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情況，黎塞留牛逼，因為無論是火力還是裝甲，黎塞留都秒殺俾斯麥，畢竟俾斯麥雖然是最強戰巡，但黎塞留畢竟是根正苗紅的戰列艦。

第二種就難說了，個人認為俾斯麥牛逼一些，因為兩者後來的都奠定了一個大國的霸主地位，也都在Continental複雜的外交環境中走出了自己的特色道路，還都打贏了一些著名戰爭，成就難分上下。但是，俾斯麥做成這些的老底子普魯士要比黎塞留的法蘭西差很多。而且俾斯麥面對的阻力無論是哈布斯堡的奧地利還是拿破崙三世的法蘭西都比黎塞留面對的神羅強的多。

不分伯仲。

實際上，黎塞留和俾斯麥在外交方略上是十分相似的，兩人都將國家利益作為外交的核心內容，都能完全摒棄意識形態和民間輿情的影響。

先說黎塞留，黎塞留的時代，歐洲脫離中世紀還沒多久，宗教依然在外交中起著重要作用。

在這種背景下，黎塞留作為一個天主教樞機主教，卻能破天荒的突破宗教的藩籬，提出國家至上這一現代外交理念，著實不易。

（紅衣主教黎塞留）

黎塞留最突出的貢獻就是他對法國地緣政治一針見血的判斷，他認為法國的核心外交利益在於防止中歐形成統一的強權，中歐的統一將直接終結法國的霸權。

這一判斷十分準確，之後德國的統一確實終結了法國在Continental的霸主地位，直接將其帶入了二流國家。

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黎塞留在任時一直致力於支援神聖羅馬帝國內的新教團體，這在當時人看來是大逆不道，作為天主教信徒，黎塞留卻支援新教信徒著實讓人吃驚。

儘管輿論頗有非議，黎塞留依然堅持己見，在他看來，國家利益要比信仰之爭重要的多。在他的運作下，德意志地區的新教團體不斷壯大，使得神聖羅馬帝國四分五裂，法國作為統一的強權隨之成為Continental霸主。

雖然身在兩國、跨越古今，但是俾斯麥的方針與黎塞留如出一轍，他認為德國的核心外交利益在於防止周邊列強形成反德之共識，德國應致力於打擊法國，而非其他列強。

因此，俾斯麥對於法國往往十分強硬，甚至出兵侵犯，對於他國則多加安撫。尤其對於英國，他主動不發展德國海軍，放棄爭奪海外殖民地，從而避免觸及英國的海上霸權，將英國拉到法國的一邊，從而讓德國遭遇和拿破崙相似的命運。

無論德國的憤青覺得俾斯麥多麼軟弱，他都堅持自己的看法，不受愚蠢的民意影響。

雖然黎塞留和俾斯麥如此相似，但諷刺的是，俾斯麥的功績恰恰是摧毀了黎塞留的構想，法國的後任君主沒有聽從黎塞留的建議，四面樹敵，沒能阻止德國的統一，黎塞留後任的愚蠢造就了俾斯麥。

俾斯麥的命運也沒好到哪去，他的後任威廉二世也摒棄了他的戰略，四面樹敵，並最終讓德國在圍攻中衰敗。

黎塞留和俾斯麥的經歷告訴我們，大政治家固然可以讓國家繁榮昌盛，但若無人繼承其方針，只需幾個蠢材的愚行，就可讓大廈頃刻崩塌。

個人感覺俾斯麥更強大一些。

黑暗的中世紀過後，黎塞留身為宗教領袖、紅衣主教，卻在執掌國家上更傾向於國家的強大而非宗教的專制，這十分難得。

可以說中世紀完全是教會的天下，除了少數幾個帝王以外，其他的所有人都要被教廷左右，但是中世紀後，黎塞留所處的時代，神聖羅馬帝國已經有了裂痕，黎塞留敏銳感覺到這一點，黎塞留敏銳意識到一旦神聖羅馬帝國崩潰，法國將成為Continental霸主。

黎塞留用一系列外交和軍事行動與神羅交手，最終在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中成功使得神羅的後花園德意志四分五裂，德意志諸侯分開，教廷實力大降，法國作為統一強國迅速崛起，黎塞留奠定了法國之後兩百年Continental霸主的地位。

黎塞留作為宗教人士，卻致力於加強王權，加強君主專制，他死後路易十四專權，東征西討，法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急劇擴大，路易十四也被稱為“太陽王”。

