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出生的時候，正趕上一場家庭悲劇。
波伏娃剛出生，祖父在與別人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他以前是個了不起的銀行家，如今銀行倒閉，窮困潦倒。
女兒與女婿只好獨立生活，他們搬到了出租的寓所，那個寓所一共有兩個臥室，一個客廳，位於一幢簡陋的小樓上。
女人成了家庭主婦，男的則不得不在律師事務所討生活。
由於十分懷念過去的貴族生活，波伏娃的母親，一位家庭主婦，非常渴望能將這一切在波伏娃身上覆製出來。
她剛滿3歲，母親就給她買來兒童讀物，5歲半就到阿德利娜·德西爾學校的學前班，7歲就開始了兒童故事的創作。
此外，母親還讓她學英文，學鋼琴，她實在不想讓波伏娃淪為一般的女子。
父親的影響就更多了。他根本不想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他是個爛漫派，整天幻想著做一位優秀的戲劇演員。
父親有些不良嗜好，但他對戲劇的熱情還是感染了母女兩，他自己寫劇本，經常讓妻女背誦戲文，給她們上朗誦課，訓練走臺步，還指導化妝。
1914年，一戰爆發，父親應徵入伍，家裡輕鬆愉快的氣氛消失了，連經濟上也出現了困難。波伏娃眼看著自己的母親為支撐家庭操勞過度，整個生活仍不見起色，而且還越來越窮。
父親退伍回來後，這種情況也沒有改善。於是，波伏娃15歲時，父親終於開口了，“你必須工作，否則甭想結婚。”
不過，波伏娃沒聽。17歲時，她考上了索爾邦大學——就在蒙巴那斯大街上。
波伏娃選擇了文學、數學、哲學這三個專業，私下裡還想讀一個法學。倒不是說她是個天生的學習狂人，只是文憑越多，越能找到好工作。
儘管學習成績優異，她還是沒有安全感，那4年來，她為自己制定了嚴格的學習計劃，發誓決不虛度此生。
父母因經濟困難沒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絕對是被耽誤了。她要極力避免這樣的事在自己身上重蹈覆轍。結識薩特之後，她在自我解放的路上就一去不復返了。
電影《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的薩特與波伏娃
1929年，波伏娃通過了教師學銜考試，苦行僧式的學習告一段落。她得尋求些刺激來放飛自己。
她學會了抽菸，經常在藝術之家咖啡館裡閒逛，沒事就到電影院，劇院，音樂廳去消磨時間。
她讀了很多小說，喬·治桑成了她的偶像。為了不讓父母過度干涉自己，她搬到了外祖母家居住，每個月付給外祖母一定的房錢。
放飛自我整個過程中，最異乎尋常的一點就是她的戀愛關係。過去她愛上了表哥，沒日沒夜地想著結婚。
如今，她愛上了薩特，卻跟他簽了一份戀愛協議。按協議的意思，雙方要保持兩年的戀愛關係，但保持各自獨立，不同居。要永遠坦誠，不欺騙彼此。
兩年裡，波伏娃與薩特聚少離多，兩年後，也是各奔東西，就像個別的老夫老妻那樣。
1931年，兩人為紀念戀愛兩週年，去了火車站，他們握手道別，說彼此珍重。火車啟動，薩特北上去了勒阿弗爾，波伏娃則南下去了馬賽。
一切就像排練過。
波伏娃要去蒙格朗公立中學做老師。但她根本不是個好老師，她太標新立異，經常給年紀輕輕易受蠱惑的少女們灌輸新思想，什麼要獨立自主啦，要多讀書啦，而且讀書要讀什麼書，不是言情小說，而是紀德、普魯斯特這種離經叛道的新派作家的書。
結果，波伏娃受到了全校老師與家長的一致反對，他們讓她“盯緊課本要求，不要超綱。”
波伏娃在學校裡的朋友很少，幾乎沒有。她依然保持在巴黎時的習慣。一個人去看電影，一個人去咖啡館，一個人在食堂吃飯。
她的單身生活，硬得像一塊石頭。每到週四或週末，她就套上自己最舊的裙子，背上布提包，徒步旅行去了。為了抵禦這種獨居生活的清冷與孤單，她也開始嘗試創作。
4年來，她一直是個很失敗的教師，動不動就被學校行政團體打壓。她的煩惱還不止這些，在柏林，薩特愛上了同事的妻子。
聽聞這次移情別戀，波伏娃立刻就奔去了柏林。她改變了計劃，說自己想同居。
