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綸一直是戚繼光的上司，戚繼光人寧臺紹三府參將時，譚綸是浙江按察副使，後譚綸調任薊遼總督時又把戚繼光調了過去，兩人一直是上下級關係。

譚倫，明朝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官至兵部尚書，與當時戚繼光共事齊名，號稱“譚戚”。譚倫墓始建於1579年，是至今發現最完整的墓，傳神宗皇帝為譚倫之死痛哭流淚，故石匠特為他雕了一對低眉垂眼、悲淚欲滴的哭獅，甚是奇異！抗倭名將譚倫一生戎馬幾十年，為保衛中華民族作出了重大貢獻，進其墓地門樓上的“武忠孝”是對他一生的高度概括。他1520年出生在一個書香家庭。25歲考取進士，歷經三個皇帝、官至兵部尚書，1557年逝世於北京附近的抗倭戰場的烽火臺上。中國《辭海》記載：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譚綸巡撫福建，率戚繼光、俞大猷等平定境內倭寇。隆慶元年（1567年），總督薊遼，與戚繼光訓練軍隊，加強北方防務，官到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撫州簡史》稱譚綸為“明朝中期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 戚繼光從東南抗倭到北鎮薊州，上司胡宗憲、譚綸、劉應節、梁夢龍，以及執政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對他的工作都比較支援。尤其是張居正，常把那些作對的官員調開，甚至免除職務，所以戚繼光能久鎮北邊，發揮所長。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病死，反對派群起攻擊，戚繼光也受到牽連。十一年（1583），戚繼光被調往廣東。 十三年（1585），戚繼光被朝廷罷免官職，回到家鄉登州。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1588年1月5日），戚繼光突然發病，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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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與總督比那個官大

總督的官職比戚繼光的官職大。 戚繼光擔任過登州衛指揮僉事、薊州總兵、左都督，少保。其中左都督、少保、總兵都是屬於一品官職。 在明朝政治中，總督在朝廷一品官員，在地方是軍政之首。 戚繼光的官職雖說是地方總兵，相當於現代的地方軍區司令，但是總督是地方的黨委書記+省長。所以總督的權利和官位都比戚繼光大。 擴充套件資料： 戚繼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卒諡武毅。漢族，山東蓬萊人（一說祖籍安徽定遠，生於山東濟寧微山縣魯橋鎮） [1] 。明朝抗倭名將，傑出的軍事家、書法家、詩人、民族英雄。 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十餘年，掃平了多年為虐沿海的倭患，確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後又在北方抗擊蒙古部族內犯十餘年，保衛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進了蒙漢民族的和平發展，寫下了十八卷本《紀效新書》和十四卷本《練兵實紀》等著名兵書，還有《止止堂集》及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呈報朝廷的奏疏和修議。 先來看看譚綸:

譚綸（1520年—1577年），字子理，號二華，漢族，江右民系，江西宜黃縣譚坊人。明代抗倭名將，傑出的軍事家、戲曲家，與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齊名，又與戚繼光並稱“譚、戚”。 嘉靖二十九年（1551年），譚綸受命任台州知府，以防禦侵擾沿海的倭寇。譚綸在當地招募鄉勇千人，練兵御倭，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大挫倭寇。次年，數萬倭寇再擾台州，譚綸親率死士大戰，三戰三捷，使軍威大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受任福建巡撫，剿滅福建倭寇，收復興化。隆慶二年（1568年），出任薊遼總督，負責京畿防務。自居庸關到山海關，修建防禦臺三千座，加強東北防務。史稱其“歷兵間三十年，計首功二萬一千五百有奇，亦一時干城矣”。明神宗即位後，被起用為兵部尚書，累加太子少保。 萬曆五年（1577年），譚綸去世，年五十八。追贈太子太保，諡號“襄敏”。譚綸喜愛戲曲，促成海鹽腔與弋陽腔的融合，形成一支重要的戲劇力量“宜黃腔”。著有軍事著作《說物寓武》二十篇

不管他們的關係如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抗倭英雄。

戚繼光和譚綸是下級和上級的關係！

譚綸與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齊名，又與戚繼光並稱“譚、戚”。譚綸一直是戚繼光的上司，戚繼光人寧臺紹三府參將時，譚綸是浙江按察副使，後譚綸調任薊遼總督時又把戚繼光調了過去，兩人一直是上下級關係。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譚綸任福建巡撫，率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平定了福建倭寇。當時的譚綸還是戚繼光的上級，後來戚繼光獨擋一面，北上剿倭，他學譚綸的選兵與訓練方法，在浙江義烏招募三千農民與礦工子弟，成為赫赫有名威震四方的戚家軍。由於戲劇與傳媒的宣染，“戚家軍”家喻戶曉，“譚家軍”卻知之甚少，其實“譚家軍”先於“戚家軍”。

