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覺得西漢王朝的衰落和大秦帝國滅亡是有些類似的，都是寰宇之內再無敵手。到了漢宣帝時期，匈奴雖然還沒有徹底滅亡，但是已經龜縮到了漠北地區再也無法對漢家造成巨大威脅，於是統治階級開始享受這花花世界，再也不去想"高帝復平城之恥，呂后書絕之辱"，西漢帝國一直堅持的打壓地主豪強的政策也開始懈怠，導致皇族力量開始衰敗。

當然西漢滅亡也和漢武帝有一定關係，雖然漢武帝給這個民族注入了無比自豪的精神，但是他也是有缺點的，最嚴重的就是晚年的巫蠱之禍，牽連甚眾，雖然廢太子的確要將太子派系清洗一遍，但是和太子關係不大的軍隊也受到了牽連，很多戰功赫赫的軍隊被勒令解散，真的很可惜…

我研究西漢末年史多年得出的結論是：西漢敗落的內因是社會價值觀的扭曲，外因是自然條件的惡化。社會價值觀的扭曲又跟儒學發展密切相關，是儒家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震盪期”。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很多讓後人很難理解的行為，以及空前絕後的大事件。

自漢武帝開始，儒學成為顯學，逐步走向政治生活前臺。但儒學成為國家唯一的統治思想，政府官員完全被儒家學者壟斷，始自漢元帝。

漢元帝劉奭恐怕是中國歷史上，儒學成就最高的帝王之一。個人對儒學的崇拜，加上全社會對儒學的推崇，促使漢元帝真正做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元帝之後的成、哀、平三朝，秉承了漢元帝“以儒治國”的理念，儒學進入一個高峰期，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

歷史上把西漢敗落的原因歸結到漢元帝個人身上，有一定道理，但從根子上來說，儒學發展儒家當道已經成歷史必然，並非哪個皇帝就能阻擋得了。

“天人感應”主要表達的意思是，上天會對人的德行進行評判，如果你做了好事，上天就會降下祥瑞，相反老天就會以“災異”事件加以警告。尤其是對皇帝，如果做了不德行為，就會出現地震、日食、水旱災害等等。如果皇帝仍然不能及時改過，上天就會“更天命”（改朝換代）。

本來“天人感應”以神的名義，約束權力無限的皇帝，有它的積極意義，但沒想到的是，董仲舒不小心打開了一個潘多拉之盒，“天人感應”竟然發展成了西漢儒學的一個主流流派：讖緯學說！

“讖緯學說”就像邪教組織的聖經，滲透於儒家學者的各個角落。當時針鋒相對的兩大學派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在“讖緯學說”上卻驚人地一致，足見這個學說的威力。

“讖緯學說”最大的危害就是，儒學宗教化，儒家學者們忘記了儒學“修身養德”的根本，劍走偏鋒地從典籍中尋找“上天”的旨意，牽強附會地以此解釋各種社會現象，並以此左右政局，黨同伐異。

所以，西漢末年研究“讖緯學說”的儒生們，嚴格意義上講，只是一群披著儒家外衣的旁門左道份子，是一幫邪教徒。但可悲的是，他們恰恰成了西漢帝國的精英，成為居廟堂之高的帝國利益實際控制者。

今天我們知道，“才”不等於“能”。但西漢末年“以才代能”，普遍認為，書讀得越好越有能力，甚至把辦事能力強，但學術成就不高的那類人，歸為“器有極”，能力有極限，不好好讀書，上限就那樣了。

自漢元帝開始，朝廷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多都是由當世大儒擔任，這些大儒都是赫赫有名的儒學巨擘。比如蕭望之、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馬宮等。但當我們把這些人的政績拿出來曬一曬就會發現，除了蕭望之稍好一點，其他的都是百無一用的腐儒，根本沒有擔任國家重任的能力，甚至出現過鬧笑話的政事處理方式。

最典型的就是黃河治理問題，兩次最大的黃河氾濫，一次是匡衡等誤以“大儒”為專家，不顧真專家的警告，沒及時修理黃河導致幾十萬人受災。還有一次更讓人無語，面對專家的警告，一幫重臣討論的結果是：黃河泛不氾濫取決於德行，只要修德黃河就不會氾濫，不用修！

