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明星、藝人地位都很高，一來是演戲唱歌這樣的工作，不比一般的工作，它更累、更需要精神與體力的投入。
甚至，人一生的經歷也摻和進來，決定了表演與演唱的深度與廣度。
二來，媒體給了他們釋放自己魅力的最佳通道。
民國時期的藝人可沒這麼好運。
檯面上，他們為藝術拼命，藝術也讓他們宛若新生，驚鴻舞動、流光溢彩。
臺下卻要寄人籬下，處處受人擺佈，常常不得不委屈求全，向權勢低頭，甚至淪為達官貴人的玩物。
除此之外，藝人們幾乎沒有得體的出生，不是戲班子半路上撿來的，就是逃難的時候，父母實在無力養活，賣給別家的。
藝人們，從小便歷經坎坷、文化水平不高、被時代無情地鎮壓在社會階層的最低端，即使有錢有名了，還是免不了遭人隨意踐踏。
評劇“白派”創始人白玉霜便是如此。
20世紀的30年代，白玉霜簡直紅得發紫，京津衛等文化發達的地區，她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評劇皇后”。
她最拿手的是“苦戲”。她唱《秦香蓮》，字正腔圓之外，她還加了自己的特色，專門把中低音的優勢發揮出來，而且她希望把表演與唱戲完美結合起來，經常透過眼神的挑動，肢體語言的轉換，讓表演更加傳神、細膩。
她唱《瀟湘夜雨》，與《秦香蓮》一樣是尋夫的故事，丈夫發達後要拋棄妻子再娶，妻子苦苦尋夫，一路受盡苦楚，雖然後來與丈夫和好如初。但戲迷們無論聽多少次，都感動落淚。
能把一個“苦”字詮釋得如此逼真，讓人感同身受。除了才華，與個人經歷更分割不開。
白玉霜出身貧寒，從小跟著父親李景春一起演戲。父親是唱老生的，沒有自己固定的戲班。
窮困的夫妻兩生了一兒一女，女兒跟著四處賣唱、奔波。兒子在母親的孃家讀私塾。
白玉霜從小在評劇的耳融目染下長大，十歲時便自己自學過連珠快書《碰碑》和京韻大鼓《層層見喜》，她自己練，自己唱。
有一次李景春正好在孫鳳鳴師父的戲班裡演唱，孫鳳鳴偶然聽到白玉霜的唱腔，覺得是可塑之才，便 她唱半出《馬寡婦開店》來聽聽，沒想到年僅十歲的她，唱腔雖然有點不準，卻能唱出寡婦生活的寂寞與煎熬。
只要感情是真的，唱腔方面的“缺點”是可以改的。《馬寡婦開店》學會之後，孫師父又教她學了《王少安趕船》、《花為媒》幾齣戲，她學習非常認真，唱詞記得非常準確，嗓門也清麗。
學了戲，上臺的日子就不遠了。
孫師父給她取藝名李桂珍。同時學戲的還有另外兩個叫小桂花和小菊花的姑娘。
十二歲時，白玉霜就開始演出了。
李景春是個唱戲的，經常這個戲班裡呆一呆，那個戲班裡跑一跑。兩年後，他因病去世，家裡的經濟支柱就只剩下14歲的白玉霜。
再後來，弟弟李國璋讀不下去書，就回到一家人身邊，做了個拉二胡的。其實沒什麼作用。
白玉霜的母親覺得，既然白玉霜能唱，乾脆就組一個班好了。她和自家兄弟當管事，還找來了一些小演員。
每天早上，這個自家兄弟就把白玉霜和小演員們叫起來，到人少的郊外去吊嗓子。如果戲班子去大連、旅順演出，大家就專找海邊，山腳去練，越是冷天，也是要去。
吊嗓子之後，晨曦褪去，天矇矇亮，戲班一天的早上才算是真正開始了，這時候，要繼續排戲。
一年到頭，只有初一、十五不弔嗓子，不練功。但戲還是照常演，演了才有收入，才有飯錢。
當時的評劇講的多是男女之間的愛恨情仇和倫理道德，又為了迎合觀眾的喜好，經常會有些葷段子夾雜期間，難登大雅之堂。