譚綸一直是戚繼光的上司，戚繼光人寧臺紹三府參將時，譚綸是浙江按察副使，後譚綸調任薊遼總督時又把戚繼光調了過去，兩人一直是上下級關係。

雖然戚繼光在嘉靖年間已是名震東南的常勝將軍，但是明朝重文輕武，戚繼光作為一名武將，要想實現自己的抱負，就需要得到文官的支援。隆慶元年，他與譚綸一起被調往北方，次年，譚綸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他推薦戚繼光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這樣，譚綸就成了戚繼光的頂頭上司，為戚繼光工作的展開，提供了諸多的幫助與便利。

與戚繼光關係最為密切、對其影響最大的地方官員是譚綸。譚綸，字子理，江西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1547）進士，南京禮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遷臺州知府。累官至兵部尚書。

譚綸自任台州知府始，便開始與倭寇進行鬥爭，嘉靖末年，倭患漸平，他更是哪裡有警被調去哪裡 ，雖為文官，卻戎馬一生，熟知練兵與戰事。正是在他任台州知府期間，戚繼光南下抗倭，與譚綸一道，經歷了數百次的戰役，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史稱“譚戚”。《譚襄敏奏議》中，譚綸提到戚繼光的奏議就有 132 條，足以見得兩人關係之密切。嘉靖四十二年（1566 年），譚綸任福建巡撫，推薦戚繼光任總兵官,可見譚綸是十分賞識戚繼光的。

戚繼光，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卒諡武毅。漢族，山東蓬萊人。明朝抗倭名將，傑出的軍事家、書法家、詩人、民族英雄。

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擊倭寇十餘年，掃平了多年為虐沿海的倭患，確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後又在北方抗擊蒙古部族內犯十餘年，保衛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進了蒙漢民族的和平發展，寫下了十八卷本《紀效新書》和十四卷本《練兵實紀》等著名兵書。

同時，戚繼光改造、發明了各種火攻武器，建造的各種戰船、戰車，使明軍水路裝備優於敵人；他在長城上修建空心敵臺，進可攻退可守，是極具特色的軍事工程。

首先回答題主問題，譚綸和戚繼光是上下級關係，譚綸是戚繼光的上級，雖然譚綸沒有戚繼光有名，但在明朝的朝堂之上，譚綸的官位更高，而且譚綸對戚繼光有知遇之恩。

1563年的時候，譚綸升任為福建巡撫，成為了正二品的大官，他的老部下戚繼光也升職為福建總兵，兩個人開始了第二次合作。戚繼光到了福建以後，繼續抗擊沿海的倭寇，這一帶的倭寇幾乎都被戚繼光消滅了。1568年的時候，譚綸又調任薊遼總督，大概在今天的北京，山海關到遼河這一片區域。譚綸被調到京畿重地，目的是為了守護北部邊防，防止蒙古人入侵。

後來戚繼光又被任命為薊門總督，成為了神機營副將，兩個人開始了第三次合作。譚綸早在戚繼光到達以前，就開始了編練新兵。戚繼光一到，兩個人共同練兵，戚繼光在薊遼多次擊敗進犯的部族，活捉了董長禿，迫使董狐狸投降，立下了不少的戰功。因為戚繼光在北方的戰功，被朝廷封為了太子少保。可惜，戚繼光後來被調往了廣東，還受到了彈劾，被免職後，病死於家鄉。然而戚繼光的老上司譚綸卻一直仕途順利。明神宗繼位以後，譚綸又再次升職官至兵部尚書，直到逝世。譚綸和戚繼光是一文一武，一個是進士出生，一個家裡世代是軍人，但譚綸應該說是文武雙全，因為他還是明朝著名的軍事家。譚綸和戚繼光不僅僅是上下級關係，還是合作伙伴，兩個人一生合作了三次，在南方沿海地區抵抗了倭寇，在北方抵禦了蒙古的入侵。他們兩個在明朝的政壇上被稱為“譚戚”，可見兩個人之間的深情厚誼。拿後世人的觀點來講，戚繼光功績比譚綸大，但在明朝譚綸是超過戚繼光的。