與之對比，漢成帝時期曾經有一個牛人叫薛宣，此人從最基層一路打拼，一直做到丞相，行政能力超強，但因為學問太低，從小吏到同僚，乃至皇帝都看不起他，最後被免官。

人才觀的極度扭曲，使漢帝國充斥的是一群死讀書的無能之輩，這樣的國家敗落也是在情理之中。

漢元帝還能堅守簡樸之風，到了漢成帝時期，從皇帝到大臣，比著腐化墮落。漢成帝為趙合德修昭陽宮，黃金鋪地，珠寶飾牆。漢哀帝為男寵董賢修宅邸，比皇宮都鋪張，還一次性賞地四十萬頃！

有個叫張禹的丞相，五年幾乎不做一件事，每天忙於置地產，享受聲樂。漢成帝的舅舅們按皇宮形制修建自家宅院，甚至為了引水，把城牆鑿穿！

他們墮落的資本，毫無疑問需要老百姓買單！上層腐化的結果就是土地兼併嚴重，奴隸和流民越來越嚴重，成為西漢帝國無法根治的毒瘤！

據氣象資料表明，西漢末年中國進入一個冰寒期。史料記載，那段時期國家面臨頻繁的旱災、寒災、水災和地震。再加上時不時的蝗災，給西漢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

所以，也有人說，西漢是被老天弄死的！

我一直認為，王莽不是篡國，他是被推上皇位的。這段歷史也只能在西漢末年，這種特殊環境下才可能產生，註定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因為“讖緯學說”的影響力，加之西漢不斷的敗亡徵兆，所有人都認為，西漢已經被老天拋棄了，只有“更天命”一條路可以走。

誰都知道，改朝換代就意味著既得利益階層的大出血！也包括無辜國民的流血犧牲！所以大家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更天命”。

這就需要找到一個各方勢力都能接受的利益代表人，這個人就是全社會選中的王莽！正是在這種歷史環境下，王莽被硬生生地推上了皇位，結束了西漢王朝兩百年的統治！

總之，西漢滅亡不是哪個人能左右的，是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振盪期，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陣痛期！

西漢滅亡的根本原因是皇帝幼小，外戚專權。新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天災。

古代政治穩定的時候，都是上面有一個強人，下面控制著好幾個派別。如果皇帝能當這個強人，那麼是最好的。如果皇帝幼小，下面的派別就會互相鬥爭，直到決出一個勝利者。然後勝利派別再分裂成幾個小派別。

西漢末年的幾個派別就是幾個太后的家族，而最後的勝利者就是王太皇太后。因為她活得特別長，因此家族勢力在幾十年的發展中越來越大，最後控制了朝廷。但是王太皇太后並沒有注意到在自家人馬中培養對抗勢力，使得王家的權力最後又歸到王莽一身。

於是王莽就有了篡權的基礎。因此皇帝不能控制局勢和當時外戚專權的局面，是西漢滅亡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王莽，王家也會有別人來篡權的。

王莽改制雖然得罪了少數民族和天下人，但是這些並不重要。因為那時候的匈奴等加起來也不是中原王朝的對手。而一般人再不滿，只要能活得下去，並不願意造反的。事實上，王莽改制了十年都沒有叛變，直到公元17年蝗災、旱災、黃河氾濫各種天災同時發作，當年才開始出現大規模叛亂。因此天災是王莽滅亡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王朝很少能過三百年的。兩漢加起來才四百多年。

從經濟領域來看，王朝初興，主明臣能，各項政策相對合理。土地私有之下的小農作為王朝的徭役賦稅的承擔者還能維持基本的生存。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商鞅變法確立的土地自由買賣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土地越來越多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作為既得利益者，地主官僚階層成為國家改革困難和造成民眾苦難的最大障礙。國家制度也失去了活力，可能三百年就是這個經濟週期的極限了吧！

從政治上看，漢承秦制，專制集權制度還處在發展過程中，還不夠完善。西漢王朝重用外戚的制度和集權體制的特徵使得每次權力轉移都可能造成西漢王朝的動盪。宦官權力的膨脹和他們與官僚集團的鬥爭都削弱了國家的統治力。在民變面前顯得十分的脆弱。與此同時，制度的僵化可能也造成面對問題時國家的處理不及時和方法失當。

從文化上看，戰國時期的陰陽家鄒衍所主張的五德終始學說使得王朝更替是被接受和實踐的。“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種德性或效能。“五德終始”指這五種性能從始到終、終而復始的迴圈運動，鄒衍以此作為歷史變遷、王朝更替的根據。這種學說的流行讓那些有可能取代西漢王朝的人有了理論支援和實踐的動力。

