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士族”是在社會上具有特殊地位、由官僚士大夫所組成的政治集團，萌生於兩漢，形成發展於魏晉，衰弱於南北朝。後於隋唐時期有過短暫興起，武則天后一蹶不振，至此消亡。

東漢時期，士人主要透過察舉、徵辟出仕。被舉、被闢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門生、故吏為了利祿，甚至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大官僚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東漢後期 計程車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領袖。所謂門閥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這些特徵的家族。東漢時期選士首先看族姓閥閱，所以門閥大族的子弟在察舉、徵辟中照例得到優先。門閥大族是大地主中長期發展起來的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階層。當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們聯結、周旋。門閥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勢力更具有壟斷性，實際上統治了這些州郡。漢末社會中的世家大族，魏晉時稱為士族，影響很大，名士多出於這個階層，或者在政治上與這個階層結合在一起。曹操由於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說來不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發布“唯才是舉”令，選用那些不齒於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但曹操不但沒有籠統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強調的德行標準，而且很重視對名士的爭取。曹操死後，曹丕在尚未代漢稱帝之前，採納了陳群建議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實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權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裡，中正採擇輿論，按人才優劣評定品第高低，多少改變了東漢末年名士品評人倫、操縱選舉的局面。西晉時雖仍襲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評定者家世的封爵與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選擇人才的作用，以致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為鞏固士族力量的工具。西晉規定高官顯爵者各按官品高下佔有田地，並在全國範圍內以法令形式承認私家依附農民。雖然法令規定免除國家租稅、徭役的戶數，但在佔有大量田地情況下，高官顯爵者必然擁有更多超過法令規定的從事勞動的依附人口。在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礎上，後漢、曹魏以後世代高官而且世襲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擁有特殊優越地位，形成門閥士族。西晉亡後，在門閥士族的擁戴下，東晉王朝得以建立，但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北人士族與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層與下層、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各大族之間、中央與地方（揚州與荊州）等錯綜複雜的矛盾。終東晉一朝，門閥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馬氏統治，自立為帝，後失敗被殺。南朝宋武帝劉裕從東晉門閥專政、皇權弱小、方鎮割據的積弊中汲取教訓，努力加強皇權，因而南朝世家大族雖然在社會上經濟上的優越地位未變，不僅擁有大量田地，而且封山佔水，實行莊園經濟，佔有廣大田莊山澤和附屬於土地上的大量依附人口，但實際軍政實權大為削弱，政治權力主要已不在他們手中。南朝士庶之別非常嚴格，士族透過仕宦途徑和婚姻關係來維護門閥制度，形成封閉性集團。士族所居官都是被認為“清顯”的職位，一般不理政事。士族中又有高低階層之分，兩者之間一般也不通婚，低階士族擔任的某些官職，高階士族不屑擔任。侯景之亂使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擊。 承聖三年 (554)，西魏軍攻佔江陵，俘衣冠士族數萬口，驅入長安為奴婢。這是對南方門閥士族的一次沉重打擊。在陳朝，無論僑姓士族或江南士族，不僅政治上早已無所作為，社會聲望和經濟地位也都一落千丈，但是門閥勢力仍佔有重要地位，成為中央政府的掣肘。

一個是經濟地位。

俗話說得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所以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門閥士族大興，佔據社會頂尖層面的現象，根源來自於東漢末年的土地兼併。

這個土地兼併和後世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這些門閥士族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王國。

二個是政治地位。

這主要是透過東漢的察舉制，以及之後從魏國開始的九品中正制來實現的。

九品中正制是察舉制的升級版。

根據後世人的分析，兩漢時期透過察舉制提拔的官員，其中75.6%出身於官僚權貴家庭，普通出身的僅佔8.7%，還剩下的一些是無法識別。

可以想見，經過兩漢時期，共四百多年的光陰，在這種懸殊的階層比例下，日積月累，很容易就形成頑固的不可動搖的門閥家族。

東漢末年的汝南袁氏，以及弘農楊氏都號稱“公卿世家”，楊氏一族“四世三公”，而袁紹、袁術出身的袁氏一族“四世五公”。

而拋開了在得到推舉後還需要進行考試的察舉制，直接讓各級的中正官來考察本地方人才的九品中正制更是惡化了這一現象。

使得各個門閥士族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勾連，把持著選拔官員的入口。徹底斷絕了中下層的進階途徑。

