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在司馬錯與張儀的論戰中已有解答。前316年，巴蜀的蠻族互相攻擊，都派人來向秦國求援，而當時秦國實行商鞅之法已久，已擁有河西之地，不久又新破三晉聯軍，南韓太子戰死，此時南韓為復仇全力進攻秦國，西邊有義渠國虎視眈眈，面對此緊急局勢，秦惠文王便召開會議，商量應對辦法，最終焦點集中在認為秦國有能力防禦住各國進攻的將軍司馬錯，和主張針鋒相對出擊的縱橫家張儀的論辯上。

秦國佔有了九鼎之寶，依照地圖和戶籍，就可以挾制著周天子而向天下發號施令，天下各國沒有誰敢不聽從的。這是統一天下的大業正道。而蜀國是西方偏僻的國家，像戎狄一樣的落後民族，為它們搞得我們士兵疲憊、百姓勞苦，奪取了他們的土地也得不到實際的好處，這離功業也太遠了。

司馬錯說：“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如今，大王的疆土還狹小，百姓還很貧窮，所以我希望大王先做些容易辦到的事情，不能好高鶩遠。蜀國是西方偏僻的國家，卻是戎狄的首領，難得發生如此禍亂。此時用秦國強大的軍隊去攻打它，就好像驅虎吞狼一樣。佔領了它的土地就可以擴大秦國的疆域，奪取了它的財富就可以使百姓富足、整治軍隊。

況且，各國也有辦法應對我們出兵，如周王自己知道要失掉傳國的九鼎，南韓自己知道將會失去三川，這二國必將通力合謀，依靠齊國和趙國，與楚國、魏國謀求和解。如果他們把九鼎寶器送給楚國，把土地讓給魏國，大王是無法阻止的，這就是我說的危險所在，所以不如攻打蜀國那樣完滿。

秦惠文王說，說得好。於是出兵討伐蜀地。當年十月攻佔了蜀國。又平定了蜀國的暴亂，秦國得到巴蜀之地等於把疆域擴大了近一倍，人口增加三分之一。隨著都江郾工程等水利設施的修建，巴蜀之地成為秦國米糧倉庫。

搞笑，秦國一點也不危急。

秦國不打南韓就是南韓的幸運了，哪來南韓侵犯秦國。當時司馬錯與張儀的分歧，是先伐韓還是先伐蜀。

在伐蜀的前一年，即公元前317年，秦國在修魚之戰中大敗以南韓兵團為主力的三晉聯軍，斬首八萬二千級，俘虜南韓兩名大將。張儀認為應乘勝追擊，擊破南韓，原因有三：一來南韓在前一年的修魚戰役中慘敗，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二來魏國已投靠秦國，南韓已不能指望得到魏國的協助； 三是南韓與周王室相鄰，打敗南韓後，可直搗周王室，挾天子而令諸侯，掌握政治上的話語權。

正當張儀精心設計攻韓方案時，西南發生了一件大事，迫使徵韓計劃不得不推遲。

公元前316年，西南的巴國與蜀國爆發戰爭。巴國抵擋不住蜀軍凌厲的進攻，只得派人前往秦國求援。

此時秦相張儀正推出徵韓方案，當然不願意臨時變更計劃，故而堅持己見：“應該先徵韓。”但是司馬錯不同意張儀的看法，他說：“應該先伐蜀。”

張儀滔滔不絕地大談徵韓方略，他認為應該出兵攻打南韓戰略要地三川，封鎖南韓重要交通要道。只要控制了南韓，就可以把周王室控制在手心。周天子窮途末路，必定要獻出國家寶藏、象徵權力的九鼎。到時秦國據有九鼎，又得到周室所藏的全國地圖、戶籍資料，可挾天子而號令天下，這是王者的事業！

張儀還認為：蜀國不過是西部偏遠的國度，又是戎狄蠻夷之地，就算興師動眾去攻打，也不可能贏得什麼功名，得到那片荒涼的土地，不能帶來什麼好處。明擺著周室、南韓的地盤不去爭，而去爭蠻夷之地，這不是王者所做的事。

司馬錯反駁說：

“不是這樣的。王者的事業，必須有三個堅實的基礎：第一，要使國家富裕，必須要擴大國土面積； 第二，要使軍隊強大，必須使百姓富有； 第三，要稱王就得廣施恩惠。這三點做到了，王者的事業就具備條件了。

現在秦國土地還不夠大，百姓還不夠富有，當務之急是要先解決這兩件事。蜀國是西部偏遠的國家，又是戎狄之長，國內面臨危機，秦國如果能乘勢發動進攻，就如同狼對羊群發動突襲一樣，必定手到擒來。奪取蜀國的土地以擴大秦國的地盤，奪取蜀國的財富來充實秦國百姓的腰包，改善軍隊的裝備。蜀國實力不強，我們不必付出重大傷亡，就可以令他們舉國投降。救援巴國，師出有名，滅掉蜀國，天下人也不會說我們殘暴；撈足了好處，天下人也不會說我們貪婪；真是一舉多得、名利雙收。

