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鎮是明代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一線“九邊”防禦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在明朝政權與元殘餘勢力對峙的二百餘年間，大同鎮始終處於雙方勢力交鋒的最前沿。縱觀整個明代，由於戰事頻繁，大同鎮的軍馬供應情況始終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為解決大同的軍馬供應問題，明朝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一、官牧軍馬

軍馬作為冷兵器時代確保戰鬥力的重要軍需物資，古今中外都對軍馬的供給十分重視，並設立專門的機構予以管理。而明朝也設立專門的機構管理、孳生，“明制……牧於官

太僕寺等作為供應邊鎮軍馬的主要機構，每年都不斷的向邊鎮撥給軍馬，大同鎮的邊防需求也不例外。“（宣德九年七月）丁丑，以北京行太僕寺馬給大同軍士操備。時大同參將都指揮使曹儉等奏軍士缺馬二千匹，兵部請給其半。上曰：‘大同臨邊要地，今胡寇出沒之時，軍士守備不可無馬，宜如數給之。”(2)僅《英宗實錄》所記載，英宗、景帝兩朝即向大同鎮撥給軍馬近兩萬餘匹。

可見，明代統治者對邊鎮的軍馬供給是極其重視的，這點從《英宗實錄》的記載即可窺見一斑。之後，明朝歷代的太僕寺等機構都不曾間斷對大同鎮的軍馬供應，如：“（嘉靖十五年七月丁卯）發太僕寺馬二千匹給大同聚落、高山二堡新軍。”(3)“（嘉靖十五年十月戊申）大同鎮臣以虜六萬壓境，上疏乞馬，照給太僕寺馬一千五百匹。”(4)可見，官牧軍馬是明代大同鎮軍馬的重要來源之一。它對於明代大同鎮抵禦北方大漠殘元勢力起到了頗為重要的作用，在邊鎮防禦中是不可缺少的。

二、民牧軍馬

所謂民牧軍馬，“明制……牧於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5)關於民間牧馬，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之初，“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6)

後又設立牧監歸有司管理，專門負責民間牧馬的相關事宜。規定：“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7)雖經歷代沿革，牧馬的規定有所改變，但都是以“役”的形式養馬於民間。

“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 ( 8)”雖然官牧軍馬作為供給邊鎮軍馬的最主要來源，但其也有不能滿足邊鎮需求的情況。這時，供給京軍的民牧軍馬也就加入到供給邊鎮軍馬的來源中，作為邊鎮軍馬不足時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補充環節。民間牧馬，每年或以一定的額數輸送至京城，然後再發到各邊鎮；或是因事態緊迫，以民間所牧之馬直接發至各邊鎮，以便應對時局之變。大同作為邊鎮中重要的一環，亦不可欠缺。由此可見，民牧軍馬也是大同鎮軍馬來源的重要途徑之一。

民間養馬，初期對於明代的邊鎮軍隊戰馬供應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土地兼併等因素日漸嚴重，這種把

國家負擔轉嫁到人民身上的牧馬制度使得人民日漸貧困，馬匹供應量也隨之減少。“（成化）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為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馬益削、民益貧。’”(9)這是民間養馬制度的不足之處。

三、茶馬貿易

茶馬貿易是明代以茶於番族易馬的一項貿易政策。對茶馬貿易進行管理的是茶馬司，“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陝，聽西番納馬易茶。……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匹。 ( 10)”當時的規定是：“每三年，遣廷臣召諸番合符交易，上馬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 ( 11)”並且嚴厲打擊私茶出境，以確保茶馬貿易的順利進行。

每年各茶馬司所易之馬，具數輸送至京城，再應更鎮、衛所請發至各邊鎮。例如，“（宣德四年正月甲寅）四川總兵官都督陳懷奏：‘四川諸衛騎士雖多，無馬者什八、九，一有徵調，無所措置。碉門茶馬司每歲以茶易馬解京，乞於其中取二千匹給軍士。’從之。”(12)而大同鎮位於邊鎮之要地，每年所得於茶馬貿易的軍理應不少。從以上可以看出，茶馬貿易也是大同鎮軍馬供應的一個重要的來源。它是官牧軍馬、民養軍馬不足時，補充軍馬的一個有效方式，為大同等邊鎮不斷地提供充足的軍馬。