三個是軍事實力。

東漢末年的門閥士族是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實力蓄養部曲的。所謂部曲就是半奴僕性質的私人軍隊。

這也是為什麼東漢末年的時候，天下一大亂就立刻軍閥並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地方門閥士家本身就是半武裝機構。在當地有著極高的威望，一呼百應，比如袁紹起兵的時候就是如此。

以上三個原因是互相促進，察舉制以及隨後的九品中正制使得門閥士族們在政治上形成了利益團體，把持朝政，進而可以改變或扭曲國家的政策以更加有利於他們。

比如對土地兼併的視而不見，部曲的膨脹等等。

反過來，經濟和軍事的實力又使得門閥士族有了與掌權者談判和爭鋒的籌碼。

第一，歷史傳承，先秦時代，各諸侯國的貴族壟斷社會主要資源和權力，譬如戰國四大公子，他們與諸侯王有著血緣關係，諸侯王中能力強的王子雖然不能繼承王位，但是也是諸侯王的依靠，出將入相，孟嘗君，春申君如是。貴族壟斷國家的主要資源，田地連片。

但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實行了中央集權制度，為了打擊封邦建國的守舊思想與制度，贏姓宗族並沒有得到任用，普通的官吏治國而已。

秦國統一15年而亡，反秦的劉邦打敗項羽統一中國。認為秦的壽命過短，在於沒有同姓藩王支援皇帝，漢承秦制度，只是繼承了一半，郡縣集權制和諸侯國封建制度並行。

漢景帝7國之亂平息後，漢朝一直實行削蕃之策，漢武帝時期淮南王叛亂，更加註意削弱諸侯國，推恩令實行。漢武帝后期，整個中國實際上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郡縣的官吏實行察舉制。

一句話概括，先秦時期是王室貴族掌握社會實際權力。秦朝一直到漢武帝時期是封建制向中央集權過渡時期，貴族衰落和世家大族萌芽時期。

漢武帝后期直到西漢末一直是外戚專權，外戚也是世家大族一個分支而已，察舉制不可避免的使中國進入世家大族壟斷社會權力的時代。

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社會完全進入世家大族把持權力和資源時代，皇帝就是他們的利益代理人而已，東漢六大家族，是指東漢早年幫助劉秀復興東漢王朝的鄧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統家族、竇融家族、馬援家族和陰氏家族。在東漢的近二百年裡，這六大家族的眾多重臣輔佐了十多代皇帝，為東漢帝國開疆拓土，建立了彪炳史冊的不世之功，也傳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

汝南袁氏，四氏三公，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以血緣和姻親為紐帶，這些世家大族在魏文帝確立九品中正制以後大放異彩，在科舉制度之前，一直是王權的制約和幫手。

第二，八王之亂以後，晉室由於互相殘殺而衰微，司馬睿南渡，此時北方已經陷入五胡十六國的亂局，東晉偏安江南最重要的是保持穩定，那只有依靠王謝世家大族。

桓溫的三次北伐，雖然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卻在客觀上打出了東晉的威風。第一次，主要對手是氐族的前秦政權，一直打到霸上（長安以東），北伐軍很受歡迎，“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晉書》），但是由於後來糧草不濟，只得退兵。可見稱霸一方，覬覦王位。

世家大族在南朝後期不可避免的陷入自身的腐朽，無人能夠領兵打仗，出現了寒門掌握機要。出身寒門的劉裕，在北府兵中崛起，打敗了世家大族的桓家，建立宋，。梁武帝蕭衍末年侯景之亂最終埋葬了東晉世家大族。但是此時接受漢化的鮮卑人為主的關隴貴族又在中國的西北崛起了。關隴貴族一直延續到唐武則天科舉制度的完善而終。在科舉考試卷上糊名，代表了真正的社會底層能夠上升到朝廷做官，代表社會上下游的流通開始。

在東晉建立之前，西晉一直經歷著八王亂政，並且後來還有五胡亂華，司馬家族的後代在五胡亂華時被屠戮滅族。最終在琅邪王氏等一些門閥士族帶領下，透過扶持司馬家族後代才建立起了東晉。

