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爾豐（1845-1911），字季和，漢軍正藍旗人。祖籍襄平（今遼寧省遼陽市），盛京將軍趙爾巽之弟。初以捐納任職廣東，之後歷任靜樂、永濟等縣知縣，深得山西巡撫錫良賞識。1903年，錫良調任四川總督，趙爾豐隨之入川。

1904年，英國大舉入侵西藏，迫使西藏地方當局與之簽訂了《拉薩條約》，西藏門戶洞開。西藏高層在中、英政府間搖擺不定。在此情勢下，清政府決定加大對西藏地區的治理。

治理西藏首先需要治理川邊，即四川和西藏相鄰的藏族居住區（今甘孜、昌都），只有鞏固川邊，才能應援西藏。但川邊藏區為土司所割據，要廢除自元明以來實施數百年的土司制度，進行政治、經濟、宗教改革，不僅是利益的再分配，也是社會生活習俗的大變革，阻力重重！

1904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在川邊巴塘地區的改革遭到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強烈反對。1905年初，署巴塘都司吳以忠、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先後被暴徒所殺，趙爾豐等人奉命率軍赴川邊平亂。趙爾豐對叛亂者予以了堅決鎮壓，對願意歸誠者則予以安撫，很快平息了叛亂。

1906年，清政府任命趙爾豐為督辦川滇邊務大臣。

1907年，清政府任命趙爾豐為護理四川總督兼川滇邊務大臣。

1908年，清政府為方便趙爾豐集中精力辦邊務，調其兄趙爾巽任四川總督，命趙爾豐為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

主政川邊期間，趙爾丰采用了興學、通商、開礦、屯墾、練兵、設官的綜合治理措施，取得了較好的治理效果。所做工作大體可歸納為如下兩方面。

一、改土歸流，建府置縣。

土司制度是一種世襲制度，土司不僅“世其土”，還“世其民”，說土民是土司的奴隸一點不為過。土司制度既不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帶有深厚的封建割據性，勢力大的土司甚至敢於公開叫板中央政府。

趙爾豐在川邊藏區廢除了土司制度，在全區設定了兩道四府二十四縣，廢除了土司、喇嘛的特權，派流官進行管理；為寺廟“定編”，對超員的寺廟，限制其招徒，對願意還俗的喇嘛予以妥善安排。

在改土歸流的過程中，趙爾豐對那些沒有公開反抗、願意改流的土司予以優待，給予都統、守備、千總、把總等世襲官銜，並按年給以俸祿銀保障其優越生活，對不願歸順、公開叫板的土司則堅決予以剿撫。

二、發展生產，改善民生。

趙爾豐整頓賦稅，抑制土司、頭人等對農奴的役使，減輕農牧民負擔；興修水利，墾荒種田，植樹造林；築路辦郵，開礦製革，振興商貿。廣設學堂，普及文化；設醫施藥，服務邊民。經過趙爾豐的艱苦努力，西南邊防得到了鞏固，川邊藏區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發展。

當時，英國虎視眈眈，西藏高層蠢蠢欲動，趙爾豐隨時面臨危險，甚至有步鳳全後塵的可能，故而在改革和平叛的過程中，趙爾丰采用了狠辣的高壓手段，其“屠夫”之稱也是此時得來的。

1911年初，四川總督、趙爾豐胞兄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向朝廷推薦趙爾豐為其繼任者，令本以為趙爾巽會推薦自己的四川布政使王人文很失落。

1911年5月，皇族內閣成立後，鑑於商辦鐵路在資金、管理、技術等諸多方面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清政府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等人的建議下，決定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由國家來進行承建。

四川鐵路公司雖成立多年，但路幾近沒修不說，拿到上海股市等“保值增值”的300多萬因上海橡膠股災等原因也幾乎血本無歸，再加上內部管理混亂、浪費嚴重，如果中央政府包圓，把他們的虧空補上，川路管理層或許求之不得，所以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化時，四川並沒有出現什麼騷動。