薩特同意了，但依舊沾花惹草。唯一能阻止他的或許是另一場戰爭：二戰。1939年6月，法國宣佈參戰，薩特去了前線。
波伏娃沒弄到通行證，所以一直沒能去前線看望薩特。她每天就就坐在多姆咖啡館裡寫東西。
薩特回來了，因為他視力下降太快，連文官的工作也不能勝任了。不過，回來並不代表自由，巴黎已經淪陷，知識分子只能苟且偷生。
戰爭讓所有人都不好受，每個人都希望找到一種自由的突破口。這時期，波伏娃與自己的學生娜塔莉關係特別好。
兩人經常出雙入對的走在大街上，一有時間就去咖啡館，酒吧，電影院裡閒逛。
然而，娜塔莉的母親卻把波伏娃給告了，說她誘騙未成年少女。自從女兒與波伏娃成為朋友後，她一直擔心女兒變成一個壞人。
12年的學校生涯就此結束，波伏娃被學校開除，永遠不能再教中學，穩定的經濟收入也沒了。
幸運的是，同一年她的小說《女賓》出版。
此時，最讓她煩憂的不是工作，而是戀愛契約。她與薩特重新定了一個新約，名為“三重奏”。
薩特發起了這樣一個契約，而波伏娃只是被動的參與者。“三重奏”的意思就是，既讓薩特保持著與其他女人的曖昧，又保持著與波伏娃的戀愛關係，這完全破壞了一夫一妻制。
出門時，波伏娃必須與兩個人一起，薩特與他的新情人奧加爾。波伏娃覺得，這根本就是侮辱，奧加爾很嫵媚，總是搔首弄姿，可一旦沒了薩特，兩個女人單獨面對面，她就不那麼可愛了。
“三人行”很彆扭。波伏娃受不了，奧加爾也變扭，很快就散了。而薩特自己也在《隔間》裡承認了這種關係的失敗，他說，“他人，即地獄。”
但很快，另一個“三重奏”又開始了，此後又出現了無數次。波伏娃雖然默認了這種關係，但她還是坦誠說自己並不是很開心。
我試圖在這種關係中得到滿足，但我白費了力氣，我在其中從未感到自在。
不僅她自己不自在，外界的反應更是震驚。她的女學生寫自傳時，還不忘諷刺說：“對於自己班上的年輕姑娘，波伏娃總是自己先嚐一口，然後送到薩特的床上。”
她討厭別人這麼說，但沒阻止。她如何阻止呢？到美國之後，她發現自己愛上了一個22歲的小夥子阿格林。
斷斷續續的交往了三年後，波伏娃還覺得，自己最好還是回到薩特身邊，就像他屢次出軌卻又回到自己身邊一樣，只有他們兩是精神上永恆的伴侶。
她回到了巴黎，薩特也剛好與其他女人分了手。而阿格林完全不理解，一個鼓勵出軌、分享愛情的契約，有什麼地方值得波伏娃信守終生？
再說了，薩特不年輕，也不帥氣，那張臉越老越像一隻被潑了硫酸的老青蛙，醜死了。
波伏娃自己也不明白，但她知道一點：只有在薩特身邊，她才能平心靜氣的寫作，才能創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種成為偉大女作家的生活。
她打算如何寫這樣一本書？獨居？隱世？還是像個幽靈一樣，鬼鬼祟祟，用一輩子游蕩於社會邊緣，靠著自己的偏執想象來創作？
都沒有，她選擇了雜誌連載。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第二性》，從1948年開始在《現代》雜誌上連載，次年出版。
出版後，大作家莫里亞克對這本書大吐苦水，“從文學上看，我們已達到下流的極限。當我們還是幼童時，大人們為使我們嘔吐，給我們灌進肚裡的正是這種反胃的東西。”
那這本書究竟說了什麼？
它談女性：一個只膜拜自己的，嚮往空中樓閣的成功的女人，不可能對其他女人熱烈相依，她在她們身上只看到了競爭者與敵人。
它談婚姻：婚姻幾乎總是毀掉女人。婚姻的悲劇性，不在於它向女人保障它許諾過的幸福——沒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因為婚姻摧殘了她，使她註定要過上重複和千遍一律的生活。
這種生活是什麼呢？
20歲就成了家庭主婦，永遠和一個男人聯結在一起，懷裡抱著個孩子。
它談到女人的一生：女子在整個一生中，常要解決的問題是很微不足道的，那就是：如何消磨時間？
由於女性對醫療，藝術，科學，宗教等等一無所知，她們的視野就只能窩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裡，這個空間就叫做：家。
她治理著家，保持著單調的節奏，行使著對家的領導權，使從外面回來的男人無所事事，幾乎成了個廢物。