他們去天津鳳翔戲園演出，那時白玉霜會唱的戲還不多，不外乎以前學的《馬寡婦開店》，《杜十娘》等等，後來因觀眾要求，她也演了《小老媽開嘮》、《蘇小小》這類評劇。總是葷段子不斷，觀眾特別買賬。
白玉霜沒有受過系統化的曲藝訓練，她總是在市井裡走動，所以演出時，葷段子，加上快書、大鼓、墜子、河北梆子一起上，觀眾被逗得哈哈大笑。
這樣做很賺錢，可終究不是白玉霜的志向。
她沒上過學，過著戲班子裡四處顛簸的生活，平時能接觸到的文字也就是八卦小報和唱本。
她很好學，不懂的就立馬問。漸漸地，她也發覺被自己視為生命的戲劇演出，在別人眼裡狗屁不如，與京劇，豫劇一比，更加粗俗。
剛過百年曆史的京劇，因為慈禧太后喜歡，進過宮廷，所以被人視為最正統的戲曲。
民間則充滿崇敬的稱京劇為“大戲”，給評劇的評價是“蹦蹦戲”，看評劇時人們的口頭禪是，“走，看玩藝兒去。”玩藝兒指的是演員。
白玉霜氣不過，她覺得自己是真的認認真真在演出，排練時也是一板一拍地不敢怠慢，大清早去吊嗓子也就更不用說了，越是冷天，越是得到冷風裡去站個大半天，這樣的付出，怎就因為唱詞裡有幾個葷詞（戲班子裡叫做“粉詞”），就成不了藝術了呢？
評劇裡沒有導演制度，白玉霜注意到大戲班裡都有導演制度，她就去請了一位有學識的導演，這導演一上來就給演員排了一出老戲。
有些人演膩歪了，煩透了一遍又一遍地排練。可是，誰敢違抗白玉霜，她即是角兒又是班主。
評劇之所以不登大雅之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演員都怎麼記唱本，上臺忘詞兒了，胡謅幾句是經常的事。
白玉霜會在後臺守著前臺的演出情況，新戲上演後，她就會把唱本放在後臺，一幕演完了，她就趕緊去翻一翻，跟正在臺上的演員對詞兒。她說，演出一定要有規格。
有人唱錯了，下臺後趕快招認，她就會輕描淡寫地說，下次注意就行了。
可要是不主動認錯，她就一直用眼睛瞪著人家。如果聽臺上有喝倒彩，她就馬上排查究竟哪裡出問題。
她對“標準”一詞很在意，對評劇的改造盡心盡力。
她對各種唱本有什麼地方能確實引起觀眾笑聲，有哪些地方能讓觀眾眼淚婆娑，瞭如指掌。也知道該如何運用這些笑點與淚點。
不僅唱詞要準，連手勢也要準。她有個養女，這個女兒以後會成為著名的評劇藝術家小白玉霜。
有一次，兩人合演《梁山伯與祝英臺》，小白玉霜演祝英臺的小丫頭，上臺送馬鞭。她伸出手，把馬鞭遞過去，結果白玉霜死活不肯接。小白玉霜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聽見有人輕聲對她說，把手翻過來。手心向上後，白玉霜才接過了馬鞭。
結果到來臺下，這馬鞭就成了打女兒屁股的工具了。小白玉霜說，當時她被媽媽往死了打，打得舞臺上大幕也晃了起來。
白玉霜全是靠著自己的一腔熱血，對評劇的絕對忠誠，在改良，在革命。多數時候，更是靠著與生俱來的認識與敏感在行動。
養女演的好了，她不會表揚，更不會把別人的表揚說給女兒聽，生怕孩子一誇就掉鏈子。
她查別人的錯處，也鼓勵別人查她的錯處。有一次，一個演員指出白玉霜唱錯了幾個詞。
她高興得差點跳起來，當場就賞了兩塊大洋，說，“太好了，這錢你拿去洗澡吧。”兩塊大洋能洗到的澡，大概是最奢侈的，帶一兩個小時泰式按摩的那種吧。
她直言不諱，完全沉浸在演出中。李義芬陪她演《紅娘》，有些地方太生硬，她在說白時直接加了一句，“你真像個棒錘啊！”把李義芬氣得直嚷嚷。
她要求戲班全體人員，上場即投入，誰要是誤了場，一定要在祖師爺牌位前點香認罪，如果再有一次，就要處罰。
