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在雍正時期逐漸開始氾濫一些有識之士就主動上書對鴉片進行管控。嘉慶時期鴉片的泛濫更加猖獗，為此兩位皇帝都進行了嚴禁鴉片的行動。談起鴉片許多熟悉歷史的人都會想起鴉片曾經給華人民帶來的傷害和恥辱，至今這種恥辱依舊沒有被完全消除，可以想象鴉片帶給我們的恥辱是根深蒂固的，其實在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很早就認識到了鴉片帶來的巨大危害，一旦稍有不慎可能就會動搖自己的統治根基，為此從雍正時期就對鴉片出臺政策，那現在就簡單為大家介紹下雍正和嘉慶對鴉片採取了那些措施。

清朝初期人們對鴉片帶來的危害一無所知，隨著吸食鴉片的人越來越多，鴉片的危害開始逐漸顯現出來，清代俞蛟在他編著的《夢廠雜著》一書中就記載了吸食鴉片後人們的反應：“癮至，其人涕淚交橫，手足委頓不能舉，即白刃加於前，豹虎逼與後，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微運動也，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由此人們才真正認識到鴉片的危害，在一些大臣的呼籲下雍正皇帝下令禁止鴉片貿易，並規定：販鴉片煙者，枷號一月，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者，擬絞監候，失察之官吏教友吏部嚴加責處。雍正這份嚴禁鴉片的命令有很大的漏洞，他並沒有實行源頭治理，仍允許鴉片進口納稅，對吸食鴉片的人也沒有進行懲處，禁菸令形同虛設。

嘉慶時期鴉片已經到了氾濫成災的地步，兩廣總督曾上書嘉慶皇帝：“鴉片就是洋人土地裡的泥，卻拿來換走我大清的銀兩，而且百姓吸食了鴉片，就成了病人，無法勞作，請皇帝下旨嚴禁鴉片進口。”嘉慶皇帝親政後的第一年就下達了嚴禁鴉片的命令，明確規定停止徵收鴉片稅，嚴禁鴉片進口；宣佈嚴禁內地種植鴉片；內外管制，切斷鴉片源頭；同時嚴厲打擊鴉片的販賣，運輸，銷售。並讓軍隊介入地方禁菸，軍政合作堵塞鴉片的流通渠道。

嘉慶二十年嘉慶皇帝再一次向全國頒佈了《查禁鴉片條規》，對販售罪，走私罪，失察罪，誣告罪等刑罰均作出了具體規定，並增加了舉報，禁毒有功的獎勵條規；對吸食鴉片的人重罰，量刑與販售者相當；官民同罪同懲，懲治官員重於懲治民眾；如果說當初雍正對治理鴉片還不完善的話，那麼嘉慶皇帝兩次重拳出擊打擊鴉片的政策可謂是已經非常完善，非常詳盡。在一段時期內清朝鴉片等到遏制，吸食鴉片的風氣大為減弱。

　　鴉片有多大危害，清政府一直都心知肚明。

　　而且說句良心話，自從雍正年間起，清朝的歷代皇帝，都曾經下大決心，花大力氣，非要徹底禁了這禍害不可。

　　雍正皇帝在位時，每年中國鴉片輸入只有二百箱時，就下了嚴厲的禁菸令：販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

　　而到了嘉慶皇帝登基後，對查禁鴉片的態度，更是極強硬，明確不能再進口鴉片，從此以後，鴉片成了違禁物品。

　　而嘉慶年間，也就成為鴉片貿易的分水嶺：之前還是合法貿易，雖說賺了不少錢，但還要一分不少給大清交稅。從此之後，鴉片貿易，就成了完全的非法走私。

　　除此以外，嘉慶帝先後出臺了五次禁令，禁止鴉片輸入、吸食，也禁止內地栽種罌粟，對於從外國進口的船隻，一律由公行保商出面擔保，保證他們所承保的每艘船沒有裝載鴉片，對於查拿不力、得規故縱的官吏役人，均加重治罪。

　　等到道光皇帝登基後，對於鴉片的危害，更是深惡痛絕，查禁要的力度，也到了空前雷厲風行的階段。

　　後人津津樂道的，是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其實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就曾經以兇狠的鐵腕措施，掀起禁菸風暴，其霹靂雷霆手段，直叫滿朝文武都哆嗦。

　　道光帝登基伊始，就重申了嘉慶帝時代的禁菸令，律勞卑事件結束後，道光帝大為光火，隨後更展開了空前的全國大禁菸，從東南沿海甚至到西北各省，府縣村都要排查，各級官員都分攤指標，必須限制上繳鴉片，誰要是交不上，就罷官查辦。