倘若攻打南韓、挾持天子，背上不義的惡名，未必能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為什麼這樣說呢，請聽我的分析：周在名義上是天下諸侯共尊的王室，南韓與齊國是盟友。如果周王室面臨喪失九鼎的危險，南韓面臨丟失國土的困境，必會困獸猶鬥，向齊國、趙國借兵，謀求與楚國、魏國和解。楚國一直覬覦周室的九鼎，若是周天子情急之下把九鼎送給楚國，楚國必定會一馬當先出兵相救；魏國一直想得到南韓的三川之地，南韓迫於無奈之下，將三川之地拱手相送，魏國勢必會與南韓聯手對付秦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攻打南韓的戰略，不如攻打蜀國來得圓滿。”

司馬錯的看法是，秦國攻打南韓，必定會引來其他諸侯的圍攻，未必能收到預料的戰果。攻打蜀國，師出有名，中原諸侯也不會為一個蠻夷之邦而出手相救，可坐收全功。

對比兩套方案，徵韓顯然急功近利，伐蜀則志在長遠。

秦惠王最後拍板決定：伐蜀！

事實證明，司馬錯的戰略是正確的。秦國奪取巴蜀後，佔據遼闊的西部，控制“天府之國”的糧倉，控長江上游，居高臨下，雄視東方，隱隱有窺視天下之勢矣。

首先，秦國一點兒也不危急，南韓乃七雄中最弱國，根本無法對秦中國產生威脅。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伐韓還是伐蜀，對於秦惠文王來說只是個戰略方向問題，而不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看這場朝堂爭論背景，當時蜀國的一個封國，苴國（今四川廣元一帶）與蜀國互相攻擊，苴侯（蜀君“蘆子霸王”之弟）兵敗，逃至巴國，又去求救於秦。同時南韓也來侵擾秦國。於是二人對先伐蜀還是先伐韓起了爭議，司馬錯主張伐蜀，張儀主張伐韓。張儀的主張是，南韓與魏楚兩國親善，掌控著“三川”（伊水、洛水、汝水）地區，又控制著什谷（今河南滎陽）、屯留（今山西長治屯留區）的要道（這兩條要道即東進華北平原的虎牢關要道和太行八陘中的“滏口陘”），如若秦國能順道同時與魏、楚合作，就可以兵鋒直指洛陽，利用周天子殘餘的權威“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這才是王者之業。而蜀，僅僅是西方的戎狄之邦，討伐蜀國名利一樣都得不到。而三川、周室，是天下的大都會，如果我王不爭大都會，卻去爭奪夷狄之地，這遠遠談不上是什麼王業。而司馬錯則認為，“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者全備，方能成就王業。如今秦國依然地小民貧，所以還是先從簡易之事入手。蜀，是一個“戎翟之長”之國，又有“桀紂之亂”以秦國的國力對付蜀國，猶如豺狼逐群羊，戰後可以拿到一大片土地增加國土，也能取用其財富富民強兵，還不會製造惡名。而攻伐南韓，劫持天子，會招致惡名又不一定得到實利，會冒犯天下各國之大不韙。更何況周室好歹還是天下共主的象徵兼齊、韓的盟友，劫持天子，只會招致惡名，此舉甚是不善。

事實上，蜀國對秦國的威脅更大。它曾經趁著秦國厲共公卒後的混亂時期，一舉奪取了漢中地區的要地南鄭（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鄭反”，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取我南鄭”），蜀人甚至還曾經跨過秦嶺，一度打到秦國故都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城下（此事大抵發生於秦國獻公-孝公相承之時代），蜀王在漢中一帶的峽谷中圍獵之時，也能與南巡的秦惠文王相遇。可見此時蜀國對秦國的威脅，怕是不亞於後世諸葛亮對曹魏關中地區的作用。但是，在張儀與司馬錯在朝上爭論之時，巴蜀聯盟已經破裂，同時苴國所處之葭萌（今四川廣元）也是大巴山南麓一處要地，在秦嶺以南地區，楚在今安康一帶置有漢中郡，秦則佔有祁山一帶地區。再來看一看當時周室和關東的處境，張儀言南韓威逼周室確屬實事，早在周顯王二年（前367年），韓與趙二國就藉著“新周公”（週考王所封）家族的內鬥，把周室僅存的領地分裂為西周（都雒邑王城，今河南洛陽王城）、東周（都鞏，今河南鞏義，同時佔據成周，今洛陽漢魏故城一帶）兩塊，所以過了四年，秦獻公在石門（今山西運城西南）擊破三晉聯軍，斬首六萬以後，周天子即派人祝賀，這足見，秦國在獻公復興以後，周室是把秦國看做是壓倒欺壓周室之三晉的救世主的。在孝公、惠文王的時代，周室其實也很看重秦國的作用，同時秦國也依然扮演著春秋中期楚國西翼打手的角色，以對抗三晉（一直到蘇代聯絡合縱攻秦（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以前皆是如此，衛鞅受封商君以後對楚動手僅是他拓展封地的個人舉動，與秦廷號令無關）。蘇洵的觀點“六國破滅，弊在賂秦”也有一定弊病，秦國在變法初期，扮演的乃是懲治大壞蛋魏國及其幫兇韓、趙的角色，所以起初關東諸侯那時候其實還是普遍樂見於秦國崛起的，不過到了司馬錯伐蜀以前，反秦的“合縱”聯盟也初次結成，並且在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攻秦至函谷關，敗退而去，雖然關東聯軍失敗，不過東方諸侯的力量，也的確不可小視。對中原的攻略，也誠如司馬錯所言，我們攻伐南韓，取代了韓魏威逼天子的地位，就會招來新的惡名而得不到實利，不如出兵羸弱的蜀國，能擴張地盤還能擴充財富。在對未來的發展戰略方面，人們也確實應該對風險與利益都加以評估，才能得到實際的好處，秦惠文王能聽取司馬錯的意見，也能看得出他也頗有戰略眼光。

