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歷史學家，陝師大教授、博導，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杜文玉眼中，這是一個需要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去探討的問題。

政治地位 絲路的繁榮見證大唐繁榮

能夠有資格成為絲路的起點，這個城市不僅要在地理位置上佔優勢，而且一定也是一個強大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杜文玉教授表示，大唐的長安城在當時正是這樣的城市——絲綢之路的繁榮同時也見證了大唐的繁榮。

絲路繁榮從西漢開始，到唐朝為盛，在當時，以絲綢之路為紐帶，中國和許多國家進行非常密切的交往。

杜文玉教授認為，這顯然和官方倡導有著極大的關係，“從在長安‘拍板’開通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開始，官方就一直在為絲路的暢通和安全保障做著努力，比如不斷維護，現在還能看到的漢長城，以及當時的中央機關在絲路沿線修烽燧、屯駐軍隊、設定驛館……種種舉措，保障了絲綢之路的穩定與通商安全，沒有政府的支援，絲綢之路不可能如此繁榮。”

杜文玉教授表示，到了唐朝，長安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更在絲路沿線國家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唐朝中央政府很好維護了當時的相關地域秩序。“每每提及上述做法，我們都無法繞過，中國漢唐時期的政治中心是長安，所有政府決策都是從長安做出的——長安之於絲綢之路的政治地位，可見一斑。”

經濟地位 絲路上的“國際化大都市”

提及絲綢之路，很多人腦海中會首先浮出穿梭在漫漫黃沙上的駝隊，載滿異域物品、翻越險隘雄關的畫面。

千百年來，絲綢之路上從來不缺乏活躍的各國商人，絲綢、玉帛、瓷器、桑蠶、火藥、皮毛、汗血寶馬、香料……在此運轉，浩浩蕩蕩的貿易交流促成了沿線各國的經濟大繁榮。

杜文玉教授同樣認為，在經濟層面，唐長安城對於絲綢之路有著重要意義，“唐長安作為交通繁忙與賓客雲集的都城，儼然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它同樣成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經濟中心。”

杜文玉教授表示，唐朝時期，由絲綢之路引入的主要貿易方式涉及朝貢貿易、國與國貿易、邊境貿易、民間商貿四類，“而不管是哪一類，都是以長安為中心進行經濟交流——朝貢貿易必須在長安進行，唐朝對朝貢使團有很多優待政策和措施，如根據路程遠近給付資糧，安排住宿，饋贈物品(其價值往往超過進貢物品的價值)；國與國的官方貿易則由位於長安的朝廷主導，如當時回紇與唐朝政府的絹馬貿易，規模龐大；民間商業貿易雖然不一定在長安進行，但長安無疑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外國商人到了中國，必先聚集長安，再輾轉他處，形成長安‘市肆多賈客胡人’的熱鬧場面；此外，唐朝中央政府還在邊境很多地方設定互市監來掌管對外貿易。也就是說，決定這條經濟貿易之路的政令仍發自長安。”

文化地位 聚集當時“第一流”文化人和最璀璨的文化

不光具有極高的政治地位，是受人矚目的商業大通道，唐時的絲綢之路更體現了流傳千年的“絲路精神”——絲綢之路作為人文領域的交往平臺，多民族、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匯融合，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各個國家之間形成了“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鑑、合作共贏”的絲路精神。

杜文玉教授也認為，大唐的包容和開放是絲路繁榮的基礎，這點在文化宗教領域表現尤甚，“大唐長安，由絲路聯通，聚集了當時‘第一流’的文化人才。大量頂尖的藝術家、數學家、天文學家、醫學家……他們在這裡交流，融通，取長補短。唐長安城聚集了當時最先進、最璀璨的文化，也讓這裡成為一座空前繁榮的世界文化之城。”

透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胡旋舞等外來樂舞，往往先傳至長安，興起風靡後，再流行到各地；長安的畫風也影響了世界，中原的音樂藝術則以主流姿態傳入西域各國。杜文玉教授指出，唐朝的長安，同時也是亞洲各國文化教育交流的中心——當時的日本、新羅、尼婆羅、天竺等國，都先後派遣大批學生留學長安，學習中國的歷史、法律、禮制、文學和技術。

