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沒有篡改歷史，他要改的是起居注，也就是代表帝王言行和皇宮秘聞的書，還沒有改成，不知道誰別有用心的說改史書，事實上史書除了官方的，還有無數民間和世家的，哪那麼容易改，唯一改史書比較成功的是清朝，到現在也沒人知道真相是什麼，因為知道的幾乎全死了

其實不止唐太宗之後，之前的正史也不見得就可信，畢竟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史官也早就沒有春秋時期那種大無畏秉筆直書的精神了。只是唐太宗要求看起居注改實錄的故事太出名了所以成了眾矢之的。另外，有些人非要說唐太宗沒改，那也沒必要“狡辯”。他確實改了，而且改的挺徹底的，以至於初唐時期很多歷史真相讓人不得而知。就具體說說唐太宗的情況吧。

唐太宗看起居注、修改實錄的故事記載於《舊唐書•褚遂良傳》、《資治通鑑》等史書中，並在《貞觀政要》中也有記載。褚遂良傳裡李世民僅僅是做了一個試探想看，褚遂良義正言辭地拒絕了。但是後來另有一次，就沒這麼簡單了。《資治通鑑》的記載原文如下：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委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這就是《資治通鑑》的原文了，《貞觀政要》的內容大致相同。我把其中幾個關鍵點加粗標明瞭。這意思大致是說李世民要求看起居注，然後收到了大臣們反對，但是李世民態度很堅決。最後房玄齡、許敬宗把起居注刪改成了《實錄》給李世民過目，李世民看到“六月四日事”，讓他們“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這就是分歧所在了。很多人看到“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就說看吧，李世民根本沒篡改，而是更正了大臣篡改的部分。如果你這麼想，我只能說有點天真。

來把我列出來的幾個關鍵詞一一解釋一下。所謂“起居注”，就是古代記錄皇帝言行的原始記錄。而李世民要看，大臣們覺得不合適，最後房玄齡、許敬宗把《起居注》進行刪改，形成了李淵和李世民兩朝的《實錄》。打個比方，如果說“起居注”像是原始的手寫會議記錄，“實錄”就是整理後的列印會議紀要。李世民看的是這個。那有人可能說，《起居注》並沒有改啊，是的，起居注還在，但問題在於，後來修的《舊唐書》、《新唐書》全是根據《實錄》整理的，再也不看起居注了。所以，你說他改了沒有？

再來，李世民看的“六月四日事“是什麼？就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啊。李世民認為他殺李建成、李元吉是像當年周公誅殺管叔、蔡叔，平定叛亂那樣的正義之舉，所以不用隱晦，可以寫。這就是有人說李世民既然改了歷史，為什麼還留下了玄武門弒兄殺弟的事情。因為他不認為自己有錯，自然保留了。

接著，所謂“削去浮詞，直書其事”，有人覺得這就說明寫的是真事了。其實誰能定什麼叫“浮詞”，怎麼算“直書”？只有一個答案，李世民說了算。所以，這句話不是說李世民讓房玄齡按照事實寫，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寫。換句話說，李世民給修史做出了“指導意見”！