她自己更是不輕易放鬆，她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全是一個人頂全場，不讓別人分半場演，她覺得分演感情不連貫。
感情。若不是將藝術看做活物，真正有生命力的存在，是絕不會投入感情的。
為了演好戲，她愛上了看電影，中西的片子全都看，為的就是學別人如何演。京劇四大名旦的戲，她一有時間就包廂，叫上戲班裡的主要演員一起去看，去學。就連自己評劇界裡的敵手愛蓮君的“疙瘩腔”也要學。
買優秀唱本要花錢，一本要十幾塊大洋，她總是不惜下重金。
她不僅學戲，中意的細節也要模仿。她喜歡看四大名旦程硯秋的戲，連他的陳派抽袖也要學。
她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評劇裡，按照京劇裡皮黃的路子演，就是從她開始的。
出演電影《海棠紅》後，評劇一詞第一次被寫進了新聞裡，震動了文化界。
百年後，評劇不再粗俗，不再是人們口中的“蹦蹦戲”，成為中國五大戲種之一，更有人認為京劇居第一，評劇居第二。
她的嗓音低，鼻音重，後來就改成低弦低唱的方法，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開創了獨特的白派表演藝術。
不過，評劇的輝煌，不是白玉霜個人的輝煌——至少不完全是。
白玉霜學識不高，可每每唱葷詞，她自己感覺也不太好，想徹底的淨化評劇，改掉葷詞，可是社會風氣不讓她改，唱了一段沒葷詞的劇又唱回來了。
她所說的“全神貫注”比如今我們所說的“專注”要求更高，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點都不為過。
她說，“幹嘛不使勁兒啊？”，可是，下功夫去演確實非常的難。
在上海演戲時，李義芬就常遭到別人拉去“吃茶”，不吃就威脅要打一頓。與她一起配戲的安冠英更遭同行暗算，被潑了鏹水，沒幾年就死了。戲院門口也常有流氓打架鬥毆，弄得人心惶惶。
最可憐還是白玉霜自己。
北京演出時，當時的市長袁良貪戀她美貌，請她吃飯，她婉拒，市長就叫上幾個警察來拆臺，放話說她的戲有傷風化，讓幾個警察把她一路“護送”到了豐臺。保證以後改戲，不行。
哭訴說毀了合同要賠巨金，也不行。就是要趕緊走人。
白玉霜欲哭無淚。
她經歷的事太多了。有時候，麻煩竟來自於自己的老媽。白玉霜17歲時，她母親把她許配給一個法官。
白玉霜為他生了個孩子，不久孩子夭折了。那時幸好法官不在，就找了剛出生的小白玉霜來頂上。不料事情敗露，讓原配給鬧開了，白玉霜就索性離開了法官。
她一生沒離開過自己的戲班。談戀愛自然也是自家班子裡的演員近水樓臺先得月，她上演過杜十娘帶著金銀財寶去投奔戀人的真實戲碼，與戀人同居半年，不問世事。
可她母親教導居然是“你可別結婚，一個唱戲的嫁定了一個男人，就沒有人來捧場了”。她給建議是真心的，把女兒當搖錢樹也是真的。
當時的上海，由杜月笙一手遮天，還有黃金榮等江湖大佬，白玉霜肯定去疏透過關係。
可是百密總有一疏，白玉霜與漢奸報《新民報》的關係沒疏通好，主編吳菊痴就在報上造謠生事。
白玉霜只好請他吃飯，給他錢，可剛出飯館，吳菊痴就被抗日鋤奸分子一槍打死了。
飛來橫禍，日本軍隊為了報復，把白玉霜和母親給抓了，關了兩個星期，兩人都受了不少折磨，白玉霜尤甚。從此落下癌症的病根，至死鬱鬱寡歡。
1942年，白玉霜被診斷位子宮癌。患癌的人，不是在驚嚇中死去，就是在疼痛的折磨中死去。
