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讀歷史 不僅僅要看史料，更重要的是要讀懂事件背後的原因。

比如您說的庚戌之變 明朝軍隊為什麼不反擊 之後嚴嵩為什麼要找替罪羊來頂罪。要學會思考背後的原因。

1 明朝政治的腐敗 皇帝的無能

2 人性的問題 在大是大非面前 到底應該怎麼做 那個大將不懂，所以嚴嵩找他當替罪羊 也是沒錯的 他的確該死。

這個問題問得不錯，勾起了我的興趣，有了想馬上分析的雞血衝動。

明中葉,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號嘉靖）統治的後半場時期，不上朝二十多年，求仙問道。發生了“庚戌之變”

（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實際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他執政的前二十年中頗有作為，以不因循守舊的革新精神開創了中興局面；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後日益腐化，朝政日壞，大禮議杖笞群臣、崇奉道教並禍及自身、尋興大獄、誤用佞臣、剛愎自用、局勢動盪不堪）

這一時期蒙古韃靼部興起，統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時勢力強盛，屢次率軍騷擾內地，當時明朝邊將為保官升職，將諸邊軍糧大半賄賂了當朝內閣首輔嚴嵩（做了二十年多年的首輔，幹盡壞事），以致軍士飢疲，明朝的軍隊已經爛到根了，懷柔、順義、通州三座保衛北京的城市兵力都是一些老弱病殘，無力抵抗蒙古韃靼部的騷擾。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才2萬大軍從內蒙南下，三鎮守軍幾乎是一觸即潰，蒙古人根本沒遇到什麼阻攔就輕輕鬆鬆的打到了北京城下，沿途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苦了長城沿線的老百姓。京城內一片混亂，各地勤王軍隊遠水救不了近火。經胡宗憲、丁汝夔，調動京城內所有監獄的死囚組成敢死隊和將進京趕考武舉的考生組織起來編入軍隊，許諾保衛京城成功後給予封官加祿，加上禁軍，共有幾萬人守城，守城將士士氣高昂。一個多月，俺答大軍不斷圍攻北京九門，明朝守軍誓死抵抗，蒙古人大軍死活就是攻不進去。俺答汗發動此次搶掠目的是要明朝開放北方馬市，經雙方談判，明朝同意開放馬市，俺答大軍又在京城周邊燒殺搶掠一番才滿意而去。這一事件史稱“庚戌之變”。

歸根到底責任在於明世宗朱厚熜這個皇帝后期的不作為與腐化（不理朝政，問道求仙），任用奸臣，朝政日壞，軍務廢弛，戍邊軍隊十去八九，剩下都是老弱病殘，朝堂內外烏煙瘴氣，局勢動盪不堪。這種情形和唐玄宗後期的腐化很像，只是一個為成仙，一個為美人。最後都把國家搞得混亂不堪，內憂外患。

這是個好問題，幾乎每一個涉及的人都有責任。

如果要追究責任，那麼大明朝朝廷所有人都有責任。

首先是嘉靖皇帝。此人任用嚴嵩，導致其在朝廷隻手遮天，所以嚴嵩的要求沒有人敢反對，嚴嵩想提拔的人也可以輕鬆提拔。這就造成了，嚴嵩不報軍情，嘉靖自始至終認為邊患不嚴重；同時嚴嵩能任用廢物仇鸞，嘉靖也是功不可沒。沒有他給嚴嵩的權力，嚴嵩也沒這膽子。同時自己不理朝政，對嚴嵩偏聽偏信，根本不瞭解戰局，這顯然不是合格君主所為。

再次是嚴嵩。嚴嵩害怕打敗仗，居然對丁汝夔說，就讓蒙古人去搶吧，搶夠了他們自己就退了，於是下令各地勤王軍隊不準反擊。身為一國高階官員，居然把國民的姓名當做兒戲，能說出這樣的話，這簡直是喪心病狂。

同時，由於嚴嵩的腐敗，導致了京城三大營吃空餉的現象嚴重，京城的守備軍，事實上只有三萬老弱病殘，根本沒有戰鬥力。且由於軍餉剋扣，戰鬥意志極其低下。，武器裝備也是劣質品，根本沒法打仗。正是嚴嵩，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