那就說說李世民究竟改了哪些歷史。首先就說這個“六月四日事”。對於他自己殺李建成、李元吉的內容確實保留了。但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錄卻有一段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方，那就是李淵的態度。當李建成李元吉死去，東宮和齊王府的兵馬與玄武門守軍爆發激烈衝突，甚至幾乎殺入宮中，關鍵時刻，尉遲敬德把太子和齊王兩顆首級展示給他們看才讓他們軍心大亂，做鳥獸散。緊接著尉遲敬德一身是血進入宮中，李淵在幹嘛？帶著宰相們在湖中泛舟！這可能嗎？前一天，李世民狀告李建成、李元吉禍亂宮闈，所以李淵叫他們兄弟三人第二天一早到宮中對質。結果哥仨都遲到了，你倒好，不聞不問，帶著宰相們划船去了？就算李淵真的有早朝前划船的習慣，難道沒人通報玄武門打起來了嗎？難道到了早朝時間還繼續划船？難道三個兒子都不來他不感到奇怪？難道一點動靜都聽不到嗎？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李世民或在兵變之前，或在兵變時，另有親信進宮控制了李淵，甚至極有可能與李淵的衛隊發生了軍事衝突！李世民要看起居注，就是要確保這段不能寫進歷史！為何？因為殺李建成、李元吉可以說成平叛，如果跟李淵的部隊打，或者軟禁李淵那就徹底是犯上作亂，怎麼洗都洗不乾淨了。而且這個親信的人選也比較明確，極有可能就是——侯君集！為什麼是侯君集？因為李世民後來封第一批玄武門之變的功臣，一共只有五人，他們是長孫無忌、房玄齡、尉遲敬德、杜如晦、侯君集。其他四人入選當之無愧，因為長孫無忌是兵變的提出者，並且是最早到達玄武門做佈置的；房玄齡、杜如晦是出謀劃策的；尉遲敬德更是親自射殺李元吉，救下險些被李元吉勒死的李世民，更帶著人頭平息了幾乎攻入宮中的東宮和齊王府的人，並逼李淵就範。唯獨侯君集，一個字的記載都沒有，甚至張公謹還有記載拼命關閉宮門，高士廉還在紫薇門準備釋放囚徒做後備隊。唯獨侯君集一個字都沒寫。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去做了一件隱秘的工作，控制李淵！

除了玄武門之變的內容，後來發現了唐初李淵身邊的書佐溫大雅所寫的《大唐創業起居注》，這是真的起居注，裡面記載的內容和由實錄整理的新舊唐書內容大相徑庭。主要就是新舊唐書把太原起兵的功勞全歸於李世民，而李淵傻的像個提線木偶。後來各種戰爭中李建成幾乎一字不提。而在《大唐創業起居注》中太原起兵是李淵深謀遠慮，後來的軍事作戰中也經常能看見李建成的身影。更重要的是，溫大雅在奪嫡鬥爭中還是站在李世民這邊的，沒有理由偏袒李建成。很顯然，這些修改都是貞觀史臣所為。固然，不一定每一處都是李世民親自提出，他們也會遵循李世民的意願，做一些修改，非常正常。

我談談我的看法。

所謂“唐太宗之後的古代正史都不可信”，無非是說李世民改史。可是，查遍史料，也找不到李世民改史的證據，恰恰相反，李世民尊重史料、妥善記錄和儲存史料的記載倒是找到了不少。

一、史書只記載了李世民曾觀看實錄

根據《貞觀政要》記載，在貞觀十四年（640），李世民提出想看國史，李世民最初的意思應該是想看起居注，但是，最終商議的結果是，房玄齡等人編寫了《高祖實錄》和《今上實錄》給李世民看。李世民看到玄武門之變時，發現記載“語多微隱”，於是下令“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因此，李世民的指導意見是“直書其事”，意思是實事求是的寫。不知道為什麼到了某些人的眼裡，這就成了李世民改史的證據了。

有人說，李世民給玄武門之變定了性，“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因此，其意圖就是讓史官按照這個思路篡改史書。

那麼，李世民這話是對誰說的呢？房玄齡。而“周公誅管、蔡以安周”的提法，本身就是房玄齡最早提出來勸說李世民的，早在武德九年（626）玄武門之變前夕，房玄齡就對長孫無忌說，“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因此，房玄齡武德九年（626）就提出的觀點，還用的著李世民貞觀十四年（640）再去教房玄齡本人？李世民在這裡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們都認為玄武門之變是“行周公之事”，那何必隱晦？

應該說，李世民提出的“直書其事”的原則，得到了魏徵的支援，魏徵說：

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二、李世民觀看實錄的時間

《資治通鑑》把李世民觀看實錄的時間記在了貞觀十七年（643）七月，給了某些人發揮想象的空間，他們認為，這是李世民在經歷了李承乾謀反事件以後，非常在乎自己的名聲，於是想要看國史。

