朝有走下坡路的跡象，萬曆皇帝則是明朝迅速走向衰敗的轉折點。

明朝萬曆帝在民間也是一個很有名氣的皇帝，他除了有名的“萬曆三大徵”以外，更有名的莫過於“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的故事了。其實，萬曆帝一開始還是一個勤於政事、勵精圖治的“勤快”皇帝，後來造成“三十年不朝”也是有原因的。

幼年管束太嚴，親政後“物極必反”

萬曆帝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2年），隆慶二年（1568年）封立為皇太子，隆慶六年（1572年）登基稱帝。

萬曆帝在被立為皇太子以後，就有很多大臣教他讀書，每天的學習課程都安排的滿滿的。而且他的母親李氏也對他要求特別嚴格，但凡發現有學習懈怠的跡象，就會把他喊到面前，讓他長跪反省。萬曆帝登基後，學習課業更加繁重，因為他的老師是首輔張居正。按照張居正的建議，萬曆帝每天日出時就要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復回講席讀史書，直到午飯後才返回宮內休息。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萬曆六年，李太后在萬曆帝大婚後返回慈寧宮，不再管束萬曆帝。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自此，萬曆帝就無人約束而逐漸開始放縱了。

掌握兵權，依靠廠衛，百官勢弱，君權加強

張居正在擔任首輔期間，實行新政，為萬曆帝打下良好的財政基礎。掌印太監馮保以司禮監太監督東廠監督百官，方便萬曆帝掌握權力。但是萬曆帝在張居正和馮保死後，都將他們抄家清算。大大打擊了朝廷百官和內廷宦官，加強了君權，百官只敢聽命行事。

有嚴重足疾，為了維護帝王尊嚴

據後世考古研究證明，萬曆帝身體不好，患有嚴重的足疾。從遺骨來看，雙腿長短不一，右腿蜷曲。堂堂一國之君因為足疾，在百官面前一瘸一拐，實在是威嚴掃地。因此，這也可能是他不上朝的原因之一。

直接導火索就是太子之位的爭奪

萬曆帝想要立他寵愛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可是被群臣以“立長不立幼”的祖訓反對，大臣希望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雙方爭執不下，萬曆帝認為自己是皇帝，立誰做太子還做不了主了。因此，一怒之下就不上朝了。

自此，萬曆帝開始了荒淫無道，沉迷酒色的“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

題主所說萬曆成為“肥宅”的問題，其實就是困擾萬曆朝臣許久的萬曆怠政現象。

之所以說這是一個“現象”而非“事件”，是因為萬曆怠政的持續時間，並非一年兩年，而是從萬曆十七年開始，直到其駕崩之前的將近二十年時間。

《明史》記載，“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而這樣的情形到了萬曆晚年，更是成為常態，“……凡百奏請，一概留中，即內閣密揭，亦不報聞”。

奏摺的“留中不發”意味著朝臣的奏請不會受到皇上的理會，無論是許可抑或反對，萬曆皇帝均沒有做出表示。許多軍國大事，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依循祖制進行處理，因此而帶來的政治影響，是災難性的。這幾乎相當於整個帝國處於了腦死亡的狀態。

很難想像，明朝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的神經中樞，竟然會因為這種原因而癱瘓，但是這樣的事態卻幾乎成為萬曆朝朝臣所面臨的常態事件，而之所以如此，其實與明朝文官政治的邏輯有著密切的因果聯絡。

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其實很容易看到朝臣們對於萬曆帝怠政的非議，針對奏摺的留中不發，文官們曾幾乎僭越的責問萬曆皇帝：“凡官民本辭，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飾覽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繫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誤？”