責任還有仇鸞。自己的能力不夠，不能阻擋俺達於大同之外，居然私下送重金求著俺達離開。俺達兵臨京城之後，仇鸞自己被封為平虜大將軍之後，不去禦敵人嗎便罷，居然還命令士兵披頭散髮假扮蒙古人去搶劫百姓，民苦之，甚於虜"。這種敗類居然能當上總兵，嚴嵩，嘉靖負有極大責任。

還有，丁汝夔自己也有責任。在俺達進犯京城之前，他一切邊境的軍報報入朝廷，理由居然是嘉靖不想聽兵敗的訊息。誠然，可能有嚴嵩威脅的因素，但這並不能使他拜託責任。直到他死，才知道喊出“嚴嵩誤我”，可悲至極。

庚戍之變暴露了明朝的一系列問題，君主昏庸，吏治腐敗，軍隊戰鬥力低下，這一切，都預示著大明王朝已經日薄西山，走向衰敗。

“庚戌之變”發生在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兵進犯京師，明廷一度陷入危急狀態，因這年是庚戌年，故有此名。“庚戌之變”的導火索是明朝拒絕了俺答汗互市貿易的要求，可以說，釀成此變的主要過錯在於明廷。

庚戌之變

蒙古族向來以遊牧經濟為主，雖然也有農耕，但是春種秋收並不能完全解決口糧問題，所以蒙古地區少糧的情形十分普遍，同時畜牧業發展極不穩定，遇到災荒的情形，對糧食的需求就更加迫切了。為了生活需要，蒙古族開始以畜產品換取農、工產品，早先是與藏族、維吾爾族等進行交換，後來又與明朝交換獲取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從弘治十二年（1499年）開始，明朝與蒙古的“通貢”、“互市”突然中斷，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斷了來源，因此蒙古極力尋求緩和與明朝之間的關係，要求與明朝通貢互市。

明世宗朱厚熜

但是明朝統治者為了減輕開支，於是對“朝貢”嚴加控制，嘉靖十七年（1538年），俺答遣使來明朝求貢，嘉靖二十年（1541年）又請求開通互市，但是遭到了明朝的拒絕，而且明朝還下令追殺俺答。這讓俺答十分憤怒，因而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率兵攻入山西境內，殺掠人畜萬計，以此要求“封貢通市”，為了取得明朝的同意，俺答還保證以後再不進入明朝境內掠奪，從嘉靖二十年（1541）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時間內，俺答幾乎年年請求貢市，但每每都遭到了明廷的拒絕。

庚戌之變

請求遭拒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又率兵圍攻大同，八月下通州，直逼明朝首都北京，在圍困北京時，俺答仍堅持通貢互市的要求，並以此作為撤兵的條件。明廷在危急之下，作出了“先退兵，後談和”的答覆，於是俺答率兵北撤，“庚戌之變”才不致釀成大禍。可以說，“庚戌之變”的直接原因是明廷對蒙古政策的失誤，對俺答再三提出通貢的要求不予理睬，反映出自嘉靖開始明朝政治的腐敗，朝廷內部矛盾的空前激化。“庚戌之變”後，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重新建立起了與蒙古間的互市，雙方關係得以緩和。

參考文獻：

唐玉萍：《簡論明代庚戌之變》，《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86年第2期。

曹彥生：《淺評“庚戌之變”》，《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1990年第1期。

孟修：《土木之變與庚戌之變比較研究——朝貢體制框架下的明蒙關係新探》，《黑龍江大學》 2010年。

明朝的庚戌之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歷史事件。他所發生的歷史背景，則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因為大禮儀之爭，導致和大臣關係緊張，遂啟用嚴嵩等小人。又求長生不老，躲在深宮數十年不上朝理政，國家大事被嚴嵩等人把持。

嚴嵩當權之際，邊患嚴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俺答汗率大軍犯大同。大同總兵仇鸞重賂俺答汗，請求不要攻擊大同，移攻他處。八月，俺答汗遂引兵東去，自古北口入犯，長驅至通州，直抵北京城下。當時時勤王之兵四處雲集北京，仇鸞也領兵來到。

明世宗拜仇鸞為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兵部尚書丁汝夔請問嚴嵩如何戰守。嚴篙說塞上打仗，敗了可以掩飾，京郊打仗，敗了不可掩飾，俺答不過是掠食賊，飽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會意，戒諸將勿輕舉。結果諸將皆堅壁不戰，不發一矢。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騷擾八日，於飽掠之後，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後，嚴嵩又殺執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責。因這年是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