它談到女性的態度：對這一切痛苦，女性沒有反抗，因為沒人教她。她當然不願意順從，所以她的態度就是，持續不斷的怨天尤人。
它痛心疾首的總結到：女人的不幸就在於她受到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
人們非但不鼓勵她奮鬥，反而對她說，你只要聽之任之滑下去，就會到達極樂的天堂。
當她發現自己被騙時，已經晚了，她的力氣在情慾的冒險中，在拜金主義的侵略中，已經消耗殆盡。
而最後，它鼓勵女人一定要獨立起來：
不要將打扮與家務變成難以掌握的藝術，因為這些根本不是藝術。
獨立意味著自卑，如果你真的獨立，真的思考過自己的處境，就會受到自卑情結的折磨。
不要因為自己笨拙，而對別人卑躬屈膝。
電視劇《性愛大使》引用《第二性》的內容
在性這件事上，波伏娃更是直言不諱：“一個花費精力，有責任感，瞭解與世界的阻力相鬥爭的女人，不僅需要——像男人一樣——滿足自己的肉體慾望，而且更需要體驗幸運的性冒險帶來的鬆弛與消遣。”
她甚至大聲疾呼，“謹慎會導致平庸。”作為女人，一定要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潛力，要有不求結果的體驗生活的興趣，更要有不含功利的好奇心。
然而，寫出這樣一本書的女性，始終沒有被視作真正獨立的人。她名字經常與薩特聯絡在一起，她的哲學理念也經常與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如出一轍，就連文學水平，也被人說是差了同期哲學家一大截。
波伏娃沒有氣餒。《第二性》出版後，她便投入到了另一部小說的創作中。1954年，她寫出了《名士風流》，這一次沒人敢多嘴了，因為《名士風流》獲得了龔古爾獎。
晚年的她，依舊活躍在國際舞臺上，活像個漫遊者，似乎是打算四海為家。由於局勢不穩，她又躲進了自己的創作中。
她先花了18個月寫了《一個良家婦女的回憶》，後來又連續寫了4大本回憶錄。
她人老了，但還是很積極。她與薩特一起去古巴訪問後，遇到了阿格林。
原來他是來拜訪波伏娃的，波伏娃的朋友覺得他無處可去，就把她的公寓藥匙給了他。波伏娃沒想到10年後還能再次見面，真是五味雜陳。
阿格林這次來，已經不是22歲的小夥子了，他結了婚，離婚，復婚，結果又離了。
幾經折騰他對生活也心灰意冷，一直過著獨居生活。鄰居們都說他脾氣古怪，不好相處。
波伏娃在晚餐席上聽他訴苦，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看了看薩特，他什麼也沒說。
1975年，薩特終於老到行動不便，視力衰竭的地步，波伏娃決定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邊。
他們沒有結婚，沒有生孩子，年輕時的放蕩都物是人非了。波伏娃暫停了自己的寫作計劃，專心陪伴薩特，她一筆一劃地記錄下他的口述，招呼朋友的同時也記錄下他們的談話內容。
1980年，薩特因肺氣腫去世。波伏娃對他，只剩下一腔的愛戀了。她低著頭，悲傷的說，“我想鑽進被窩，躺在他的身旁。”
但是，過了幾天她就重新振作起來，她不想被薩特的死拖住腳步。“永遠不要指望別人，要靠自己。如果我無所事事，什麼也不幹，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
她依舊在寫書，不斷地整理著薩特的遺稿。可是，悲傷與孤獨依舊像狂蟒一樣糾纏著她，六年後，她還是追隨薩特而去。
《第二性》這本書成了她的代表作。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本書更有名的女權主義著作了。
她在書中反覆強調，人們送給女性“女性的氣質”這種虛假的財富，來交換她的自由。所以，她從未結婚，也從未生過孩子，一直保持著她想要的那種獨立。
而這種獨立，相當的尖銳，幾乎是難以企及，一不小心就會被自卑感淹沒。
但她做到了。
就如同她在《第二性》裡所期待那樣，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女人。