因此東晉時期的皇帝可謂說是當得非常憋屈，司馬睿雖然貴為皇帝，但是自己需要依靠著背後這些門閥士族，畢竟自己手中沒有軍隊。如果不是在琅邪王氏幫助下，司馬睿現在還不知道在哪裡漂泊著，因此可以說是沒有王敦和王導，那麼就不會有東晉存在。面對“功高勞苦”的門閥士族們，皇帝司馬睿也只能是對他們畢恭畢敬，即便是心中有苦也是不能說出，司馬睿皇帝當得可謂是非常憋屈。

所以說，東晉門閥士族的權力是皇帝不想又不得不賦予給他們的。

1、東晉建立就是江東大族與司馬睿的合作

東晉是司馬睿獲得江東的大族，加上北方南下的宗族建立起來的國家。初期王導藉助顧榮和賀循的家族的幫助，獲得南方大族的支援，才得以建立東晉。所以，擁有著立國之功的大族，在整個東晉朝代中，都有著特殊的地位。

雖然南方大族一直受到北方大族的限制，以至於後期從北方遷居到南方的王謝二族，都有著抵抗南方大族的意味。而從開始就控制整個朝局的大族門閥，已經成為皇權統治者無法削弱的勢力。

2、從西晉開始，大封天下導致惡果

西晉建立之後，大封天下，西晉的統治者認為曹魏的滅亡就是臣子分封不均導致的，所以在立國之後就開始大封天下，導致後來地方勢力的過度膨脹。

嚴重的後果就是天下各處的司馬氏宗族，開始不服統治者的管理，這直接導致了毀掉西晉的“八王之亂”的產生，直接毀掉了中央統治者的管理地位。

地方大族開始擴大自己宗族的勢力，以求在亂世之中保護自己。

3、九品中正制影響，以及士族在亂世之中傳承家學的考量，讓門閥士族在整個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大。

由陳群創立的九品中正制，作為中國古代三大選官制度之一，除了傳承之前的察舉制的人才道德因素之外，規定了人才的出身重要性。這就直接切斷了不靠家族的貧苦之人的上升通道，而加重了社會對於士族門閥的認同。

而從東漢末期開始，就在朝局之中不再擁有話語權的清流之士，逐漸從中央轉移到地方，開始了對於家學傳承的發展。整個魏晉時期，地方士族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影響力，成為評價地方士族的兩個重要考量標準。

藉助人才選拔制度的特殊，東晉官員體系與地方門閥之間已經難以分得清楚。像琅琊王氏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到車騎將軍桓衝手下擔任騎曹參軍一職，負責管理馬匹，只是喝酒睡覺，連管轄的馬匹數量都不知道。可見當時東晉整個朝代的官員選拔，門閥士族的影響已經成為主要因素。

光武帝打天下的那些地方豪強們，在東漢建立後，光武帝並沒有對他們的既得利益進行清算，也沒有像西漢初年那樣，對天下按人頭均分給天下人。而是承認豪強們的既得利益。東漢的土地制度，主要是莊園製為主。

後來東漢的豪強們，就像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一樣，越來越壯大，一當中央集權式微，那麼他們就會走向春秋戰國模式。到了東漢獻帝時，為了平衡豪強，亡羊補牢一般，東漢推行了職田制。職田是什麼呢，它是官員們的工資。皇帝把土地分封給官員，他們在這些土地上面，僱傭佃農勞作，勞動所得扣除稅收之後，剩下的就是他們的工資。

莊園制催生了門閥豪族，職田制催生了官僚士族。士族門閥們合在一起，導致中國的中國的土地兼併政策，到了空前的地步。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分化，社會階層，也出現了極端的固化。

在九品中正制之前，中國社會的選拔公務員的機制，一個是鄉里舉賢，二是國家官學機構培養。這是自古以來的傳統，漢朝只是承古制。曹魏篡漢，推行九品中正制，企圖打破東漢已經糜爛的社會結構，增加社會階級流動性。

在階級已經固化，士族門閥控制了朝政和全社會土地的情況下，九品中正制並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適得其反。怎麼才能當上官呢，家世成了第一重要的考量，拼爹，就成了魏晉時期官員選拔的主旋律。雖然九品中正制，實現了對地方郡守一級權力的回收，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但是在統治階級的上層，卻走向了更不可救藥的階層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