張儀入仕秦國之後，積極參與秦國的戰略決策，為秦國謀伐諸侯。

公元前316年西南部落國家巴國、蜀國相互攻伐，一時間難分勝負。於是，巴國、蜀國分別向秦國發出告急文書。秦惠文王傾向於伐蜀，但是前往蜀國需要翻過崇山峻嶺，且道路危險、狹窄，總之，大軍伐蜀困難重重。

而此時，或許巴、蜀相互攻伐的訊息已經傳遍諸侯列國，南韓開始不安分起來，且整軍備武直奔秦國而來。於是秦惠文王又有了討伐南韓的打算。

秦國上下面臨伐巴蜀，還是伐南韓的問題。在秦國朝廷立即分為兩派，分別以張儀和司馬錯為首。兩派之所以針鋒相對，是對當前的局勢認識不同，且均以秦國的長遠發展為基點。

若討伐蜀國，“道險狹且難至”，不利於大軍輸送、物資轉運，確實有無功而返的可能，且有南韓趁火打劫前來攻秦的危險；若先討伐南韓再去巴蜀平叛，面臨的困難是秦國接連進行兩次戰爭，一旦出現差錯，將前功盡棄。此時的秦惠文王面臨伐蜀還是伐韓再伐蜀的兩難抉擇。

秦國的公卿大夫也圍繞這兩個選擇在激烈地爭論，其中將軍司馬錯主張伐蜀，而張儀主張伐韓。張儀口舌之士首先闡明伐韓的理由。張儀認為，討伐南韓，在展開軍力部署出兵三川，堵住什谷隘口，封鎖屯留要道的同時，展開外交斡旋，即“親魏，善楚”，然後，秦國可以出兵攻打南韓重鎮新城、宜陽，進而可以威脅東、西二週。到那時秦國可以“據寶鼎，按圖籍”挾天子以號令天下，天下諸侯莫敢不從。唯有如此才是王霸天下的正經事業，是與戎狄正高下無法比擬的。

張儀伐韓的分析有理有據，令滿朝文武心服口服。正當張儀洋洋得意之時，司馬錯以軍人的視角發表了看法。司馬錯丟擲了實現王霸天下的三個條件，“欲富國務先廣其地”、“欲強兵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而今秦國地域狹小，秦人苦窮，在此情形下，秦國必須先從容易處著手，獲取實惠，壯大實力。此時，巴蜀相互攻伐，秦國可以藉此出兵平亂，然後制服戎翟之長蜀國，“得其地足以廣其國，取其財足以富其民”，秦國可以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而張儀所言伐韓、劫天子將會招致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到那時，秦國損兵折將，且揹負不忠不義的惡名。

司馬錯站在周王室、南韓的角度分析道，若周王室自知無法保住九鼎，南韓自知失三川無以為守，兩國實現戰略統一，再聯合齊國、趙國，並說服楚國、魏國將寶鼎送給楚國，割地給魏國。到那時，秦國將不但無法應付周、韓、趙、齊、楚、魏攻秦，哪裡還能顧得上伐蜀。

司馬錯不愧是有謀略的領兵將軍，將伐韓的利害得失分析的透徹明瞭，無懈可擊。起初，一直主張伐韓的張儀聽了亦連連稱是，且坦言此前所獻伐韓策略考慮不周，甘拜下風，難以與司馬錯的分析相提並論。

秦惠文王當即下令司馬錯整軍備武進軍西南，討伐蜀國。最終秦國滅掉了戎翟之長蜀國，將蜀國併為秦的屬地，蜀王貶為侯，並命派重臣陳莊相蜀，主持蜀地事務。從此，秦國以富庶的巴蜀為資，實力大增，諸侯列國聞秦膽寒。

張儀在伐蜀問題上所慮不周，但並未影響他為秦效力的積極性，在司馬錯全力伐蜀的同時，他在積極斡旋令山東諸國有趁火打劫之心，卻無從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