成熟的留學生教育制度，在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培養人才的同時，也豐富了唐文化的內容，在同樣的理念下，唐長安對外域文化和宗教採取了相容幷蓄、豁達接受的政策，讓佛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先後傳入，和諧共生。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漢代開闢的這條絲綢之路時而因為政治對立、民族矛盾乃至戰爭而一度中斷.文明的發展,勢力的擴張,商業民族的活躍, 和草原遊牧民族與農耕定居民族的依存關係,使得東西方的精神與物質的文化交往兩千多年來從未斷絕. 東漢末年,中原戰亂頻仍,秩序混亂.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沒有太守,當地豪強大姓雄張,兼併土地,使小民無立錐之地,前來貿易的西域商胡也備受欺詐.227—233年間,倉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併和勒索,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1907年,英國考古學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下,發現了一組用中亞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寫的粟特文信件,這是在涼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幹(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貴人的書信,不知什麼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長城腳下.信中談到,這些以涼州為大本營的粟特商團,活動的範圍東到洛陽,西到敦煌,經營中國絲綢等商品的長途販賣.這組書信寫於西晉末年(312年前後),它們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天下大亂,不少大族和有文化計程車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涼王朝的先後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為本地區接受外來文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也為向中原輸送外來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還是後來的南北朝,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至洛陽; 399年,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 468年,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與波斯使俱還; 518年,宋雲與惠生自洛陽出發,西行取經; 530年, 波斯國遣使南朝; 此外,還有大量沒有留下名字和事蹟的使者往來於東西各國. 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隋煬帝時,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於張掖、敦煌之間,透過西域商胡,聯絡各國首領.從今天儲存的裴矩撰寫的《西域圖記序》中, 我們可以瞭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波斯、印度的情況. 進入唐代,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廣闊開拓,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生產發展,商業繁榮,文化昌盛,並以博大的胸懷,大量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從唐太宗到武則天,唐朝的勢力不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諸王國,而且成為天山以北、蔥嶺以西廣大區域內各個王國的宗主國,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西方的珍禽異獸、珠寶香料、玻璃器皿、金銀貨幣紛紛傳來,中亞、西亞的穿著、飲食等生活方式,音樂、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藉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 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後,宋王朝先後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於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於東南的杭州,加之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相對來講,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裡也被頻繁地利用,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後的蒙元時代.這些已經溢位本書的範圍,就留待以後再講述吧. 三、透過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絲綢之路上,也流傳著許多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話和傳說. 說到絲綢之路,人們自然首先會想到中國絲綢的西傳.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羅馬,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因為來自遙遠的東方,所以造價昂貴,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我們今天在雅典衛城巴臺農神廟的女神像身上,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們所穿著的絲綢服裝,輕柔飄逸,露體動人.絲綢服裝的追求已經到了奢侈浪費和傷風敗俗的地步,使得羅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絲織服裝, 但並沒有起多大作用. 羅馬帝國的古典作家們把產絲之國稱之為“賽里斯”(Seres).公元一世紀的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絲生於樹葉上,取出,溼之以水,理之成絲.後織成錦繡文綺,販運到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賽里斯就是中國,這是當時絲綢遠銷羅馬的真實寫照. 老普林尼和以後相當一段時間裡的西方學者,並不清楚絲綢是如何織成的.中國的養蠶和繅絲的技術是很晚才傳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經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國途經于闐(今和田)時,聽到一則傳說,在現存的有關於闐佛教史的藏文文獻中也有大同小異的記載.這個故事的主要情節是講于闐王曾娶東國(一本作中國)女為王后,暗中要求對方將蠶種帶來.新娘下嫁時,偷偷把桑蠶種子藏在帽絮中,騙過了關防,把養蠶制絲的方法傳到了于闐.從此以後,于闐“桑樹連蔭”,可以自制絲綢了.于闐國王為此特別建立了麻射僧伽藍, 以為紀念.近代考古學者曾在和田東北沙漠深處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發現一塊八世紀的木板畫,上面描繪著一位中國公主帶著一頂大帽子,一個侍女正用手指著它.研究者都認為,這裡所畫的正是那位傳播養蠶制絲方法的絲綢女神.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盆地的古墓中,發掘出大批高昌國時代(502-640)的漢文文書,證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綠洲王國生產的絲織品情況. 至於更遠的西方世界,是遲到六世紀東羅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時,才由印度人(一說波斯人)從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國那裡,用空竹杖偷運走蠶種的. 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歐亞各華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

謝謝誠邀！絲綢之路始於西漢武帝時期，張騫探索開創的，以長安為起點，途經甘肅，新疆，中亞，西亞，直到地中海地域國家。唐朝更加繁盛。當時的長安城是世界最繁華的都市之一。唐朝時期，對外開放的程度很高，長安也是大唐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城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基點，可以擴大對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很多外國使團紛紛拜訪。很多外華人來長安學習漢文化，大唐先進的技術得以傳播，給世界的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

唐長安城的繁榮，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開拓動力。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佈局嚴整的唐長安城

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比較暢通的時期，都是以關中為核心的統治集團主動向西域開拓進取的結果。西漢時候，漢武帝鑿空西域，張騫的兩次西行，讓人們知道了西域諸國的資訊，在打通了西域與關中的聯絡之後，漢朝便開始經營西域，大漢王朝的軍事和經濟影響，是絲路開拓的關鍵。

但是到了西漢之末的王莽時期，西漢的政局一不穩定，匈奴就控制了了絲路諸國。直到東漢明帝國力強盛後，才又靠著軍事手段恢復了西行之絲路。

魏晉南北朝時候，中原戰亂，絲路就失去了漢代的興盛。

直到大唐定都關中，長安城這顆熠熠奪目的新星升起之後，絲路才有了新的生機。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絲路就是一條路，有人走才叫路，什麼人會去走這鳥不拉屎，風沙遍地，搞不好命都沒了的西天取經之路呢？

商人，只有圖高利潤之商人，才是絲路的主要行人。當然，除了商人，也有將生命置之度外的僧侶，這是有信仰的，不能用經濟目的衡量。

唐長安城這座當是世界罕見的大都市，匯聚了中國的優質商品，絲綢，寶石，等等，這些也是絲路另一端的東羅馬帝國、波斯以及隨後的阿拉伯帝國需要的商品。

有需求就有市場，就有商人不畏艱險，遠行千里過來做貿易，絲路就這樣在大唐時期興盛起來。

長安城也因此成為交通頻繁、賓客輻輳，商業繁榮的國際性大都會。

唐長安城平面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