白玉霜卻是個特例，去世前，她還在演出《紡棉花》——這是禁演《閨房勸婿》的改編版。來戲院的一路上，她是坐著車來的，怕風怕雨，下車也是別人攙扶著下的車，顫顫巍巍。可一上臺，她便全神貫注起來，精神抖擻。
一幕戲下來，病變處破裂，鮮血竟流了一腿。
她摔倒了，再也沒站起來。1942年秋，她走完了短暫的35歲人生。死後，連真實名字都沒留下，只說她原名李桂珍。這不過是，她初次登臺的藝名。
白玉霜吃盡了苦頭。不管是藝術訓練上必須吃的苦，還是社會上橫加的苦，都一擁而上。
她知道苦痛加身，有多難熬。所以她總是願意幫助別人。她幫一個逃票的人買了全價票，那人感激涕零，問了好一會兒才知道她是白玉霜，便保證一定要去看戲。結果她的戲一上演，那人就把花送到了後臺。
有些人寫信求助，她派人調查，明確情況後，該幫就幫，毫不猶豫。
她活著的時候，評劇就從一種鄉野娛樂，轉變成了真正的藝術珍品。
一個時代的轉變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一種藝術的轉變不該也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嗎？
白玉霜小學未畢業，又是個女子，一人扛起了此重任。
或許她無意如此
可是，愛因斯坦說，“對一切來說，只有熱愛才是最好的老師，它遠遠勝過責任感。”
一個人對藝術熱愛，是一個能量場矩陣，是那種永遠不會讓你迷失的迷宮，它會逼迫你逼迫自己，塑造自己，成為自己。
成為那個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卻依然熱愛生活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能乘著熱愛的東風，達到幸福的彼岸。白玉霜就沒有。
她試過了。
至少，試過了。
如今的明星、藝人地位都很高，一來是演戲唱歌這樣的工作，不比一般的工作，它更累、更需要精神與體力的投入。
甚至，人一生的經歷也摻和進來，決定了表演與演唱的深度與廣度。
二來，媒體給了他們釋放自己魅力的最佳通道。
民國時期的藝人可沒這麼好運。
檯面上，他們為藝術拼命，藝術也讓他們宛若新生，驚鴻舞動、流光溢彩。
臺下卻要寄人籬下，處處受人擺佈，常常不得不委屈求全，向權勢低頭，甚至淪為達官貴人的玩物。
除此之外，藝人們幾乎沒有得體的出生，不是戲班子半路上撿來的，就是逃難的時候，父母實在無力養活，賣給別家的。
藝人們，從小便歷經坎坷、文化水平不高、被時代無情地鎮壓在社會階層的最低端，即使有錢有名了，還是免不了遭人隨意踐踏。
評劇“白派”創始人白玉霜便是如此。
20世紀的30年代，白玉霜簡直紅得發紫，京津衛等文化發達的地區，她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評劇皇后”。
她最拿手的是“苦戲”。她唱《秦香蓮》，字正腔圓之外，她還加了自己的特色，專門把中低音的優勢發揮出來，而且她希望把表演與唱戲完美結合起來，經常透過眼神的挑動，肢體語言的轉換，讓表演更加傳神、細膩。
她唱《瀟湘夜雨》，與《秦香蓮》一樣是尋夫的故事，丈夫發達後要拋棄妻子再娶，妻子苦苦尋夫，一路受盡苦楚，雖然後來與丈夫和好如初。但戲迷們無論聽多少次，都感動落淚。
能把一個“苦”字詮釋得如此逼真，讓人感同身受。除了才華，與個人經歷更分割不開。
白玉霜出身貧寒，從小跟著父親李景春一起演戲。父親是唱老生的，沒有自己固定的戲班。
窮困的夫妻兩生了一兒一女，女兒跟著四處賣唱、奔波。兒子在母親的孃家讀私塾。