從其設立之初即發揮者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政策也不斷更改，“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正統末，罷金牌，邊氓冒禁私販者多”(13)，茶馬政策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加之不法官僚以次茶運送至番地易馬，致番民不滿亦反其道而行之，以至於到弘治年間番民多以羸馬應對次茶，雖經弘治、正德等朝不斷更革，到嘉靖時期原來的茶馬貿易政策已經不能再有效實施。

四、馬市及馬價銀

馬市最初始於永樂年間，分設於遼東、開原、廣寧，大同馬市直到嘉靖年間才設立，“嘉靖中，開馬市於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 ( 14)”在遼東以米、布、絹買馬，大同、宣鎮則以銀易馬，用以滿足軍馬供應的不足。這時的馬市易馬只是在馬匹不足時，呼叫實物、銀兩購買軍馬的臨時措施，還未成立專門的購馬用銀的儲備。如“（天順二年八月）丙寅，命巡撫大同僉都御史李秉等以銀一萬二千兩買馬給官軍騎操。 ( 15)”

而專門的購買軍馬用銀即馬價銀是在成化年間才正式設立。“（成化）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 ( 16)”馬價銀是在官牧軍馬不足，民養軍馬政策不能有效施行的情況下才設立的，它是成化以後軍馬來源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據《明實錄》記載，自成化年間正式設立馬價銀以後，太僕寺共向大同鎮發放馬價銀 15 次，約 47 萬兩：

茶馬貿易作為明代軍馬供給鏈上不可缺少的一項政策。

明代大同鎮的軍馬來源，除以上所述的官牧軍馬、民牧軍馬、茶馬貿易、馬市及馬價銀之外，還有番人入貢、椿朋銀、帑銀等等。這些政策和措施或為軍馬來源的主要途徑，或為補充之策，它們共同構成了明代大同鎮軍馬的來源，確保了明朝邊鎮的軍馬供給，為邊鎮的防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礎保障。

明朝自開國皇帝朱元璋起，就對於軍馬十分重視，最初百計搜求，但所獲不多。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8月2日，朱元璋的明軍浩浩蕩蕩開進大都，形式上標誌著元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徹底結束了。

元順帝等小股人馬從此一蹶不振，亡命大漠。可是，有一個叫擴廓帖木兒的蒙古人，帶領著他的隊伍，開始試圖恢復元朝舊有的顯赫，與明軍不斷地開始軍事鬥爭，和明軍數次拉鋸戰，這股蒙元殘餘勢力，仗著蒙古騎兵的速度與兇殘，甚至形成局面，朱元璋及其手下大將都很忌憚這個擴廓帖木兒

這期間，蒙古騎兵來去迅速，明軍也經常用長途奔襲的手段對付殘餘的元軍，朱元璋經常和諸將說：“爾等諸將，出入塞上，非一、二千騎不得輕行”可是，每員大將手下有兩千騎兵，好到是好，到哪裡去找這樣多的軍馬呢？

所以早期的明軍為了應對元軍，而自身又處於軍馬不足的情況，就只能安置步兵藉助營壘保護自己，應對蒙古騎兵的衝擊，然後，研製出小火銃，裝載在木車上，掩護步兵，轟擊蒙古騎兵。

這樣相持，終於渡過了這一艱難時期，明朝政權穩定之後，對於軍馬的需求，開始循序漸進的解決了。

一，明朝廷官辦監苑

在官辦監苑，飼養軍馬這方面，明朝是有章可循，有則可尋的，前朝的規章制度，辦法技術，都是可以借鑑，無論是軍馬飼牧，還是草場管理，都是筆筆有蹤。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當時明朝的徵西大將軍馮勝攻下河西地區之後，明朝廷將河西大馬營草灘設為官辦牧場。這是一個很大的戰馬養牧場，這個戰馬場為了與周邊的民居分開，所挖的壕溝就有200多里長。

公元1398年，洪武三十年，明朝設太僕寺專門管理馬政，監苑建設遍及北直隸、遼東、平涼、甘肅四地，太僕寺對於分佈於各地的監苑的級別做了明確的劃分，列為三等：上等苑牧馬萬匹，中等苑牧馬七千匹，下等苑牧馬四千匹。

在官辦的監苑當中，甘肅的監苑規模最大，體系最完備，建設的最好。

二，民間計戶、計丁養牧馬匹

那麼，還是在上述地區，直隸、應天、山東、河南等地，在官辦馬場的同時，民間養牧對官辦監苑形成了一定的補充態勢。朝廷有司鼓勵百姓按戶飼養馬匹，按戶給予種馬，而在北方地區，甚至精確到按照人數發放種馬，民間這種飼牧制度的確立，對官辦監苑制度是一種及其有力的補充。