可以說直到二戰，法國一直遵循著黎塞留當年的地緣政治思想——只要阻止Continental出現一個統一強權，法國就永遠是Continental霸主。

但是誰打破了這一點呢？是俾斯麥，四戰之地的德意志正是法俄奧這樣的Continental大國最為提防的存在——所有人都在阻止德國的統一。

俾斯麥作為普魯士的宰相，一步一步的經營，用三次王朝戰爭以武力同意了德國的土地，在武力統一的基礎上又聯絡各個民族主義陣營，巴伐利亞、薩克森、黑森等邦國依舊以王國或者公國的形式存在於帝國中，以帝國議會來決定國家走向。

可以說武力統一是極其不穩定的，但是俾斯麥以其遠交近攻的外交手段先解決了外部矛盾，壓制法國，聯合俄國，穩住英國，而且在內部上一手鞭子一手糖果，儘量將分裂了幾百年的德意志重新捏合在一起，使普魯士主導德意志而非溶入德意志，最重要的是他果斷將奧地利擠出了德意志的統一範疇，因為他已經感覺到了奧地利帝國的內部問題嚴重，與其將其兼併不如將其作為緩衝國和盟國——果不其然，奧地利帝國因為民族和階級問題無奈轉型成二元的奧匈帝國，有兩個平等政府，並在一戰中被肢解。

當然最後德意志第二帝國沒有按照俾斯麥的外交策略一直走下去，最後走向了失敗。

黎塞留全名阿爾芒·讓·迪普萊西·德·黎塞留，1585年9月9日出生於巴黎，1606年在當時的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的提名下黎塞留被任命為呂松主教，他在後世被人譽為紅衣主教。儘管被人們稱為紅衣主教，但他並不是為教會服務的——在當時的歐洲民族國家的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教權壓制政權的現象層出不窮：在人們的潛意識中自己首先是教會的信徒，其次才是國王的臣民。然而黎塞留終其一生始終將法國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致力於將法國打造成Continental霸主，甚至不惜為此同羅馬天主教會對立。

對黎塞留有知遇之恩的亨利四世於1610年遇刺身亡，其子路易十三繼承了法蘭西王位。這時的路易十三年方九歲，很顯然他不具有獨自治國理政的行為能力，因此這一時期法國實際由太后瑪麗·德·美第奇攝政。然而在太后的御用班底統治下的法國卻是吏治腐敗、國庫空虛，貴族們堅持要召開三級會議並試圖以此限制王權，農民和市民因不滿政府的橫徵暴斂而時不時發起暴動，法國的國際威信和對外貿易在這一時期也受到了波及。

在這一時期黎塞留出於自己的政治前途考量而選擇依附於太后，然而在1617年4月羽翼豐滿的路易十三發動政變放逐了母親美第奇，受此事波及的黎塞留被放逐到阿維農。在這裡他寫成了《保衛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原理》一書，他正是因為如此才被教皇格列高列十五世擢升為紅衣主教。太后美第奇在被放逐後曾計劃逃跑，如果此時一旦付諸實施勢必使法國在國際上顏面掃地，路易十三自然不願看到這樣的事發生，於是試圖同母親和解，這時黎塞留在國王和太后之間穿梭遊說，成功化解了太后出逃危機。此後黎塞留開始獲得路易十三的重用提拔——1624年8月他成為法國首相。作為首相履職時的黎塞留是這樣向路易十三闡述自己治國理政的方針的：“我的第一個目的是使國王崇高”——就是削平貴族，加強專制王權。“我的第二個目的是使王國榮耀”——就是提高法國在歐洲各國中的地位。

在黎塞留主政之下的法國對內削弱了貴族勢力，強化了專制王權，結束了國內長期的宗教內戰。與此同時他對法國外交的貢獻似乎更大：他主政法國時期歐洲爆發了三十年戰爭，這時歐洲各國劃分敵我陣營的標準基本就兩條——宗教信仰和親疏關係。當時的歐洲在宗教改革後湧現出大量新教派，這些新教派和傳統的羅馬天主教派之間矛盾日積月累，最終以三十年戰爭的形式爆發出來，於是歐洲各國很自然地根據本國的宗教信仰劃分敵我陣營。與此同時歐洲各國之間普遍存在政治聯姻，因此各國王室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婚姻關係和血緣關係，彼此的親疏遠近也成為劃分敵我的標準之一。然而黎塞留儘管身為天主教的紅衣主教，卻毫不猶豫地從法國的現實利益出發選擇同新教國家合作——這是因為他認為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才是對法國最大的威脅：此時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著奧地利、捷克、匈牙利、尼德蘭、西班牙、義大利南部以及西屬美洲殖民地，法國完全處於哈布斯堡家族的戰略包圍之中。最終法國同德意志的新教諸侯以及瑞典合作將德意志諸侯割據的狀態維持下來，避免形成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一家獨大的局面。與此同時法國則將自己的陸上國境線推到萊茵河西岸並強力進入大西洋和地中海，開闢了一系列海外殖民地。他從國家現實利益出發的務實外交理念被視為是現代外交學的開山鼻祖。