白玉霜從小在評劇的耳融目染下長大，十歲時便自己自學過連珠快書《碰碑》和京韻大鼓《層層見喜》，她自己練，自己唱。
有一次李景春正好在孫鳳鳴師父的戲班裡演唱，孫鳳鳴偶然聽到白玉霜的唱腔，覺得是可塑之才，便 她唱半出《馬寡婦開店》來聽聽，沒想到年僅十歲的她，唱腔雖然有點不準，卻能唱出寡婦生活的寂寞與煎熬。
只要感情是真的，唱腔方面的“缺點”是可以改的。《馬寡婦開店》學會之後，孫師父又教她學了《王少安趕船》、《花為媒》幾齣戲，她學習非常認真，唱詞記得非常準確，嗓門也清麗。
學了戲，上臺的日子就不遠了。
孫師父給她取藝名李桂珍。同時學戲的還有另外兩個叫小桂花和小菊花的姑娘。
十二歲時，白玉霜就開始演出了。
李景春是個唱戲的，經常這個戲班裡呆一呆，那個戲班裡跑一跑。兩年後，他因病去世，家裡的經濟支柱就只剩下14歲的白玉霜。
再後來，弟弟李國璋讀不下去書，就回到一家人身邊，做了個拉二胡的。其實沒什麼作用。
白玉霜的母親覺得，既然白玉霜能唱，乾脆就組一個班好了。她和自家兄弟當管事，還找來了一些小演員。
每天早上，這個自家兄弟就把白玉霜和小演員們叫起來，到人少的郊外去吊嗓子。如果戲班子去大連、旅順演出，大家就專找海邊，山腳去練，越是冷天，也是要去。
吊嗓子之後，晨曦褪去，天矇矇亮，戲班一天的早上才算是真正開始了，這時候，要繼續排戲。
一年到頭，只有初一、十五不弔嗓子，不練功。但戲還是照常演，演了才有收入，才有飯錢。
當時的評劇講的多是男女之間的愛恨情仇和倫理道德，又為了迎合觀眾的喜好，經常會有些葷段子夾雜期間，難登大雅之堂。
他們去天津鳳翔戲園演出，那時白玉霜會唱的戲還不多，不外乎以前學的《馬寡婦開店》，《杜十娘》等等，後來因觀眾要求，她也演了《小老媽開嘮》、《蘇小小》這類評劇。總是葷段子不斷，觀眾特別買賬。
白玉霜沒有受過系統化的曲藝訓練，她總是在市井裡走動，所以演出時，葷段子，加上快書、大鼓、墜子、河北梆子一起上，觀眾被逗得哈哈大笑。
這樣做很賺錢，可終究不是白玉霜的志向。
她沒上過學，過著戲班子裡四處顛簸的生活，平時能接觸到的文字也就是八卦小報和唱本。
她很好學，不懂的就立馬問。漸漸地，她也發覺被自己視為生命的戲劇演出，在別人眼裡狗屁不如，與京劇，豫劇一比，更加粗俗。
剛過百年曆史的京劇，因為慈禧太后喜歡，進過宮廷，所以被人視為最正統的戲曲。
民間則充滿崇敬的稱京劇為“大戲”，給評劇的評價是“蹦蹦戲”，看評劇時人們的口頭禪是，“走，看玩藝兒去。”玩藝兒指的是演員。
白玉霜氣不過，她覺得自己是真的認認真真在演出，排練時也是一板一拍地不敢怠慢，大清早去吊嗓子也就更不用說了，越是冷天，越是得到冷風裡去站個大半天，這樣的付出，怎就因為唱詞裡有幾個葷詞（戲班子裡叫做“粉詞”），就成不了藝術了呢？
評劇裡沒有導演制度，白玉霜注意到大戲班裡都有導演制度，她就去請了一位有學識的導演，這導演一上來就給演員排了一出老戲。
有些人演膩歪了，煩透了一遍又一遍地排練。可是，誰敢違抗白玉霜，她即是角兒又是班主。
評劇之所以不登大雅之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演員都怎麼記唱本，上臺忘詞兒了，胡謅幾句是經常的事。
白玉霜會在後臺守著前臺的演出情況，新戲上演後，她就會把唱本放在後臺，一幕演完了，她就趕緊去翻一翻，跟正在臺上的演員對詞兒。她說，演出一定要有規格。
有人唱錯了，下臺後趕快招認，她就會輕描淡寫地說，下次注意就行了。