而她不僅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希望其他的女性也能做到。
這一直是她的夢想。
波伏娃出生的時候，正趕上一場家庭悲劇。
波伏娃剛出生，祖父在與別人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他以前是個了不起的銀行家，如今銀行倒閉，窮困潦倒。
女兒與女婿只好獨立生活，他們搬到了出租的寓所，那個寓所一共有兩個臥室，一個客廳，位於一幢簡陋的小樓上。
女人成了家庭主婦，男的則不得不在律師事務所討生活。
由於十分懷念過去的貴族生活，波伏娃的母親，一位家庭主婦，非常渴望能將這一切在波伏娃身上覆製出來。
她剛滿3歲，母親就給她買來兒童讀物，5歲半就到阿德利娜·德西爾學校的學前班，7歲就開始了兒童故事的創作。
此外，母親還讓她學英文，學鋼琴，她實在不想讓波伏娃淪為一般的女子。
父親的影響就更多了。他根本不想在律師事務所工作，他是個爛漫派，整天幻想著做一位優秀的戲劇演員。
父親有些不良嗜好，但他對戲劇的熱情還是感染了母女兩，他自己寫劇本，經常讓妻女背誦戲文，給她們上朗誦課，訓練走臺步，還指導化妝。
1914年，一戰爆發，父親應徵入伍，家裡輕鬆愉快的氣氛消失了，連經濟上也出現了困難。波伏娃眼看著自己的母親為支撐家庭操勞過度，整個生活仍不見起色，而且還越來越窮。
父親退伍回來後，這種情況也沒有改善。於是，波伏娃15歲時，父親終於開口了，“你必須工作，否則甭想結婚。”
不過，波伏娃沒聽。17歲時，她考上了索爾邦大學——就在蒙巴那斯大街上。
波伏娃選擇了文學、數學、哲學這三個專業，私下裡還想讀一個法學。倒不是說她是個天生的學習狂人，只是文憑越多，越能找到好工作。
儘管學習成績優異，她還是沒有安全感，那4年來，她為自己制定了嚴格的學習計劃，發誓決不虛度此生。
父母因經濟困難沒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絕對是被耽誤了。她要極力避免這樣的事在自己身上重蹈覆轍。結識薩特之後，她在自我解放的路上就一去不復返了。
電影《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的薩特與波伏娃
1929年，波伏娃通過了教師學銜考試，苦行僧式的學習告一段落。她得尋求些刺激來放飛自己。
她學會了抽菸，經常在藝術之家咖啡館裡閒逛，沒事就到電影院，劇院，音樂廳去消磨時間。
她讀了很多小說，喬·治桑成了她的偶像。為了不讓父母過度干涉自己，她搬到了外祖母家居住，每個月付給外祖母一定的房錢。
放飛自我整個過程中，最異乎尋常的一點就是她的戀愛關係。過去她愛上了表哥，沒日沒夜地想著結婚。
如今，她愛上了薩特，卻跟他簽了一份戀愛協議。按協議的意思，雙方要保持兩年的戀愛關係，但保持各自獨立，不同居。要永遠坦誠，不欺騙彼此。
兩年裡，波伏娃與薩特聚少離多，兩年後，也是各奔東西，就像個別的老夫老妻那樣。
1931年，兩人為紀念戀愛兩週年，去了火車站，他們握手道別，說彼此珍重。火車啟動，薩特北上去了勒阿弗爾，波伏娃則南下去了馬賽。
一切就像排練過。
波伏娃要去蒙格朗公立中學做老師。但她根本不是個好老師，她太標新立異，經常給年紀輕輕易受蠱惑的少女們灌輸新思想，什麼要獨立自主啦，要多讀書啦，而且讀書要讀什麼書，不是言情小說，而是紀德、普魯斯特這種離經叛道的新派作家的書。
結果，波伏娃受到了全校老師與家長的一致反對，他們讓她“盯緊課本要求，不要超綱。”
波伏娃在學校裡的朋友很少，幾乎沒有。她依然保持在巴黎時的習慣。一個人去看電影，一個人去咖啡館，一個人在食堂吃飯。
她的單身生活，硬得像一塊石頭。每到週四或週末，她就套上自己最舊的裙子，背上布提包，徒步旅行去了。為了抵禦這種獨居生活的清冷與孤單，她也開始嘗試創作。
4年來，她一直是個很失敗的教師，動不動就被學校行政團體打壓。她的煩惱還不止這些，在柏林，薩特愛上了同事的妻子。
聽聞這次移情別戀，波伏娃立刻就奔去了柏林。她改變了計劃，說自己想同居。
薩特同意了，但依舊沾花惹草。唯一能阻止他的或許是另一場戰爭：二戰。1939年6月，法國宣佈參戰，薩特去了前線。