俾斯麥全名奧托·愛德華·利奧波德·馮·俾斯麥，1815年4月1日午後1時出生在普魯士的勃蘭登堡阿爾特馬克區申豪森莊園。在學生時代他表現出過人的語言天賦——除德語外，還能熟練運用英語、法語、俄語、波蘭語、荷蘭語，他甚至還懂古代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與此同時他還熟知歐洲各國的歷史。也許他日後之所以能對歐洲各國的心態瞭如指掌並在其之間遊刃有餘地縱橫捭闔就是在這一時期打下的基礎吧。

1847年4月14日普魯士聯合邦議會會議開幕，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當年33歲的俾斯麥當選柏林州的正式議員，由此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這時德意志各邦國之間組成了邦聯會議，普魯士作為德意志諸邦中兩大強國之一自然也在邦聯會議中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851年俾斯麥出任邦聯會議的普魯士代表並於不久後升任大使，此後他又歷任駐俄大使、駐法大使等職，直到1862年9月23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將其召回並任命為首相兼外交大臣。3天后他在普魯士議會下院發表了自己的就職演說：“當代的重大問題並非透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就能解決的，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他因此被冠以“鐵血宰相”的名號。

正是在俾斯麥的鐵血政策指導下普魯士完成了擴軍備戰的一系列工作，與此同時俾斯麥巧妙地在歐洲各國之間合縱連橫：先是拉攏奧地利以收復德意志失地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為名對丹麥作戰，以此爭取德意志諸國的好感，獲得師出有名的大義名分。接著又在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兩地的分割問題上刻意製造同奧地利的矛盾，與此同時穩住西部的法國，拉攏德意志諸小邦以及渴望從奧地利手中收復失地的義大利撒丁王國。在普奧戰爭中普魯士展示了高昂計程車氣和先進的技術：普魯士在火力、後勤運輸以及情報傳遞等各方面無不優於奧地利，最終戰爭以普魯士的勝利告終。然而正當普軍上下打算趁勝追擊直入維也納時俾斯麥在審時度勢後堅決阻止了這一行為，因為他知道同樣圖謀Continental霸權的法國不會坐視德意志的統一，如果奧地利被徹底擊敗，也許普魯士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法國。為了避免法國的干涉，俾斯麥當機立斷決定將奧地利從德意志排擠出去，然後建立一個以普魯士為主導的不含奧地利在內的德意志國家。儘管這樣做看似是放棄了唾手可得的東西，但俾斯麥就是這樣的人——絕不允許所謂的勝利果實干擾到自己的通盤計劃。事實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在不久之後普魯士果然同法國爆發了戰爭，而在這場戰爭中被普魯士打怕了卻又沒被過分削弱的奧地利選擇了保持中立。

普法戰爭後法國被迫將阿爾薩斯和洛林割讓給由普魯士統一的德國並向德國賠償鉅額賠款。割地賠款以及Continental霸權的喪失使法國將德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法德矛盾幾乎成為20世紀初歐洲最主要的一股矛盾並深刻影響制約著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1871年剛在普法戰爭中獲勝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的鏡廳加冕為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由此宣告了德意志統一的完成，然而這對法國而言無疑是一種挑釁行為。鑑於法德矛盾的尖銳，俾斯麥一直積極試圖孤立法國——先是組建了德、奧、俄三皇同盟，然而這一同盟內部本身就潛伏著巨大的隱患：俄國對東歐和巴爾幹等斯拉夫人聚居區一直懷有野心企圖，而德、奧在這些地區也有利益存在；另一方面俄國也不願看到德國在擊敗法國後進一步崛起成為一箇中歐強權，因為德國在擊敗法國後的下一個目標極有可能就是自己。面對俄、奧兩個盟友的矛盾俾斯麥展現出自己高超過人的外交天賦：他絕不會在俄、奧兩國之間偏向哪一方，而是努力營造出一種使兩國都需要依仗德國的形勢，與此同時俾斯麥還將他的結盟羅網擴大到義大利：以幫助義大利對抗法國換取義大利同德國結盟。俾斯麥的結盟體系其實就是以一種環環相扣的格局使各國彼此互相牽制，遺憾的是新上臺的威廉二世皇帝和他的外交班底無法理解如此複雜的結盟體系，以致於他們在俄、奧之間選擇站到奧匈帝國一邊，這無異於將俄國推向自己的對手法國一邊。與此同時以威廉二世為首的新政府又大力推行海外擴張，以致於同當時的殖民霸主大英帝國構成了尖銳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