由此看來，仇鸞是導火線，嚴嵩是主謀，嘉靖皇帝是禍根，三人都難辭其咎。

謝邀。關於題主的這個問題，子淵之前曾經專門查閱了相關史料，要將“庚戌之變”的罪過歸結於某一人，這明顯有失偏頗。問題的根源在於，為何明朝三十萬大軍抵不住兩萬蒙古騎兵？這其中有太多的層層欺瞞和上下其手，將領們有直接責任，內閣和皇帝則有領導責任。

在具體分析之前，還是先說說“庚戌之變”指的是什麼。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明朝發生了一件極其恥辱的事——韃靼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親率兩萬騎兵南下，繞過大同，直逼京師近郊。據史料記載，北直隸地區此時駐紮有三十萬大軍，卻遲遲不敢應戰，任由韃靼大軍在城外自行焚掠八日，得到明朝通貢的承諾後才肯離去，史稱“庚戌之變”。

▲明代韃靼勢力範圍圖

很多讀者或許會感到疑惑，為何三十萬大軍會懼怕這區區兩萬騎兵呢？說起來，主要是因為當時北直隸地區的三十萬大軍不過是賬面數字，實際上只有五萬人，面對蒙古的兩萬精兵強將，這五萬步兵實在有些不夠看的。何況當時明朝軍隊實力大大衰減，遠不如明朝初期之時。

這種恥辱局面和洪武年間的狀況實在是反差強烈。明朝初期，蒙元殘餘勢力並不甘心接受失敗，所以常常騷擾明朝邊境，明朝為此多次派出名將北伐，如徐達、藍玉等人都曾與蒙古軍隊交戰數次。但是從明朝正統年間（朱祁鎮復辟時期年號）以後，明朝和蒙古之間的攻守之勢就陡然生變，明朝再也無力北伐，而蒙古軍隊則開始南下反攻，也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今人扮演的蒙古騎兵

滑稽的是，明朝號稱擁有200多萬軍隊，並且由於京師地位異常重要，所以整個北直隸地區的駐軍也超過了30萬，可惜這不過是紙上的數字罷了。大家都知道，明朝軍隊分為邊塞軍和衛所軍兩大部分，在歷經幾代沿襲之後，衛所軍已經和普通農民無異，戰鬥力可以忽略不計。邊塞軍則面臨著嚴重的冒名吃空額問題，一個編制有三千人的軍隊，實際可用兵力可能只有一千餘人。這樣的狀況非但沒能及時遏止，反而還在全國各地蔓延開來，問題日益加重。

▲蒙古國博物館所藏俺答汗畫像

明朝嘉靖年間，土默特部開始強盛起來，其首領俺答汗不斷集結軍隊騷擾侵略明朝。誰也沒想到，幾萬人的軍隊就能攪得當時的明朝疲於應付、日夜不安。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為了促使明朝開放大同的邊境貿易，俺答汗率領著兩萬軍隊南下，直逼京師。這是自瓦剌也先圍攻京師之後，蒙古軍隊第二次兵臨城下，迫於駐軍數量稀少，嘉靖皇帝不得不命令各地駐軍起兵勤王，當時的京師兵力之匱乏可想而知。

▲俺答封貢場景復原

事實上，明朝中後期由於吏治腐敗，文官大肆貪汙，作為武官自然也有樣學樣。可是他們的手段和渠道不如文官多，於是只能透過吃空額的辦法，而貪汙軍備物資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所以，當明朝面對兩萬蒙古騎兵的時候，只能無奈求和，簽訂了“城下之盟”。對於一個大國而言，被兩萬騎兵逼得選擇妥協，不可謂不是恥辱。明史專家根據史實推測，當時明朝可能只有九十萬不到的兵力，但賬面數字和軍餉支出卻有整整兩百多萬人。

▲明代將領劇照

這種局面，直到明朝萬曆皇帝在位才有所改善。張居正推行新政時進行了各方面的改革，透過一系列舉措改善了明朝吃空額的情況，兵力維持在了120萬左右水平，而且軍隊戰鬥力也有所提高。然而張居正的改革畢竟只是一針強心劑，不過是延緩了明朝這棵大樹的腐敗枯萎速度，治標不治本。所以當張居正去世後，一切就又回到了過去的模樣。等到崇禎皇帝即位時，大明王朝積重難返，早已無力迴天。

參考資料：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