可要是不主動認錯，她就一直用眼睛瞪著人家。如果聽臺上有喝倒彩，她就馬上排查究竟哪裡出問題。
她對“標準”一詞很在意，對評劇的改造盡心盡力。
她對各種唱本有什麼地方能確實引起觀眾笑聲，有哪些地方能讓觀眾眼淚婆娑，瞭如指掌。也知道該如何運用這些笑點與淚點。
不僅唱詞要準，連手勢也要準。她有個養女，這個女兒以後會成為著名的評劇藝術家小白玉霜。
有一次，兩人合演《梁山伯與祝英臺》，小白玉霜演祝英臺的小丫頭，上臺送馬鞭。她伸出手，把馬鞭遞過去，結果白玉霜死活不肯接。小白玉霜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聽見有人輕聲對她說，把手翻過來。手心向上後，白玉霜才接過了馬鞭。
結果到來臺下，這馬鞭就成了打女兒屁股的工具了。小白玉霜說，當時她被媽媽往死了打，打得舞臺上大幕也晃了起來。
白玉霜全是靠著自己的一腔熱血，對評劇的絕對忠誠，在改良，在革命。多數時候，更是靠著與生俱來的認識與敏感在行動。
養女演的好了，她不會表揚，更不會把別人的表揚說給女兒聽，生怕孩子一誇就掉鏈子。
她查別人的錯處，也鼓勵別人查她的錯處。有一次，一個演員指出白玉霜唱錯了幾個詞。
她高興得差點跳起來，當場就賞了兩塊大洋，說，“太好了，這錢你拿去洗澡吧。”兩塊大洋能洗到的澡，大概是最奢侈的，帶一兩個小時泰式按摩的那種吧。
她直言不諱，完全沉浸在演出中。李義芬陪她演《紅娘》，有些地方太生硬，她在說白時直接加了一句，“你真像個棒錘啊！”把李義芬氣得直嚷嚷。
她要求戲班全體人員，上場即投入，誰要是誤了場，一定要在祖師爺牌位前點香認罪，如果再有一次，就要處罰。
她自己更是不輕易放鬆，她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全是一個人頂全場，不讓別人分半場演，她覺得分演感情不連貫。
感情。若不是將藝術看做活物，真正有生命力的存在，是絕不會投入感情的。
為了演好戲，她愛上了看電影，中西的片子全都看，為的就是學別人如何演。京劇四大名旦的戲，她一有時間就包廂，叫上戲班裡的主要演員一起去看，去學。就連自己評劇界裡的敵手愛蓮君的“疙瘩腔”也要學。
買優秀唱本要花錢，一本要十幾塊大洋，她總是不惜下重金。
她不僅學戲，中意的細節也要模仿。她喜歡看四大名旦程硯秋的戲，連他的陳派抽袖也要學。
她的付出，是有回報的。
評劇裡，按照京劇裡皮黃的路子演，就是從她開始的。
出演電影《海棠紅》後，評劇一詞第一次被寫進了新聞裡，震動了文化界。
百年後，評劇不再粗俗，不再是人們口中的“蹦蹦戲”，成為中國五大戲種之一，更有人認為京劇居第一，評劇居第二。
她的嗓音低，鼻音重，後來就改成低弦低唱的方法，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開創了獨特的白派表演藝術。
不過，評劇的輝煌，不是白玉霜個人的輝煌——至少不完全是。
白玉霜學識不高，可每每唱葷詞，她自己感覺也不太好，想徹底的淨化評劇，改掉葷詞，可是社會風氣不讓她改，唱了一段沒葷詞的劇又唱回來了。
她所說的“全神貫注”比如今我們所說的“專注”要求更高，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點都不為過。
她說，“幹嘛不使勁兒啊？”，可是，下功夫去演確實非常的難。
在上海演戲時，李義芬就常遭到別人拉去“吃茶”，不吃就威脅要打一頓。與她一起配戲的安冠英更遭同行暗算，被潑了鏹水，沒幾年就死了。戲院門口也常有流氓打架鬥毆，弄得人心惶惶。