　　這個死命令一下，舉國戰果輝煌，短短一年間，各地上交的鴉片堆積如山，相關奏摺裡，還有好些地方官員不畏強暴，可歌可泣的禁菸故事，看得道光皇帝心情大好。

　　補充說一句：這次強力掃煙行動中，直隸總督的戰績十分輝煌，查貨上繳的鴉片煙總量，高居全國第二。這位總督也得到了道光賞識，得以官升協辦大學士。

　　這位禁菸英雄，就是後來鴉片戰爭開打後，籤《穿鼻條約》割讓香港的琦善。

　　綜上所述，清朝自雍正以來，至鴉片戰爭爆發前，歷代皇帝的禁菸態度，都是相當認真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公認豐碩的。

　　但禁菸的後果，卻是相當荒唐的。

　　一開始禁菸的時候，每年大清輸入鴉片只有兩百箱，嘉慶年間再禁時，每年已有四五千箱，道光皇帝發狠時，每年更有數萬箱。也就是越發狠禁，鴉片問題越嚴重。

　　更諷刺的，就是英國鴉片販子馬地臣的諷刺，說身為一個鴉片貿易從業者，最盼望的就是清政府禁菸，每次一有禁菸行動，風頭過了鴉片貿易就飆升，賺得盆滿缽滿。

　　而且對大清最嚴重的是：嘉慶年間的禁菸，還有個最慘後果——以前還能靠鴉片收稅，之後鴉片貿易非法，稅都沒得收，白白銀錢外流。

　　越禁菸，鴉片貿易越火爆，火到連鴉片販子都盼著禁菸，為什麼？

　　林林總總的原因，相關史料總結了很多，但除去社會原因和英國因素外，清政府卻還有倆個要命毛病。

　　第一個毛病，就是技術水平。

　　鴉片演變成走私後，利潤十分大，發展十分迅速，相關的走私團伙，更是魚龍混雜。

　　這類團伙以英華人為主，另外還有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印度等各華人，都是摸爬滾打多年的老江湖，跑去走私貿易，各個熟門熟路，做買賣比猴子都精，經常是把裝載鴉片的躉船停泊在珠江口洋麵，然後跑進廣州城，在商館裡和中國煙販子談判。其走私之靈活，令人防不勝防。

　　而更叫清政府犯愁的，卻是鴉片貿易的大殺器：躉船。

　　躉船，英文叫StoreShip，意為洋上倉庫。這種船的船身高得出奇，製造它的目的不是為了航海，而是為了代替倉庫，專門為存放鴉片而建造的，鴉片販子也因此稱之為鴉片母船。

　　這種船隻除了大而堅固，火力配備也強，遠遠強於清朝的水師戰船：當時的清朝水師，不說和英國比，就是和明朝比，也不見了明代時強大堅固的一號福船。以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潰》裡的話說：“只相當於海上警衛隊”。

　　“海上警衛隊”對上大躉船，基本就是找揍。所以長期以來，明知道這幫人的把戲，清朝的沿海水師，也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打不過躉船，那就抓接應的中國煙販快船？

　　沒想到這事更難！中國走私犯大都是沿海各地的幫會成員，有青幫的、有三合會的，更多的是天地會。他們付過定金，憑著票據，就可以到海上提貨，將鴉片裝到武裝快船上（即俗稱的“快鞋”、“快蟹”、“扒龍”，船掛三張帆，左右有五十支槳，船員一百人，船側張著鐵絲網，以防禦炮火，可載貨數百石，據說“來往如飛”，官府的兵船根本追趕不上），轉而運到廣東、福建、臺灣以及長江沿岸。

　　打不過帶攆不上，於是鴉片貿易，也就屢禁不絕。

　　但比這技術水平更要命的毛病，卻是大清的吏治。

　　水師不給力，抓不住走私船，其實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執法人員想不想抓。

　　自從乾隆年間起，大清朝的腐敗，幾乎也是加速度。鴉片貿易上也不能免俗，一箱鴉片送進來，從水師士兵到地方官，不同級別的大清官吏，能拿多少好處費，早已成了潛規則，甚至還有明碼標價。高檔鴉片分多少錢，低檔鴉片分多少錢，全是數字化管理。

　　發展到道光年間，這規則更加透明化，就以廣東水師來說，每個月都要派人去躉船上檢查，每一箱鴉片起家五塊銀元好處費，碰到大力禁菸的年月，好處費也飆升，最高曾到十塊銀元一箱。禁菸這事，不但鴉片販子盼，這些貪官汙吏也盼。