問題是，既精明又想講規則的盛宣懷不想幹這樣的傻事。他只要鐵路國有，至於川路的虧空，你們川人自己解決。

川路管理層當然不幹！好吃好喝慣了，以後不讓揮霍也就罷了，我們自己拿什麼來解決？拿什麼給民眾交待？臉面何在？這不是官逼貪汙分子反麼？

貪汙分子反，也得發動民眾哈。

他們認真研究了政策、法規，提出瞭如下問題：

1、鐵路收歸國有沒有經諮議局審議批准，違背預備立憲體制。

嗯，這個可以有，政府的做法確實有違法之嫌。

2、將鐵路收歸國有，政府承建，我們沒意見，可政府並非自建，而是借洋債、聘請洋人為總工程師、用洋人的物料，這分明就是將築路權、管理權給了洋人，是賣國嘛！

這個怎麼說呢，當時情況下，政府確實沒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不借雞，下不來蛋，借洋債、聘洋人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只要借債，就得有利息，有資源擔保，有權益讓步。也談不上賣國，你現在貸款買房叫不叫賣家賣妻女呢？但民眾很逗，一是可能天然的認為這就是賣國，二是，有人宣傳給他們是賣國，他們很人。我們改革開放之初，還進行過類似的爭論呢。

在川路公司看來，綱舉目張，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我們已經將其上升到愛國與賣國的高度了，中央政府總該給點面子了吧。遺憾的是，中央政府覺得自己也很佔理，錢是你們四川揮霍掉的，怎麼能讓拿國庫的錢也就是全國民眾的錢為你們埋單呢？

四川立憲黨人和紳商絕望了。

1911年6月17日，他們成立了由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任會長、副議長羅綸任副會長的保路同志會，強烈要求政府按立憲體制，將是否鐵路國有交省諮議局、股東大會議決，是否借用外債交大清資政院議決，否則將誓死抗爭。

對立憲黨人和紳商的提議，因新任川督趙爾豐還未到崗，代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表示理解、同情，並表示願意代為向上反映。

同天，朝廷的最後方案公佈，對川路公司的虧空還是隻字未提。

川人惱了！

保路同志會分赴各地，演講、宣傳、動員，不到10天時間裡，會員增至十萬加！

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趙爾豐於8月2日抵達成都。在瞭解了鐵路國有化的詳情後，趙爾豐對川民深表同情，建議朝廷收回成命。

8月27日，面對全省多地出現的罷課、罷市、抗稅、抗捐等活動，趙爾豐再次致電朝廷，建議朝廷按照預備立憲體制，由資政院、諮議局來決定相關事宜，千萬不要因為怕丟面子而拒不讓步。要不然真可能大禍臨頭。

或許是四川離北京太遠了，聞不到火鍋與朝天椒的氣味，朝廷認為趙爾豐危言聳聽，批評他完全沒有了當年的銳氣。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又補了一腳，乾脆建議朝廷查辦他。

湖廣總督瑞澂建議朝廷從湖北調新軍入川。

朝廷命川省水陸新舊各軍悉聽端方調遣。

9月7日，被朝廷訓斥、遭同僚彈劾、被頗有“獨立宣言”性質的《川人自保商榷書》搞得高度緊張的趙爾豐使了個昏招，誘捕了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保路會主要領導人，希望藉此平息事態，給朝廷有所交待，沒承想卻引發了更大的騷亂。數萬民眾擁向總督府要求放人，趙爾豐則要求民眾必須退出總督府。失控的民眾衝入了總督府大堂，趙爾豐下令開槍，成都血案發生。

巴不得事大的革命黨、會黨乘勢作亂，四川局面失控。

在趙爾巽、端方、瑞澂的聯名舉薦下，朝廷派原川督岑春煊入川“剿撫兼施”。至此，朝廷對四川的應對方案才算確定：端方繼續負責鐵路國有，岑春煊負責平息川情，岑未到之前，端方負全責。朝廷調陝、鄂軍隊入川。

趙爾豐成了恭候岑、端二位欽差的“看守”。

“剿撫兼施”，給了岑春煊很大的自由度。9月18日，還在上海的岑欽差在沒有徵求趙爾豐意見的情況下，直接下令全川官軍不得對民眾“妄加追捕”，“不得擅行殺戮”。隨同命令同時到達四川的，還有岑總的一封溫情滿滿的《告蜀中父老子弟書》，岑承諾“必當為民請民，決不妄殺一人”。

岑的態度令四川形勢更為複雜。趙爾豐不滿不說，端方也很不滿。此後，端方、岑春煊在後方打起了口水戰，都不願前行。

10月初，朝廷終於作出了取捨，同意岑春煊休假“養病”，端方迅速入川。

端方率軍到達夔州（萬縣）時，其軍隊聽聞武昌暴動，開始抗命不前。

11月15日，面對武昌起義後的混亂局勢，趙爾豐釋放了蒲殿俊、羅綸等人，向他們解釋了自己的為難之處，希望他們同自己一道，平息事態，致力於亂後重建。但此時的事態已不是他們幾個能控制得了的了。