實際上，《資治通鑑》是把所有與此相關的事件全都附在了貞觀十七年（643）七月，而貞觀十七年（643）七月這個時間點，實際上是史官根據李世民“直書其事”的要求編寫完畢後的最終成書事件，七月成書之後，李世民並沒有再看，只是讓褚遂良讀給他聽，而且讀了一小段就不讓讀了，然後命令皇太子和諸王人手一部，京官三品以上的，可以自行抄錄。據《唐會要》記載：

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秘閣，並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

因此，李世民提出“直書其事”要求的時間點，必然不在貞觀十七年（643）七月，而是在貞觀十七年（643）正月魏徵去世以前，大致應在貞觀十五年和十六年之間，那時候李承乾還沒造反呢。

三、李世民觀看實錄是否違規

我看到不少人說，李世民觀看實錄，違反了帝王不能觀看國史的慣例。果真如此嗎？

（一）自春秋時期開始，國君甚至貴族大臣就可以觀看史書

春秋時期，晉國的執政大夫趙盾不就看過史書嗎？看到“趙盾弒君”的記載以後，還和太史董狐進行了爭論。齊國的權臣崔杼也看過史書，看到“崔杼弒君”的記載以後，還把太史給殺了。

西漢的漢武帝也看過史書呀，他看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據《三國志》王肅傳記載：

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可見，所謂開了觀看史書的歷史先河的人，無論如何找不到李世民，得從春秋時期找起。

（二）李世民是否違規

李世民是否不能觀看史書呢？很顯然是能看的，要不然，歷代帝王如何以史為鑑呢？

當時的慣例是，帝王不能觀看當代國史，也就是說，李世民不能看貞觀年間的國史。至於前代國史，亦即武德年間及以前的國史，李世民是能看的，而且是應該看的，歷代史官記載歷史，一個重要目的不就是留給後代帝王借鑑學習的嘛。據《貞觀政要》記載，李世民想看國史的時候，提出的問題也是為什麼不能看當代國史：

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

因此，李世民觀看《高祖實錄》，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要說違規的，是李世民看了《今上實錄》（截至貞觀十四年止），而玄武門之變記載在哪裡呢？顯然是《高祖實錄》。因此，李世民看《高祖實錄》，並看到了玄武門之變的記載，完全符合慣例呀。

四、李世民對待史官及史料的態度

貞觀年間，李世民對史官是非常尊重和維護的，給了史官很大的權力，李世民與宰相議事的時候，起居郎是要在場記錄的，因此，貞觀年間的史料記載非常完備。等到高宗時期，就取消了起居郎的這一項權力。據《唐會要》卷五十六記載：

貞觀中，每日仗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註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試想，如果李世民真的像現在某些人想的那麼陰險腹黑，試圖篡改史書，那他何必讓起居郎直接參與最核心、最機密的場合呢？何必留下第一手的資料呢？還得麻煩李世民他老人家自己以後再去修改。他像高宗一樣直接把起居郎趕走、幾個人在小黑屋裡面秘密議論多好。

李世民敢於讓史官現場據實記錄，充分說明李世民對於史官、對於史料是非常尊重和維護的。

我們這裡不妨對比一下隋朝。隋文帝和隋煬帝倒是都沒有留下觀看國史、甚至修改國史的名聲，但是人家干預史官記載的手段堪稱一流，據《魏鄭公諫錄》記載：

（太宗）又問：“隋代誰作起居舍人？”公（魏徵）對曰：“崔祖浚、杜之松、蔡允恭、虞南（虞世南）等。臣每見虞南（虞世南）說，祖浚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為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大家看看，隋朝皇帝直接從源頭下手，我不給你紙筆，你就沒辦法記錄了吧。

綜合以上分析，沒有證據證明李世民改史。李世民對史官、對史料都是非常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