與戚繼光關係最為密切、對其影響最大的地方官員是譚綸。譚綸，字子理，江西宜黃人。嘉靖二十三年（1547）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遷臺州知府。累官至兵部尚書。“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淹歲。”譚綸自任台州知府始，便開始與倭寇進行鬥爭，嘉靖末年，倭患漸平，他更是哪裡有警被調去哪裡 ，雖為文官，卻戎馬一生，熟知練兵與戰事。正是在他任台州知府期間，戚繼光南下抗倭，與譚綸一道，經歷了數百次的戰役，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史稱“譚戚”。《譚襄敏奏議》中，譚綸提到戚繼光的奏議就有 132 條，足以見得兩人關係之密切。嘉靖四十二年（1566 年），譚綸任福建巡撫，推薦戚繼光任總兵官,可見譚綸是十分賞識戚繼光的。

雖然戚繼光在嘉靖年間已是名震東南的常勝將軍，但是明朝重文輕武，戚繼光作為一名武將，要想實現自己的抱負，就需要得到文官的支援。隆慶元年，他與譚綸一起被調往北方，次年，譚綸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他推薦戚繼光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這樣，譚綸就成了戚繼光的頂頭上司，為戚繼光工作的展開，提供了諸多的幫助與便利。

戚繼光到了薊鎮以後，對於薊鎮的形勢以及應對策略分析如下：“臣謹以兵食器用賞罰大計條為四事為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為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一勞永逸之上計也。如以臣言紕繆，令臣沿襲故事，所將不逾萬人，而緩急無益於事。”戚繼光主張遊兵破虜之計，只有主動出擊，才能夠像倭寇那樣把蒙古殘部全部逐出，一勞永逸。事實上，在今天看來，他的想法也頗為理想化，因為明中期倭寇與北部蒙古民族的情況是不同的。倭寇是明朝特殊國情下的產物，力量也頗為單薄，所以可以透過武力徹底地掃除。而北部遊牧民族與中原地區的衝突，自古有之，雖二帝三王之世，漢唐全盛之時，皆不能免。戚繼光的計劃雖然顯示了他的一腔熱情，然而考慮是不夠全面的。

譚綸指出了遊兵破虜實施的四點難處：“然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御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四難不去，練之策終不可行也。……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矣，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流言易生，且釀他患，是三難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或至，此四難也。”譚綸分析道：遊兵破虜確實是上上之策，然而想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有幾個難處，第一，即使招募三萬人，也得每年增加五十四萬的費用，國庫緊張，難以實現;第二，南兵難調，議論頗多；第三，薊鎮靠近京師，流言易生，恐釀他禍。第四，主動與北方民族進行戰爭，恐怕兵事連年，國家的其他事項難以發展。

譚綸的考慮就頗為周全了，提出了現實存在的問題，從國家大局來看問題，認為當下不適合主戰，要以守為主。他的建議是：“臣熱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可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營……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小警自御，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遏之邊外。此為上策”譚綸此策，實際上薊鎮的兵力並沒有增加，只是在薊鎮範圍內抽調三萬人，專備截殺之用。能夠拒敵於關外就算是上策了。

這相比較於戚繼光的上策相差太遠。然而卻是他根據當時的情況做的最實際的打算。當時明朝的國力根本無法支援一場堂堂正正的殲滅戰，只要能夠守得住就算是功勞了。這就是當時的現實情況，譚綸看的頗為透徹。所以他的提議立馬就得到了朝廷的贊成：“又請遣錦衣衛官二人往浙去募寧紹臺溫金衢等處鳥銃手三千人，人給善器，恤其家屬，優其資用，付杭嘉湖參將胡守仁、原任參將李超將之而北，無誤防秋。”譚綸的主張得到了朝廷的支援，南兵三千得以北調。此後他請求任命戚繼光總理練兵事務。

戚繼光對譚綸的上策並不認同，所以他又連上兩策，再次表明自己的看法。這是他在隆慶二年（1568年）五月的疏：“前條奏請兵疏內，臣已將兵食等務列為四事上陳。比因眾見不協，該總督譚侍郎已釐二策……臣愚以為今之稱上策者，亦權為遷和匱乏之計耳。”戚繼光還是堅持應該打堂堂正正的殲滅戰，不認同譚綸的防守之策這兩次上疏，都是指出薊鎮守兵存在諸多問題，希望再調取南兵，招募新兵，才能夠練就一支節制之師，保衛薊鎮安寧。然而兵部的回覆卻是讓戚繼光愕然：詔回郭琥，任命戚繼光為薊鎮總兵，奪了他的總理練兵之權。這段時間，戚繼光意志頗為消沉，張居正也十分擔心他，在給譚綸的信中詢問戚繼光的近況：“戚帥久不聞問，不知比來何如？”