11月22日，心灰意冷的趙爾豐與蒲殿俊等人簽訂了《四川獨立條約》，將民政交於諮議局議長蒲殿俊，軍事交於駐軍司令、陸軍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自己則做好了回川邊的打算。

11月27日，端方在資州被隨隊官兵所殺，首級被當作投名狀送往武昌邀功……

12月22日，趙爾豐也成了竊奪軍權的新任四川軍政府都督尹昌衡祭旗立威的刀下鬼……尹昌衡派人闖趙爾豐家裡，趙爾豐的丫環居然會開槍保衛主人，不敵，臥床不起的趙爾豐被從床上拖起，五花大綁，送到軍民公審大會現場。尹昌衡高聲問人民群眾：“大家說說，該怎樣處理這個‘趙屠戶’啊？”

下面齊聲迴應：“殺!殺!殺!”

管帶陶澤錕親自持刀，上前將趙爾豐人頭砍下。一個戰功赫赫、保國衛邊的能臣大吏就這樣謝幕了。

陶澤錕手持人頭，騎馬在成都鬧市巡行，中途他本人又差點被人冷槍射殺……

對趙爾豐之死，當年正在成都讀書，並且做了學生代表參與保路運動的著名川人郭沫若事後如此評價：“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儘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起來。”

恩，歷史永遠不是教材上那扁平的幾頁，而是豐富、立體，多維、多面，有著諸多不為人知的尖銳的細節和為人所忽略的陰暗不勻的側面。讀史能不慎也？

如何評價趙爾豐這個問題我想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實際上即使是在學界對於趙爾豐的評價也歷來都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學界對於趙爾豐的評價大多是趨於否定的，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對於他的評價則較多的轉為了其在川邊地區治理的政績，肯定他對於鞏固西南國防、維護國家統一所做的貢獻等等。

事實上，我認為不論是對於古代歷史人物還是現今我們身邊或熟識的人物評價，我們都很難做到完全的客觀、公正。很多人在對於人物進行評價的時候往往都願意著眼於某人的個別事件和行為，這樣是容易有失偏頗的。那麼對於趙爾豐應該怎樣評價呢？筆者在查閱相關的資料後發現後人對於趙爾豐的批判主要在於他對川南會黨和四川保路運動的鎮壓，這也成為了他無法抹掉的罪行和汙點。但是除了這些汙點之外，我們更應該看到趙爾豐在擔任川滇邊務大臣和四川總督時所作出的貢獻。清朝末年，西南邊陲動盪不安，危機日益加深，這使得清政府意識到必須採取措施解決西藏與內地之間的問題才能穩定其統治。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任命趙爾豐為駐藏大臣兼邊務大臣，在川邊藏區實行改土歸流，由此廢除了在川邊藏區自元明以來實行的土司制度，並對宗教制度進行改革，實行政教分離等多方面舉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次改革也是解放前中國在藏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改革運動，對於穩定中國西南國防、維護國家統一有重要意義，也使川邊藏區的人民擺脫了數百年以來的枷鎖，促進了當地經濟、教育、醫療等事業的發展。

（趙爾豐）

此外，我們應該知道，趙爾豐其實是一個非常具有反帝愛國主義思想的官僚。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他採取堅決不妥協不退讓的態度，面對帝國主義劍指中國西南領土的態勢，他能坐鎮西南，維護穩定，實在是難能可貴。至於趙爾豐鎮壓川南會黨和保路運動的汙點，我們一方面應該看到他對於晚清統治集團的堅定擁護，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他也曾順應民意，希望站到百姓的一邊，只是後來不得不聽從於清政府的旨意對川南會黨進行屠殺，鎮壓保路運動等等，但是據後來的相關研究表明，趙爾豐其實並非是一個噬殺之人。

（趙爾豐）

總之，我認為，對於趙爾豐的評價應該是功大於過的，我們不能因為他的個別汙點而完全否認掉他所做的貢獻。

參考資料：

[1] 李何春，清末川邊改土歸流時期趙爾豐鹽業改革措施及其意義[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2)

[2]田茂旺，論趙爾豐在川邊的茶務整頓與邊政建設[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1(5)

[3]牛秋實，清末民初川邊改土歸流與經略芻議[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0(6)

[4]劉世龍，辛亥年“趙屠戶”名實蘊涵初探[J].社會科學研究，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