　　以馬克思《鴉片貿易史》的說法：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

　　雖說每運進一次，都要被宰一頓，而且越到禁菸的風口上，被宰的越多，但大多數英國鴉片販子，還是盼著清政府禁菸，因為一禁，就是商機。

　　每次禁菸後，鴉片需求量激增，鴉片價格就水漲船高。像道光之前倆次禁菸，禁完後鴉片價格都高漲三四倍，先前虧多少錢，都能賺回來。

　　而且更荒唐的是，由於禁菸期間，各地都要上繳鴉片，交不上就追責，好些官員禁菸沒本事，又要完成任務，只能吐血咬牙買來鴉片湊數，只求糊弄過去，著實讓鴉片販子們發了不少橫財。

　　每次失敗的禁菸，都好似一面鏡子，折射的不止是幾個官員的問題，而是大清王朝從政治到軍事，各種綜合毛病。

　　被這些綜合毛病惹出來的鴉片問題，病也越演越烈。不但道光皇帝著急，好些有識之士也憂心忡忡。

　　於是1838年6月2日，憂心忡忡的鴻臚寺卿黃爵滋上《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從國家財政著眼，奏道光說：“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幾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櫥銀二幹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強烈要求從嚴、從快禁絕鴉片。

　　鑑於朝廷已多次禁鴉片，而鴉片卻越禁越多，黃爵滋還在奏章中明確提出要禁止鴉片走私就必須禁止百姓吸食鴉片。他的意見是限吸鴉片者一年之內戒絕，過期仍未戒者，斬之。如是官吏，則除本人處死外，其子孫不準參加科舉考試。

　　這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禁菸措施提議。

　　黃爵滋認為，不下狠招，不能禁絕鴉片。

　　各省官員雖然大都主張鴉片在所必禁，但支援黃爵滋以狠招禁絕鴉片的人卻為少數。

　　不過，這少數人中，有一個很特別的人——湖廣總督林則徐。

關於鴉片輸入中國的問題，清政府並非袖手旁觀，置之不理，清政府的禁菸令最早是在雍正時期頒佈的。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皇帝頒佈了一道禁菸令：“興販鴉片煙者， 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若私開鴉片煙館，引誘 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 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從這道禁菸令中可以看出雍正時期已經有了鴉片的販賣和鴉片煙館的開設，並且問題已相當嚴重，不然怎麼會有如此嚴厲的禁令呢？

但這道禁令並沒有提出對吸食鴉片的人如何治罪，關於鴉片進口依舊沒有禁止，照舊按藥材納稅。難道是當時皇帝沒有弄明白藥材鴉片與吸食的鴉片煙屬於同一類物品？這令人費解，這道禁令隱約的讓人感覺吸食鴉片煙的人好比去商店裡購物的顧客。不管怎樣，這道禁菸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廷對於鴉片流毒問題的極為重視。

乾隆帝在位的六十年間，沒有頒佈新的禁菸法令，依舊按照雍正朝的禁菸令執行。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關冊》中有這樣的規定：“沒擔鴉片應納銀三兩；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稅則規定鴉片一斤估價五錢。1767年鴉片輸入超過1000箱，1786年突破2000箱，1790年超過4000箱，內地吸食者漸多，販運鴉片的販子也逐年增加。雍正乾隆兩朝鴉片輸入數量有增無減的主要原因是禁菸政策上出現了漏洞，隨著社會日漸腐敗把禁菸諭令視為具文。

鴉片禁菸政策的徹底頒發是在嘉慶時期，1796年嘉慶帝剛繼位就頒佈諭旨“停止對鴉片徵稅，禁止鴉片進口。”

鴉片貿易從此以後成了非法貿易，鴉片也成為非法禁品。嘉慶五年（1800年）據兩廣總督覺羅吉慶奏報，鴉片走私有增無減，尤其廣東沿海更甚。

嘉慶帝重申嚴禁鴉片進口政策，同時諭令內地禁絕種植罌粟。可以看出嘉慶帝的禁菸政策比前兩朝更為徹底，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鴉片被明令禁止後卻非法走私，輸入量漸多。嘉慶十五年（1810年）在北京廣寧門巡邏的兵士抓捕了一個名叫楊姓的人，身上藏有六合鴉片煙，嘉慶帝得知後又頒佈一道諭旨：“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賊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久幹例禁。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交刑部嚴審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