西漢的滅亡，是由於政治生態惡化，帶來經濟及社會一系列問題，形成連鎖反應後的必然結局。

西漢的最強盛時期，當屬漢宣帝在位期間。

漢宣帝劉詢（劉病已），是漢武帝的曾孫、戾太子之孫，身在襁褓之中時遭受大難，在監獄中喝女犯人的奶存活，依靠著典獄長的關照才逃出生天。其後的少年及青年時期則流落民間，飽嘗人世疾苦，對政府存在的弊端洞若觀火、深惡痛絕。

故他在位時採用了王道、霸道兼用的思路治國（法家的主張），剛柔並濟，整頓吏治，嚴明法制，土地兼併得到了有效遏制，進一步減輕人民負擔，社會和諧穩定；對外，大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稱臣，北方的邊患幾乎消失。漢宣帝時期，西漢的國力、百姓生活水平、社會秩序等都達到了頂峰，史稱“孝宣之治”。

但從他的兒子漢元帝開始，西漢開始走下坡路。

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劉奭，自小生活在宮中，衣食無憂，享受良好教育，形成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風格。他是一位典型的儒生，精通各類儒家經典，通曉音律、多才多藝，待人柔和有禮。

但這種性格並不適合治國理政，他在位時放鬆吏治，並且輕信宦官、權臣，朝政開始走下坡路，西漢王朝開始從頂峰時期漸漸衰落。

而到漢成帝即位後，外戚王氏開始把控朝政（這裡的王氏，是指成帝的母親、即太后王政君的家族），國家制度逐漸遭到破壞。這26年間，以王氏家族為代表，權貴及大地主階層變本加厲，驕奢淫逸，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國家及平民的財富逐漸被消耗。再加上土地兼併日趨嚴重，百姓流離失所，西漢王朝的社會經濟基礎已經幾乎被毀。到了公元前6年漢哀帝即位時，大漢王朝已經岌岌可危。

在這時候，部分大臣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試圖控制土地兼併、遏制失去土地農民賣身為奴的現象，緩和社會矛盾，但在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對下，相關改革無疾而終。

失去了自救機會的西漢王朝，最終被善於收買人心的外企王莽篡權，正式宣告滅亡。

在中國的封建歷史上，有一個生態怪圈：

皇帝英明→政治清明→社會有序→經濟基礎健全→國家強大→繼位者昏聵→任用奸臣外戚宦官→制度破壞→土地兼併→經濟崩潰→離心離德→百姓起義→滅亡→新的政權誕生.....然後繼續開始新一輪迴圈。

這是封建社會無法解決的制度問題。

直到西漢被取代時，國家依舊很強大。西漢王朝是典型的“江山改姓而天下未亡”的朝代。王莽篡漢是一場典型的政變，王莽並不是像朱溫一樣手握重兵的一方諸侯，也不是曹操一樣文武兼備的亂世梟雄。他的履歷當中雖然一直是大司馬，但是他卻沒有自己的核心軍隊，他在位時期使用的依舊是原來漢朝的軍隊，換個番號，原來效忠劉氏，如今效忠王氏如此而已。只是因為西漢後期皇帝失去權威，地方離心離德才使得王莽有機可乘。

王莽真正完全掌握權力是在漢平帝時期，他一直以來扮演的都是西漢王朝的忠臣孝子角色，對人寬厚，禮賢下士。王莽的上位完全是他的良好形象所促使的。他憑藉著王太皇太后的權威，竊取了屬於皇帝的權威，僅僅數年就將內外權力握於一手，號稱“安漢公宰衡大司馬”。其實，如果王莽不稱帝，他很可能是第二個周公。但是，他最終還是經不住權力的誘惑，篡奪了劉氏江山。

漢朝失去江山的原因主要是，元帝之後，皇帝子嗣稀薄，皇位後繼無人，給了王莽機會。另外，成帝、哀帝都是英年早逝，沒有辦法建立威望和外戚勢力有效的抗衡。漢光武帝奪回江山後，在法統上也自認是繼承漢元帝的法統。再加上，成帝寵信後宮趙飛燕等妖婦在宮中為非作歹，危害皇嗣，“燕飛來、啄皇孫”甚至成為了典故。漢哀帝更是有龍陽癖好，重用奸佞董賢，讓天下有識之士寒了心。所以，漸漸地社會上的力量就不再支援劉氏江山。

前期的禍根是漢武帝的窮兵黷武，導致文景之治以來的家底被揮霍帶勁，不得已竟賣官鬻爵，最終落得個下“罪己詔”的田地。

而外戚專權，並進行失敗的社會經濟改革，是最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