三，茶馬交易

無論是在北方地區，亦或西北地區，亦或在藏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用中原地區製造好的茶葉，去交換少數民族地區的馬匹，成了歷朝歷代統治者手中持有的一張得意王牌。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少數民族地區人們多食用乳製品，牛羊肉等，如果沒有茶葉，就會生病乃至性命不保。

所以，明朝專設茶馬司，在明朝，甚至有“以茶治藩”的政治理念。透過這些茶葉，與少數民族交換馬匹。到了洪武末年，僅僅是西北一處，就透過茶馬交易得到馬匹13000多匹。

四，上貢與虜獲

當明朝上下都重視軍馬的時候，一些少數民族就把好的馬匹當做貢品來送禮。漠北蒙古殘部被明軍征服之後，就主動上供馬匹，瓦次部被明成祖擊敗之後，也是貢獻馬匹，再如西域地區的一些部落也曾經主動向明朝上供馬匹，還有，明軍在出徵蒙軍殘餘、韃靼、瓦剌等軍隊勝利後，也繳獲了很多馬匹，也是明朝戰馬來源之一。

當時朝廷設定了一些專門的機構養軍馬，太僕寺作為馴養軍馬的主要機構，每年為各個衛所守軍供應軍馬幾萬匹，根據《明史》記載，僅太僕寺一年僅供給大同鎮的軍馬就有兩萬餘匹。

民牧軍馬是什麼呢？顧名思義，就是有農民所豢養的馬匹，這些馬匹也供應給軍隊使用，是為民牧軍馬。

《明史》中對其的記載有：“明制......牧於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民牧軍馬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朱元璋時期。

既然有了官牧軍馬，為什麼還會出現民牧軍馬呢？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古代戰爭中，軍馬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一場戰爭打下來，死去的軍馬數量，甚至比士兵還多。在這種情況下，官牧軍馬所能提供的軍馬數量，就遠遠不能滿足軍隊需要了。

雖然說民牧軍馬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軍隊軍馬緊缺的問題，但是這種方式，成本特別高。因為馬是一個直腸子，一邊吃一邊拉，它不像牛、羊這些牲畜，有四個胃可以反芻，一頓餵飽就行了，馬你得一直喂，才能長得壯，所以有句話叫馬無夜草不肥。

如此以一來，養馬的民戶，負擔就特別重，很多民眾因為被分攤養馬任務，家裡越來越窮困，最終無法維持正常生活，只能逃戶做流民。

除了以上兩種軍馬來源外，在明朝時期，還有一項提供馬源的政策，那就是茶馬貿易。具體就是出口茶葉到番族，換取他們的馬匹。在當時茶馬司的監管下，貿易規定是這樣的：“每三年，遣延臣召諸番合符交易，上馬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下馬五十觔。”

按照規定，大明朝廷每三年會跟周圍番族開關貿易，上好的馬匹可換一百二十斤茶葉，中等的馬匹可換70斤茶葉，差一些的馬匹，可換50斤茶葉。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當時的一匹馬，並不便宜，最差的馬也可以換50斤茶葉。

除此之外，茶馬司對於私茶出境的監管也非常嚴格，因此保證茶馬貿易能夠有序進行。

茶馬貿易，對於當時朝廷軍馬的供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充，有效緩解了當時軍隊軍馬緊缺的問題。除此之外，茶馬貿易也促進了內地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的良策。

然而，隨著明朝後期政策的變更，茶馬貿易遭到了嚴重衝擊。後來，茶馬貿易就逐漸消失了。

雖然早在永樂年間時，民間就出現了馬市，但直到嘉靖年間，馬市才正式確立。

此舉與茶馬貿易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不僅緩解了軍馬資源的緊缺，更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隨著馬市不斷髮展，在成化年間，也出現了專門用來購買軍馬的馬價銀。《明史》記載：“（成化）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由此可見，當官牧軍馬供給不足，民牧軍馬逐漸衰落之後，太樸寺只能貯存銀錢到市場上買馬了。

除了以上介紹的四種軍馬來源之外，明代社會中還有番人入貢、椿朋銀等很多軍馬來源。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存在，共同保證了明朝軍隊軍馬的充足供給，為明朝軍事實力的維持提供了基礎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