最可憐還是白玉霜自己。
北京演出時，當時的市長袁良貪戀她美貌，請她吃飯，她婉拒，市長就叫上幾個警察來拆臺，放話說她的戲有傷風化，讓幾個警察把她一路“護送”到了豐臺。保證以後改戲，不行。
哭訴說毀了合同要賠巨金，也不行。就是要趕緊走人。
白玉霜欲哭無淚。
她經歷的事太多了。有時候，麻煩竟來自於自己的老媽。白玉霜17歲時，她母親把她許配給一個法官。
白玉霜為他生了個孩子，不久孩子夭折了。那時幸好法官不在，就找了剛出生的小白玉霜來頂上。不料事情敗露，讓原配給鬧開了，白玉霜就索性離開了法官。
她一生沒離開過自己的戲班。談戀愛自然也是自家班子裡的演員近水樓臺先得月，她上演過杜十娘帶著金銀財寶去投奔戀人的真實戲碼，與戀人同居半年，不問世事。
可她母親教導居然是“你可別結婚，一個唱戲的嫁定了一個男人，就沒有人來捧場了”。她給建議是真心的，把女兒當搖錢樹也是真的。
當時的上海，由杜月笙一手遮天，還有黃金榮等江湖大佬，白玉霜肯定去疏透過關係。
可是百密總有一疏，白玉霜與漢奸報《新民報》的關係沒疏通好，主編吳菊痴就在報上造謠生事。
白玉霜只好請他吃飯，給他錢，可剛出飯館，吳菊痴就被抗日鋤奸分子一槍打死了。
飛來橫禍，日本軍隊為了報復，把白玉霜和母親給抓了，關了兩個星期，兩人都受了不少折磨，白玉霜尤甚。從此落下癌症的病根，至死鬱鬱寡歡。
1942年，白玉霜被診斷位子宮癌。患癌的人，不是在驚嚇中死去，就是在疼痛的折磨中死去。
白玉霜卻是個特例，去世前，她還在演出《紡棉花》——這是禁演《閨房勸婿》的改編版。來戲院的一路上，她是坐著車來的，怕風怕雨，下車也是別人攙扶著下的車，顫顫巍巍。可一上臺，她便全神貫注起來，精神抖擻。
一幕戲下來，病變處破裂，鮮血竟流了一腿。
她摔倒了，再也沒站起來。1942年秋，她走完了短暫的35歲人生。死後，連真實名字都沒留下，只說她原名李桂珍。這不過是，她初次登臺的藝名。
白玉霜吃盡了苦頭。不管是藝術訓練上必須吃的苦，還是社會上橫加的苦，都一擁而上。
她知道苦痛加身，有多難熬。所以她總是願意幫助別人。她幫一個逃票的人買了全價票，那人感激涕零，問了好一會兒才知道她是白玉霜，便保證一定要去看戲。結果她的戲一上演，那人就把花送到了後臺。
有些人寫信求助，她派人調查，明確情況後，該幫就幫，毫不猶豫。
她活著的時候，評劇就從一種鄉野娛樂，轉變成了真正的藝術珍品。
一個時代的轉變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一種藝術的轉變不該也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嗎？
白玉霜小學未畢業，又是個女子，一人扛起了此重任。
或許她無意如此
可是，愛因斯坦說，“對一切來說，只有熱愛才是最好的老師，它遠遠勝過責任感。”
一個人對藝術熱愛，是一個能量場矩陣，是那種永遠不會讓你迷失的迷宮，它會逼迫你逼迫自己，塑造自己，成為自己。
成為那個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卻依然熱愛生活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能乘著熱愛的東風，達到幸福的彼岸。白玉霜就沒有。
她試過了。
至少，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