波伏娃沒弄到通行證，所以一直沒能去前線看望薩特。她每天就就坐在多姆咖啡館裡寫東西。
薩特回來了，因為他視力下降太快，連文官的工作也不能勝任了。不過，回來並不代表自由，巴黎已經淪陷，知識分子只能苟且偷生。
戰爭讓所有人都不好受，每個人都希望找到一種自由的突破口。這時期，波伏娃與自己的學生娜塔莉關係特別好。
兩人經常出雙入對的走在大街上，一有時間就去咖啡館，酒吧，電影院裡閒逛。
然而，娜塔莉的母親卻把波伏娃給告了，說她誘騙未成年少女。自從女兒與波伏娃成為朋友後，她一直擔心女兒變成一個壞人。
12年的學校生涯就此結束，波伏娃被學校開除，永遠不能再教中學，穩定的經濟收入也沒了。
幸運的是，同一年她的小說《女賓》出版。
此時，最讓她煩憂的不是工作，而是戀愛契約。她與薩特重新定了一個新約，名為“三重奏”。
薩特發起了這樣一個契約，而波伏娃只是被動的參與者。“三重奏”的意思就是，既讓薩特保持著與其他女人的曖昧，又保持著與波伏娃的戀愛關係，這完全破壞了一夫一妻制。
出門時，波伏娃必須與兩個人一起，薩特與他的新情人奧加爾。波伏娃覺得，這根本就是侮辱，奧加爾很嫵媚，總是搔首弄姿，可一旦沒了薩特，兩個女人單獨面對面，她就不那麼可愛了。
“三人行”很彆扭。波伏娃受不了，奧加爾也變扭，很快就散了。而薩特自己也在《隔間》裡承認了這種關係的失敗，他說，“他人，即地獄。”
但很快，另一個“三重奏”又開始了，此後又出現了無數次。波伏娃雖然默認了這種關係，但她還是坦誠說自己並不是很開心。
我試圖在這種關係中得到滿足，但我白費了力氣，我在其中從未感到自在。
不僅她自己不自在，外界的反應更是震驚。她的女學生寫自傳時，還不忘諷刺說：“對於自己班上的年輕姑娘，波伏娃總是自己先嚐一口，然後送到薩特的床上。”
她討厭別人這麼說，但沒阻止。她如何阻止呢？到美國之後，她發現自己愛上了一個22歲的小夥子阿格林。
斷斷續續的交往了三年後，波伏娃還覺得，自己最好還是回到薩特身邊，就像他屢次出軌卻又回到自己身邊一樣，只有他們兩是精神上永恆的伴侶。
她回到了巴黎，薩特也剛好與其他女人分了手。而阿格林完全不理解，一個鼓勵出軌、分享愛情的契約，有什麼地方值得波伏娃信守終生？
再說了，薩特不年輕，也不帥氣，那張臉越老越像一隻被潑了硫酸的老青蛙，醜死了。
波伏娃自己也不明白，但她知道一點：只有在薩特身邊，她才能平心靜氣的寫作，才能創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種成為偉大女作家的生活。
她打算如何寫這樣一本書？獨居？隱世？還是像個幽靈一樣，鬼鬼祟祟，用一輩子游蕩於社會邊緣，靠著自己的偏執想象來創作？
都沒有，她選擇了雜誌連載。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第二性》，從1948年開始在《現代》雜誌上連載，次年出版。
出版後，大作家莫里亞克對這本書大吐苦水，“從文學上看，我們已達到下流的極限。當我們還是幼童時，大人們為使我們嘔吐，給我們灌進肚裡的正是這種反胃的東西。”
那這本書究竟說了什麼？
它談女性：一個只膜拜自己的，嚮往空中樓閣的成功的女人，不可能對其他女人熱烈相依，她在她們身上只看到了競爭者與敵人。
它談婚姻：婚姻幾乎總是毀掉女人。婚姻的悲劇性，不在於它向女人保障它許諾過的幸福——沒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因為婚姻摧殘了她，使她註定要過上重複和千遍一律的生活。
這種生活是什麼呢？
20歲就成了家庭主婦，永遠和一個男人聯結在一起，懷裡抱著個孩子。
它談到女人的一生：女子在整個一生中，常要解決的問題是很微不足道的，那就是：如何消磨時間？
由於女性對醫療，藝術，科學，宗教等等一無所知，她們的視野就只能窩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裡，這個空間就叫做：家。
她治理著家，保持著單調的節奏，行使著對家的領導權，使從外面回來的男人無所事事，幾乎成了個廢物。
它談到女性的態度：對這一切痛苦，女性沒有反抗，因為沒人教她。她當然不願意順從，所以她的態度就是，持續不斷的怨天尤人。