但是，這樣的態度本身與文官集團的政治邏輯有著極大的矛盾，事實上，在萬曆十年，萬曆皇帝初掌朝政之時，以諫言為職的言官們曾經對試圖重振皇家氣象的萬曆帝不無諷刺的上書“勸諫”，這便是著名的《省言莫若通言章疏亟宜批發以開言路疏》，奏疏中曾十分露骨的說道：“擬旨責之輔臣，題覆責之部院，糾正責之臺諫，奉行責之有司。蕩蕩平平，堂堂正正，恭己而治，惟德其刑，則南面可以無為，人言何須預杜，聲名可以不大，議論豈至煩多”。所謂“南面可以無為”正是暗示萬曆帝應該“垂衣拱手”，將具體事物的處理交由相關的臣子便可。

如果單從這樣一份奏疏中看，這些言官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大逆不道。然而事實上，這樣的言論幾乎是明朝中晚期士林最為流行的看法，對於皇帝對朝政事務的干預，文臣集團的態度一直是持堅決的反對態度，而這種對皇權的厭惡，在明朝這樣一個君主集權制達到頂峰的時期來說，本身就顯得極為荒謬。

之所以這種“虛君”思潮得以興起，其實與明朝特殊的內閣制度有關。我們知道，內閣制度的建立起源於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以胡惟庸案為契機，廢除了丞相制度，這也是明代皇權繼續集中和強化的表現。

然而，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丞相的存在本身有著輔佐皇權的重要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以皇權威壓生生將丞相制度撤銷，卻反而使得皇權受到了進一步的削弱。內閣輔臣，本身是皇帝用來輔助其處理內政事物的臣子，開始重新掌握丞相的權利。

《明史》在描述內閣輔臣時稱其“地居近密，而絕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而事實上，由於自成祖朝之後，接連幾位帝王的低靡，相權並未因為名義的缺失而衰減，反而隨著皇帝執政能力的下降而越發強大。

比如票擬權的獲得就是其中的一個關鍵：

“弘治七年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文華殿，司禮監奏送，卿覽過，大事親批，庶事發內閣調帖，送司禮監批行。當中批行者，聖批也，傍行批巧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召內閣大學去諭以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否，然後行”。

這意味著內閣大臣在皇帝無暇他顧時，幾乎可以直接越過皇權，去直接處理政務。

自此，內閣首輔們得以在低烈度的衝突中制約皇權。除非後者打算裁撤或處死首輔，那麼皇帝甚至無法透過普通的行政手段處置內閣輔臣。這種特殊的狀況，正是相權與皇權博弈後的一種特殊產物。

這種內閣政治模式的出現，改變了明朝自洪武年間所形成的政治模式，同時也使得文官集團開始成為左右朝堂的中堅力量。

而它的負面效果同樣明顯，朝中大事皆出自內閣廷議，以至於皇權開始不斷衰弱，最終引發了正德、嘉靖、萬曆等帝王的不滿，而這三位皇帝，由於性格不同，對於內閣不滿而產生的反應也不盡相同，正德放蕩不羈，嘉靖恣意妄為，萬曆怠政不出，皆是對於明晚期文官勢力不滿所爆發的反擊。

而這其中，萬曆帝的怠政，顯得頗為消極，但這一時期皇權衰弱的形勢，也使得他不得不採取這種看上去極為可笑的方式來表達不滿。事實上，萬曆帝並非未有振作之意，比如在晚年，他曾經試圖透過宦官這樣一股曾經多次在朝堂上抗衡文官集團的勢力，來繼續平衡時局，然而他的這番舉動最終導致了更大的政治危機。

《明史》，對萬曆晚年派遣宦官監察各地的行為曾進行了立場明確的抨擊，然而事實上，從當時的局勢來看，這些曾經被萬曆帝寄予厚望的宦官們，最終未能取代或制衡文官，甚至可以說，這些宦官的才能和人品缺陷反而成為各地反對皇權的重要靶子，比如雲南指揮賀世就、韓光大等人，就明目張膽的斬殺了萬曆帝遣派的宦官礦監，甚至“殺其黨二百餘人，而焚其屍”。

而在這種情況下，萬曆帝依然無法透過行政命令對前者進行處置，最終只得以絕食表達怒火：“上怒不食，慈聖為解，閣臣揭慰。數日，有旨：榮不足惜，何紀綱頓至此！”

晚明皇權的衰弱，竟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