它痛心疾首的總結到：女人的不幸就在於她受到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
人們非但不鼓勵她奮鬥，反而對她說，你只要聽之任之滑下去，就會到達極樂的天堂。
當她發現自己被騙時，已經晚了，她的力氣在情慾的冒險中，在拜金主義的侵略中，已經消耗殆盡。
而最後，它鼓勵女人一定要獨立起來：
不要將打扮與家務變成難以掌握的藝術，因為這些根本不是藝術。
獨立意味著自卑，如果你真的獨立，真的思考過自己的處境，就會受到自卑情結的折磨。
不要因為自己笨拙，而對別人卑躬屈膝。
電視劇《性愛大使》引用《第二性》的內容
在性這件事上，波伏娃更是直言不諱：“一個花費精力，有責任感，瞭解與世界的阻力相鬥爭的女人，不僅需要——像男人一樣——滿足自己的肉體慾望，而且更需要體驗幸運的性冒險帶來的鬆弛與消遣。”
她甚至大聲疾呼，“謹慎會導致平庸。”作為女人，一定要努力挖掘自己身上的潛力，要有不求結果的體驗生活的興趣，更要有不含功利的好奇心。
然而，寫出這樣一本書的女性，始終沒有被視作真正獨立的人。她名字經常與薩特聯絡在一起，她的哲學理念也經常與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如出一轍，就連文學水平，也被人說是差了同期哲學家一大截。
波伏娃沒有氣餒。《第二性》出版後，她便投入到了另一部小說的創作中。1954年，她寫出了《名士風流》，這一次沒人敢多嘴了，因為《名士風流》獲得了龔古爾獎。
晚年的她，依舊活躍在國際舞臺上，活像個漫遊者，似乎是打算四海為家。由於局勢不穩，她又躲進了自己的創作中。
她先花了18個月寫了《一個良家婦女的回憶》，後來又連續寫了4大本回憶錄。
她人老了，但還是很積極。她與薩特一起去古巴訪問後，遇到了阿格林。
原來他是來拜訪波伏娃的，波伏娃的朋友覺得他無處可去，就把她的公寓藥匙給了他。波伏娃沒想到10年後還能再次見面，真是五味雜陳。
阿格林這次來，已經不是22歲的小夥子了，他結了婚，離婚，復婚，結果又離了。
幾經折騰他對生活也心灰意冷，一直過著獨居生活。鄰居們都說他脾氣古怪，不好相處。
波伏娃在晚餐席上聽他訴苦，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看了看薩特，他什麼也沒說。
1975年，薩特終於老到行動不便，視力衰竭的地步，波伏娃決定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邊。
他們沒有結婚，沒有生孩子，年輕時的放蕩都物是人非了。波伏娃暫停了自己的寫作計劃，專心陪伴薩特，她一筆一劃地記錄下他的口述，招呼朋友的同時也記錄下他們的談話內容。
1980年，薩特因肺氣腫去世。波伏娃對他，只剩下一腔的愛戀了。她低著頭，悲傷的說，“我想鑽進被窩，躺在他的身旁。”
但是，過了幾天她就重新振作起來，她不想被薩特的死拖住腳步。“永遠不要指望別人，要靠自己。如果我無所事事，什麼也不幹，我自己就一文不值了。”
她依舊在寫書，不斷地整理著薩特的遺稿。可是，悲傷與孤獨依舊像狂蟒一樣糾纏著她，六年後，她還是追隨薩特而去。
《第二性》這本書成了她的代表作。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本書更有名的女權主義著作了。
她在書中反覆強調，人們送給女性“女性的氣質”這種虛假的財富，來交換她的自由。所以，她從未結婚，也從未生過孩子，一直保持著她想要的那種獨立。
而這種獨立，相當的尖銳，幾乎是難以企及，一不小心就會被自卑感淹沒。
但她做到了。
就如同她在《第二性》裡所期待那樣，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女人。
而她不僅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希望其他的女性也能做到。
這一直是她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